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埃爾諾　原來和中國很有緣　訪北京後有這感想

今年，你比諾貝爾文學獎獲獎者本人更早得知了她的榮耀。來自法國的當代作家安妮．埃爾諾（Annie Ernaux），出於某些原因，並沒有第一時間接到來自瑞典文學院的通知電話。

雖然在國內並不算知名，不過安妮．埃爾諾這個結果絕不冷門。這些年，她在法國以及國際上都是炙手可熱的作家，不僅曾獲法國瑪格麗特．尤瑟納爾終身成就獎（用以表彰她的所有作品），還是法國以男性為主的高中文學課程中為數不多的女性之一。

去年，改編自她同名小説的電影《孕辱》（法語：L'événement）拿下了威尼斯電影節的金獅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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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妮也是一位和中國頗有緣分的作家。在她的童年時期，曾幻想過在中國散步，夢到過被夕陽映紅的雲彩裏的長城，還有一些歐洲人對東方的幻想。到了2000年，她在五月來到北京，真實的走在衚衕裏、公園中，在高樓和平房之間漫步，意識到「我們的語言、我們的歷史不一樣，但是我們在同一個世界上」。

而在她的代表作《悠悠歲月》（Les Années）出版之後，中國更是反應最快的國家之一，第二年就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引進，還被評為中國「21世紀年度最佳外國小説」。這是目前安妮唯一在國內可以買到的作品。而在10月底，上海人民出版社將推出另外三部《一個女人的故事》（Une Femme）、《一個男人的位置》（La Place）和《一個女孩的記憶》（Mémoire de Fille）的中文版。

排隊等諾貝爾文學獎號碼牌的名家這麼多，為何今年是安妮．埃爾諾？大概是因為安妮不僅自創了「無人稱自傳」的新型寫作方式，內容也正是這些年文學獎偏好的「個人和集體記憶」。

她勇敢、冷靜而敏鋭地，揭開了個人記憶的根源、疏遠和來自集體的束縛（for the courage and clinical acuity with which she uncovers the roots, estrangements and collective restraints of personal memory）

當一位作家將自己的經歷和一代民族記憶結合起來，將大大增加自己獲取諾貝爾文學獎的幾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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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媽媽總在看書前洗手」

出生於1940年的安妮．埃爾諾，今年82歲。筆耕不輟的她，今年還出版了新書。另一個和時間有關的關鍵詞，是安妮的寫作生涯開始得並不早。如瑞典文學院所説，「她的作家之路是漫長而艱辛的」。

魯昂大學（法語：Université de Rouen-Normandie）畢業後，她先是在中學教書，當了十來年的打工人之後，34歲才出版了第一本書。之後她跳槽到法國的國家通信教育中心當教授，一面工作一面寫作，退休後寫到今天。

安妮是個誠懇的人。雖然是寫虛構小説出道，但她很快發現到了自己的長處——並非重新構建一個世界，而是向內探索。這種探索既是對自身的：她寫自己的童年、寫自己與身邊人的關係，自己現在的生活，寫親密關係，寫自己在超市遇見的人、在火車站遇見的人、在巴黎地鐵裏遇見的人。安妮甚至出版過不少日記。翻看這些名為《外面，看到的東西》、《親愛的，看看美麗的燈光》、《我愛你，我愛你》的書，多少可以看到我們對法國、對法式的一些「cliche」。

而安妮更深刻的創作，是基於自身探索之上，對整個社會的探索。安妮出生在工人家庭，從不避諱自己通過教育和寫作「跨越了階級」。她覺得如果自己通過寫作獲得了成功，她就能以某種方式為她所處的「下層階級」復仇。她反覆在作品裏提到自己的母親：雖然母親在12歲就輟學了，但從未放棄爭取上升。先是在奶油工廠做工人，後來開了一家咖啡店。在安妮記事起，母親就是個貪婪的讀者，認為讀書和學習會提供通往未來的門票，「我媽媽總是在看書前洗手」。

正因為此，她尤其注意法國社會環境的變化是如何影響自己和身邊人的、社會的不平等、性別的不平等、教育如何改變階級……而這些探索，在安妮的創作中，被提煉為法國數代人的共同記憶，形成了「無人稱自傳」這種獨特的寫作形式。

「披頭四時代是最好的時代」

在安妮十餘本作品中，2008年的《悠悠歲月》得到的評價最高，是絕不能錯過的一本。她很開心地談論了這本書在世界範圍內的影響力，「《悠悠歲月》在德國和意大利都很受歡迎，也被翻成了中文，所以它一定有比作為法國曆史更大的吸引力。」

安妮寫下了小時候在母親的咖啡店聽到一戰和二戰士兵的對話，寫下1968年的社會動盪，寫下避孕藥誕生時很多醫生起初都不想給女人開這種藥……細緻到記錄不同年代的口號、表達方式和消費主義，最終匯成這本法國60年的激盪風雲。

自己的記憶和時代的記憶融為一體後，幾乎所有法國人尤其是法國女人都為之動容。安妮在接受採訪時説：「在傳統的自傳裏，我們寫我們自己，時代是背景。而我不想這樣，我是通過我的感受和回憶講述這段集體歷史，把個人存在放進60年的變化中去。所以這本書屬於每個人，屬於歷史，也屬於社會學。」而在這法蘭西六十年裏，安妮把1968年到1980年、披頭四樂隊的時代稱為最有意思的時期。而對她來説，最好的則是45歲到60歲（1985-2000），因為這是「一個非常自由的時刻」。

出版之後，《悠悠歲月》立刻拿到了法國瑪格麗特．杜拉斯文學大獎；且火速被國內引進，評為「21世紀年度最佳外國小説」。愛爾蘭作家約翰．班維爾評價這本法語暢銷書是「將記憶、夢想、事實和冥想融入我們的生活和生活在這個獨特時代的回憶。」不過在英語文學界，安妮和她的《悠悠歲月》得到廣泛傳播和認可一直到了前幾年——在這本書被翻譯成英文，並於2019年入圍布克國際文學獎的短名單之後。

寫作源於「緊迫感」

截止到今年諾貝爾文學獎開獎前，安妮．埃爾諾在nicer odds的賠率榜上排名第三，前五位有三位都是女性作家。今年位於榜首的加拿大詩人安妮．卡森陪跑多年，排在第四的瑪格麗特．阿特伍德這幾年因為《侍女的故事》（The Handmaid's Tale）而在大眾之間聲名鵲起。

安妮．埃爾諾去年同樣有一部作品因翻拍成電影而在英美收穫了大批讀者，獲得威尼斯電影節金獅獎的《孕辱》。《孕辱》講述的是在墮胎非法的情況下，1963年魯昂學生非法墮胎的經歷。這本書在法國國家劇院舉辦朗誦會時，場場滿座，經常有男性聽眾暈倒。「我想重現當時的真實情況。有數千人進行了秘密墮胎。在1963年、1964年，很難想象有一天墮胎會得到批准，醫生甚至都不會説出來。」正是這種女性被遺棄的感覺，帶給安妮一種寫作的緊迫感。她要保存一些記憶，「保存它，這樣它就不會再發生了」。

她還寫母親的阿茲海默症，寫母女關係的不同温度，寫愛和矛盾，寫母親認為一切性都是骯髒的；這又是安妮創作的又一主題，性不是羞恥的，女孩更不該為此被羞辱。安妮曾懷疑自己會在「沒有看到婦女革命」的情況下死去，直到80年代，她45歲，法國發生了50年代難以想象的改變。這大概也是她認為那是她個人最好的時代的原因吧。性別、語言、階級都是安妮筆下的主題，而這些主題統統指向現實。如她所説：「説真話是小説家的工作。有時我不知道我在尋找什麼樣的真相，但它總是我在尋找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