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廖長江：新議會協調較過往難 中央放寬對港政策視乎兩條件
中央去年出手修改本港選舉制度，立法會增加至90席，「復活」選舉委員會界別，衍生回歸以來最懸殊的議會版圖。大批新人晉身議會，商界議員、「班長」廖長江接受《香港01》專訪時表示，新議會雖然沒了以往「好鬥」的反對派，但協調工作難度比過去有增無減。
對於香港整體局勢，他坦言經歷2019年修例風波後，中央對香港的信任受到一定損害，要擺脫這種繃緊的政治狀態，讓中央放寬對港政策，至少有兩個重要的先決條件。
指「建制派班長」稱呼不再恰當 因協調對象包括狄志遠
廖長江上屆立法會開始擔任建制派「班長」，亦即召集人工作，但時移勢易，他在訪問開首即表明，在新政治局面下，稱他作「第七屆立法會總協調人」比較恰當，因現時新議會所有成員都已是「愛國者」，以「建制派」概括特定政見的立法會議員已無意義，所以現時他協調的議員中，也包括報稱非建制派的新思維狄志遠。
監察政府不等同「砌政府」
廖長江前年接受《香港01》專訪時曾提到，建制派監察政府的空間，相當受當時的政治環境影響：當氣氛相對平和時，有空間向政府「是其是，非其非」，指出政府施政的錯誤；當壁壘分明、對立嚴重時，建制派一定要一致槍口對外，難以向政府提出異議，連在議會多發幾次言都難。他在最新訪問中表示，現時由愛國者組成的立法會，正好應驗這種健康的行政立法關係。
「首先有人以為監察政府就一定要『批評政府』、『砌政府』，這個觀念是錯誤的。」廖長江指，新議會運作數月下來，在發現政府問題時，更應做的是善意提點，要求對方從善如流，例如政府早前建議在環境局開設7個首長級職位，但跳過在事務委員會討論的程序，引起議員不滿，政府最終撤回；政府在限聚令人數修訂方面，一度建議由政府直接公告，連在議會「先訂立，後審議」的過程都跳過，議員覺得不妥，政府最終也不再堅持。
協調比過去更難 「以前都有個共同敵人」
談到議會工作，廖長江表明所謂「班長」沒有一個很特定的工作範圍，「因為議會實務有大主席（梁君彥）、立法會秘書長負責，我的職責算是一個『打雜』，有時議員之間出了什麼事，就是我要負責協調，情況多不勝數，可以有一百多種不同情況。不可能一本天書讀到老，要靠本身的經驗。」廖長江如是說。
不過廖長江直認，現時協調議員的難度比以往更高，背後原因眾多，其一以往建制派有「共同敵人」（即反對派），需要一致「槍口對外」，內部必須團結，無暇顧及什麼內部分歧；其二上屆議會的資深議員較多，新丁只佔少數，可是本屆議會有接近三分之二是新丁，各人對議事程序、議會運作或有不同理解，要花更長時間磨合；再者，上屆議會建制派有6大板塊，獨立議員只得4名，可是現時無黨派議員較多：「協調4位（議員）和協調40位，都相差很遠吧？」
廖長江直言，現時新議會的磨合期仍未完成，尤其新議員對一些既有的議事規則、議會慣例、其背後的原意，彼此接受程度也不一致，而對比一些其他國家地區，香港的議會政治遠遠未夠成熟，所以很難像外國議會般主要靠「慣例」處理分歧，不然很容易顯得東施效顰，未來仍需一段長時間「摸着石頭過河」，探索適用於香港的議會常規。
首年任期不能當委員會主席 部份新丁「有情緒」
被問到協調困難的具體實例，廖長江拒絕點名任何議員，但舉出一個例子：「立法會議員一向有個不成文規定，新議員在任期第一年，不能做委員會的主席，但這一點不是太多新議員誠心接受。」他指，此項規定的原意是為免新議員不熟悉議事規則而影響委員會運作，但可能有部份新丁議員自問對某些議題特別熟悉，因此對上述安排有所不滿。
「其實如果你是對某議題很熟悉，有很強烈的意見，反而不應該當委員會主席，做委員發表意見幫助更大。因為作為主席，是擔當『球證』的角色，執行議事規則，要讓人看見你是公允的，不能偏私。不過新丁未必摸索到當主席的精粹，需要一點時間去理解。這種情況未至於很普遍，但他們確實要明白一些慣例的用意何在，開始時未必理解，所以可能會有些意見，甚至乎有些情緒。」
政治衝突損中央信任：香港不能再是國家安全隱患
究其根本，現時議會之所以被改組為「純愛國者」，緣於2019年以來種種政治矛盾，包括修例風波、區議會選舉建制派大敗、民主派「35+」計劃等，直接威脅中央對港管治。於是中央先後訂立《港區國安法》及「完善選舉制度」，出「重手」整頓香港局面，而目前社會仍然處於修例風波的後遺症中，外界不免關注，這種繃緊的政治狀況何時才得以緩解。
廖長江同意，歷經2019年「黑暴」事件後，中央對香港的信任受到一定影響，他對大局的分析是：「中央整體上如何研判香港的情況，不會只是聽其言，還會觀其行，確保香港長治久安，長期繁榮安定才行。」他說到這裡頓了一頓，仔細思考準確的用詞，然後歸納出兩個條件：「一是中央要對『愛國者治港』的落實感到滿意，二是香港不能再是國家安全隱患。」
他指，中央官員已經說過，「一國」的前提更穩健，「兩制」的優勢就更明顯，在過去一段時間香港脫離正軌，未來需要加倍努力重獲中央信任，具體應該做什麼難以評估，「這個應該去問中央官員」。廖長江指，中央出手後本港局勢表面平定下來，但實際上仍有很多暗湧需要處理，而他相信現任特首李家超有心解決這些問題，讚揚對方是一個包容兼聽、重視團隊精神、敢於放權給司局長的領袖。
社會難再承受防疫措施收緊
廖長江最後提到，國家主席習近平今年七一來港發表重要講話，為香港未來發展提供重要啟示，強調中央十分重視香港的獨特性和優勢，包括普通法制度等，這一點過往國家最高領導人甚少談及，這為香港打下強心針，闡明「一國兩制」是長期的國策，港人不用擔心走向「一國一制」。
在這個前提下，廖長江十分明白香港和內地新冠防疫政策不同，既要連通內地，也要連通國際，兩者沒有必然矛盾，需要平衡風險與現實需要，以科學為本將大爆發的風險降到最低，並向內地清楚解說香港的一套，從而在經濟民生與防疫之間，取得合適平衡。
他坦言，雖然現時確診數字有緩慢上升趨勢，但難以再像半年前一樣大幅收緊社交距離，否則經濟民生會極度困難，「香港社會很難承受多一次」，認為現時疫苗接種率已比當時理想，加上許多市民由於曾經染疫而有自然抗體，可有效防止重症和死亡風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