曹二寶談中共與香港．二｜慘烈國情和特殊黨情啟迪非一般對港政策
曾任香港中聯辦研究部部長、中國國務院參事室特約研究員的清華大學深圳國際研究生院兼職教授曹二寶，去年6月7日在中共深圳市委黨史和文獻研究室舉辦一場關於中共黨史港澳專章的講座，詳細梳理香港與中共的歷史淵源，以及香港之於國家來說無可比擬的獨特地位。本文是曹二寶講座《學習中共黨史港澳專章第一篇（1921-1949）》的第一章第二節，主要探討中共吸取在革命時期「慘烈國情」和「特殊黨情」的教訓，對港採取有別於內地的政策；原載於微信公眾號「一針見世界」，《香港01》獲授權轉載。
「曹二寶談中共與香港」系列之二
曹二寶談中共與香港．一｜工運聯動 香港是中共「初心萌動」之地
【02】鳳凰涅槃，紅色血脈
學習研究中共港澳黨史，曹二寶有一個重要體會，就是中國的「慘烈國情」和中共的「特殊黨情」，深刻教育並啟迪了中共：港澳特別是香港有內地沒有或不可替代的全局性地位功能；對港澳特別是香港，可以實行不同於內地的方針政策。史料顯示，中共這種「中外無出其右」的認識與實踐，歷經的重大曲折、付出的「血與火」代價：就在二次大革命期間。
1、「慘烈國情」中的港澳特別是香港
曹二寶所謂「慘烈國情」，是指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叛變革命，在中國全國（實際是內地）實行白色恐怖長達10年：對中國共產黨人「寧可錯殺一千，決不放過一人」！僅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國民黨反動派就屠殺了31萬多革命群眾，其中2.6萬多人是中共黨員（中共六大不完全統計）。毛澤東說過，他「就在那年（1927年）被逼上梁山」：「誰能料到蔣介石如此厲害，想把我們抓光殺光，讓我們徹底消失。幾次三番逼迫下，我們無路可走被逼上梁山，不會打仗都不行。」
曹二寶引用豐富史料說明：這期間，中共在「慘烈國情」中艱辛探索，隱約看到港澳特別是香港有內地沒有或不可替代的全局性地位功能。先是城市地下鬥爭和武裝起義，陸續在香港實現「鳳凰涅槃」；後是為地處農村的中央革命根據地即中央蘇區，建立以香港為華南交通總站的「黨的血脈」。
（1）「鳳凰涅槃」。主要是兩件大事：
一件就是，1927年4月17日，即蔣介石「4.12」上海大屠殺和汪精衛「4.15」武漢反革命政變後僅僅數日，中共廣東區委轉入地下的同時，就從廣州轉移到香港。曹二寶說，自那時起，直到1949年10月14日廣州解放，這個中共誕生翌年即1922年，就成立的省級領導機關，在中國革命28年的漫漫長途中，22年主要在香港活動。其中兩大特點：
一是，在香港的這個中共省級領導機關，是中共在華南包括東南多省黨組織的指揮中心。如二次大革命和抗日戰爭的粵桂2省（名為「兩廣省委」）、戰後初期的粵桂閩3省（名為「南方委員會」或「南方臨時委員會」等）和解放戰爭後期的粵桂閩贛湘雲貴諸省（名為「香港分局」），等等。
二是，中共在香港的這個省級領導機關，就是港澳黨組織的上級單位，但在名稱上，除了1個月或2年有「香港」字眼外，名稱上都沒有「港澳」字眼。這就提示從事中共港澳地方黨史研究的朋友：對中國革命中的中共省級機關的名稱，切勿以有無「港澳」字眼，來確定它是否港澳黨組織的上級單位。
另一件大事就是，1927年8月1日中共打響了反對國民黨反動派第一槍的南昌起義，和12月的廣州起義，主要領導人都是秘密轉移到港澳主要是香港，才擺脱了國民黨的瘋狂追捕；他們總結起義的經驗教訓、部署或研究新的起義，也都在香港秘密進行。具體如下：
一是，南昌起義勝利後南撤失敗：10月，周恩來、聶榮臻就轉移到香港，葉挺轉移到澳門；11月，賀龍、劉伯承、李立三、聶榮臻、惲代英、郭沫若等分別轉移到香港。
二是，廣州起義失敗：張太雷犧牲；當日葉劍英就轉移到香港；徐向前在內地躲避追捕一年多，也於1929年1月轉移到香港。
三是，部署或研究新的起義：1927年10月，周恩來、張太雷、聶榮臻、惲代英等在香港部署廣州起義；1929年7-8月，鄧小平同聶榮臻在香港研究百色起義；同年9月，鄧小平在香港研究右江起義。其中，聶榮臻在港時間最長（1927年10月-1930年初）：接任張太雷的廣東省委軍委書記（1927年11月），與張瑞華結為革命伴侶（1928年4月）。
（2）「黨的血脈」。
這就是1930年1月到1934年10月，一條由上海到香港，再到廣東汕頭、潮安和福建大埔、永定、上杭、長汀，終點是江西瑞金的「中央紅色交通線」（史稱「華南線」或「韓汀江線」）。這條交通線以香港作為「華南交通總站」，毛澤東譽為「就像我們身上的血脈」！
一是，形成背景。「華南線」是1929年底，朱毛紅軍在開闢了贛西南和閩西2個根據地，併合組為以江西瑞金為中心的全國最大的革命根據地即中央蘇區之後，由毛澤東向中央提出、周恩來（時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兼軍事部長）批准建立的。「中央認為必須與閩西紅軍、朱毛紅軍共同設立一獨立的交通網」，「寧可放棄蘇區一個縣，也要辦好交通線」（周恩來）！中央交通局立即着手開闢，時任中央特別行動科（簡稱「特科」）負責人陳雲，以2根金條部署秦邦禮（時任中共主要負責人博古即秦邦憲的胞弟）到廣東具體籌建。
早在1927年漢口「八七」緊急會議後，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就發出絕密的「3號通告」：「應當建立全國的秘密交通機關」，「各省亦應有此等機關之組織，務使本黨有一全國的交通網。」
當時中共在全國的秘密交通網共有3條主線：北方線、長江線和南方線，其中南方線有4條支線。北方、長江這2條主線和南方線的3條支線，都被國民黨破壞了；只有南方線中的一條支線「華南線」，從開通到中央紅軍戰略轉移、撤出中央蘇區，一直秘密地安全運作。
二是，主要任務。史料顯示，「中央紅色交通線」有三大任務：
①護送人員往返上海與中央蘇區。近5年中，由這條交通線護送出入中央蘇區的重要人員，約200多人。據曹二寶初步統計：
歷任中央政治局常委10人：周恩來、瞿秋白、李立三、博古、張聞天、王稼祥、劉少奇、陳雲、任弼時、鄧小平；
新中國「十大元帥」6人：劉伯承、賀龍、陳毅、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
全國解放前犧牲的中共名將葉挺、惲代英、彭湃、左權等；
還有「延安五老」董必武、林伯渠、謝覺哉、徐特立、吳玉章和與董老同是中共一大代表的陳潭秋，以及後來是正國級國家領導人的鄧穎超、楊尚昆等。
共產國際派到中國的中共數名重要幹部和軍事顧問李德，從上海秘密轉移蘇區的中共中央機關各部門負責人等，泰共總書記等國際友人，都由這條交通線安全送達中央蘇區。
②運送物資和兑換貨幣。300萬蘇區軍民年需900萬元食鹽、600萬元布匹和各類緊缺的軍需物資，不可能在國民黨軍警特對蘇區實行「無粒米勺水之接濟，無蚊蟻之通報」（蔣介石語）的嚴酷封鎖下，全都從內地徵集或採購。
華洋雜處、商業繁榮、通商海外的香港，給中共提供了到全球主要是東南亞採購物資的便利。加之，內地陸路關卡眾多，而香港水路進出廣東相對方便。有數據顯示，中央紅色交通線完成了高達6000多擔重要戰略物資的輸送。
此外，蘇區土改沒收和反「圍剿」戰場繳獲的金銀珠寶等硬通貨，都可在香港或同是華洋雜處的汕頭、上海，兑換成海外或中國內地通行的貨幣，用於採購物資或上繳中央作為革命經費。
「把香港作為華南交通總站，突顯了香港在中國革命中特有的內地難比難替的全局性地位功能。」曹二寶說。
③傳遞絕密訊息和情報。中央與蘇區和紅軍之間上情下達、下情上送的機要訊息，和中共隱蔽戰線包括周恩來贊為「龍潭三傑」（錢壯飛、李克農、胡底）提供的絕密情報，都由這條交通線傳遞，助力朱毛紅軍領導的三次反「圍剿」戰爭不斷勝利。
三是，歷史奇蹟。這條長達3000公里的交通線，在1300多個日日夜夜秘密傳遞的情報、護送的人員和物資，全部安全無損。曹二寶認為，這是古今中外沒有的歷史奇蹟！創造這個奇蹟的，就是無數英勇機智的交通員。他們都是中共黨員，本人甚至全家犧牲了，也堅決完成黨交給的傳遞情報訊息、護送人員和物資等三大任務。中央蘇區曾表彰的「四大英雄交通」：李沛群、肖桂昌、熊志華、曾昌明，就是他們的傑出代表。2021年中國央視熱播電視連續劇《絕密使命》，生動再現了這個歷史奇蹟。
2、「特殊黨情」下的港澳特別是香港
曹二寶所謂「特殊黨情」，是指二次大革命中，中共黨內三次「左傾」路線（瞿秋白、李立三、王明）把持中央領導地位，近乎10年！結果就如毛澤東所說：中國共產黨「受了一次極大的歷史性的懲罰」：「喪失了除了陝甘邊區以外的一切革命根據地，使紅軍由30萬人降到了幾萬人，使中國共產黨由30萬黨員降到了幾萬黨員，而在國民黨區域的黨組織幾乎全部喪失！」具體在港澳的主要表現：
（1）港澳黨組織損失尤為慘烈。港澳雖不屬國民黨區域（或稱「白區」），但在這期間中的短短7年裏，據曹二寶初步統計，已轉入地下的中共港澳黨組織，其省級領導機關，遭港英軍警特破壞至少8次；其省委書記因被港英當局逮捕等原因，就換了至少13次。最嚴重的是：1934年9月到1936年9月，港澳黨組織完全沒有省級領導機關、停止活動長達2年！正如聶榮臻所說：「我在白區工作了整整4年（香港2年），有一個共同點，就是都處在『左傾』冒險主義的統治期。」
（2）內地方針政策硬在港澳推行。曹二寶分析，這期間中共「左傾」路線在港澳工作上的一個重要表現，就是不顧港澳特殊情況，硬性實行中共在內地即蘇區或白區的方針政策。如將蘇區的中心任務「武裝鬥爭」拿到港澳，在兩地開展「擴紅」（招募紅軍）；又如將白區的反帝口號拿到香港，動轍舉行「反英」遊行集會。就在客觀上造成了某種局面，國民黨在內地實行的白色恐怖，香港因有港英軍警特的配合，致使已轉入地下的中共港澳黨組織，特別是省級領導機關屢遭破壞、地下黨員特別是省級領導幹部頻密被捕：或被港英押解到廣州交給國民黨反動政府、英勇犧牲，或由中共以特殊方式營救、秘密轉送他方。
如1928年到香港接替李立三任廣東省委書記的鄧中夏（獲救），中共建黨時期著名領袖、1931年任兩廣省委書記的蔡和森（犧牲），同年12月任兩廣省委代理書記的章漢夫（獲救），1934年先後任兩廣臨時省委、香港工委書記的鄭懷昌（犧牲）等。他們都是在香港的群眾活動或遊行集會中暴露了身份，被港英警察或國民黨特務現場或跟蹤逮捕的。
據聶榮臻回憶：他在香港任廣東省委軍委書記時，就曾建議時任省委常委的香港「五一」遊行總指揮鄧發，取消了這次遊行，避免了中共在港的許多地下黨員和負責人被港英抓捕，卻為時任總書記向忠發批評為「右傾逃跑主義」！
（3）「左」也可以葬送中國革命。
曹二寶引用毛澤東的精闢分析，說明二次大革命中「各次尤其是第三次『左』傾路線」在白區工作的錯誤，就是「經常地無條件地號召和組織政治罷工、同盟罷工、罷課、罷市、罷操、罷崗、遊行示威、飛行集會以至武裝暴動等不易或不能得到群眾參加和支持的行動」，「盲目地認為『鬥爭高於一切，一切為了鬥爭』，『不斷地擴大和提高鬥爭』。」
正是黨內受三次「左傾」路線近10年統治這個「特殊黨情」，使中共深刻認識到一個顛撲不破的真理：「『左』的東西在我們黨的歷史上可怕呀！一個好好的東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會主義，『左』也可以葬送社會主義」（鄧小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