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房寧・二|古巴大動作「更新」改變了什麼?

撰文:吳婷
出版:更新:

據中國外交部網站11月21日消息,應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習近平邀請,古共中央第一書記、古巴共和國國家主席米格爾·迪亞斯—卡內爾·貝穆德斯將於11月24日至26日對中國進行國事訪問。雖然同為社會主義陣營的國家,但多數中國人對古巴的認識多停留在符號層面,比如切·格瓦拉、老爺車、雪茄、古巴導彈危機、周杰倫的mojito。2018年,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原所長房寧曾率團實地走訪古巴,《香港01》專訪房寧,帶來對古巴的一手觀察和思考。此為訪談第二篇。

01:2018年7月份,古巴開始新一輪改革,政治層面,試圖通過修憲,確定任期制為兩個任期,一共十年。古巴有很大的改革動作。你如何評價古巴此次改革?

房寧:古巴正在進行改革,但在古巴國內,叫「更新」。「改革」這個詞在古巴還不是褒義詞,是負面的。當年古巴批評中國、東歐的改革,說是對社會主義的背叛,所以古巴現在用「更新」。但實際的含義就是改革,要改變古巴的政治經濟制度嘛。

首先,古巴在政治權力交接層面上的變革還算比較成功。古巴第一代領導人卡斯特羅掌握政權長達50多年,在古共八大上順利完成交接。菲德爾·卡斯特羅已經去世,他弟弟勞爾·卡斯特羅如今也退居二線,由革命之後成長起來的人,即以如今的國務委員會主席米格爾·迪亞斯-卡內爾為代表的新一茬領導人順利和平地實現了權力交接,這對於古巴意義重大,也是政治文明的表現。

其次,古巴在政治體制層面上也做了改革,儘管在中國看來,古巴的改革力度不大,但對古巴來說,已經是很大的突破了。具體來說有兩點。

古巴國家主席迪亞斯-卡內爾·貝穆德斯 。(AP)

第一,權力適當分散。這是最重要的。

在古巴之前的體制裏,國家最高權力機關是古巴人民政權代表大會,國務委員會為其常設機構。該機構與中國的全國人大常委會的差異是,它不僅負責代表大會閉會期間的工作,更重要的是古巴最高決策機構,以前國務委員會負責人先後由卡斯特羅兄弟擔任。在卡斯特羅時代,他一人兼任古共總書記、國務委員會主席、部長會議主席、軍隊最高統帥等四個最重要的職務。如今的變革在於,將國務委員會變為古巴人民政權代表大會閉會期間的常務機構,類似於中國的人大常委會。部長會議主席將更名為總理。這樣一個改變使部長會議主席(或總理)將與國務委員會主席就分開了,有一點「黨政分工」的味道。可以說,此前古巴的立法機構、行政機構、黨、軍隊的大權歸於一人掌握的情況逐步改變了。

第二,古巴將開始實行任期制,此變革對於社會主義國家也是非常重要的。社會主義國家政治體制的一個十分重大也是具有很高風險的問題就是政治交接,學術化一點說是政治繼承。社會主義國家政治繼承製度化水平低,政治繼承不規範、不穩定,偶然性大。這樣造成新的領導人權力基礎薄弱,缺乏權威性,往往會進一步導致政策偏差,甚至政權的不穩定。從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的第一次政治交接——列寧與史太林的交接,就導致了蘇共黨內殘酷的鬥爭和血腥的清洗。此後也問題不斷,弊端叢生。最後蘇聯解體也是與政治繼承有關。而任期制是制度化解決社會主義國家政治繼承問題的一個重要基礎。

總的來說,古巴此次改革在政治體制上邁出了步伐。從改革措施來看,古巴此次改革強調政府作用,即行政權的作用。一般來說,行政機構更多需要面對現實問題。按照中國的經驗,改革會讓政府更加務實。

從長遠看,此次古巴政治體制改革也為今後的改革提供了思想、方法和組織層面三重意義上的準備,核心要義在於用制度化的方法重新配置權力。以前的制度下權力集中在個別人手中。權力集中於個人,權力運行就有可能受到個人偏好影響。鄧小平甚至說可能會因個人注意力的變化而影響權力運行。那樣的話,政權就缺乏可預期的政策和行為,而良好運行的社會不能缺少預期,不能總是根據領導的意志而變化;那樣的話,社會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就無從談起。

社會主義國家政治體制改革都會強調法治。在社會主義國家,強調法治的根本意義在於,在政治與經濟、政權和人民之間提供一種可預期的關係,建立了一種契約。只有這樣,社會主義國家中的社會積極性才有可能被調動起來。因此,這是社會主義國家政治體制改革實質性含義和重要性之所在。法治在國家與人民之間、社會群體之間形成一種制約關係,政權藉此給人民一個信號、一種規則,讓人民產生正面和積極的預期,人民才能努力工作、投資置業。

如今古巴也意識到這個問題,雖然僅僅是開始,但已經邁出了一大步。

古巴首都哈瓦那的商業區。(Reuters)

以上都是從規則層面去談古巴改革,在具體政策層面:

第一,古巴允許私營個體經濟,這猶如中國改革開放之初的情形,令人想到義烏當年的「四允許」。(編者注:「四允許」是指允許農民經商、允許從事長途販運、允許開放城鄉市場、允許多渠道競爭)

中國當年打破了此前禁忌,首先,農民可以把家中自產的剩餘產品拿到市場上去賣,而在過去只能交給供銷社。比如自己家的雞蛋必須交給供銷社,然後再買回去。其次,開始允許農民經商,意思是不僅僅可以拿自家的去賣,還可以去販運。這種行為此前在中國叫投機倒把,絕對不允許。

我在浙江調研期間了解到一個有趣的事,當年各地有一個名頭很響的機構叫「打辦」,即「打擊投機倒把辦公室」。那時中國中央政府有工商總局,但地方沒有。如今地方工商局的前身就是這些「打辦」。浙江的打辦在各地設點,其中最著名的要數浙江台州臨海的打辦。在80年代初稍微開放一點的時候,允許浙江温州、台州的商人到椒江、黃岩等地販運賣貨,但不能過臨海。因為設在臨海的「打辦」會查,不允許到寧波貿易。

如今古巴也一樣,可以做生意,開餐館,但目前古巴僅僅是允許個人辦個體戶,而非辦工廠。現在古巴修改憲法,似乎對私人以及外國人投資辦企業有所開放,但從憲法到法律,從法律到政策,從政策到實際,要走的路還長着呢!

還有一個細節,現在古巴人出國和當年中國人出國一樣,可以帶回國幾個「大件」。現在「開口」雖小,但已經有人組織這樣的販運了,即出現了「提包族」。這種行為古巴政府是知道的,但默認允許了。這就是古巴「土淘寶網」的來歷。

中國改革開放初期,浙江義烏成為走在前面的先行先試者。圖為義烏一間運動廠商出產的足球,將出口俄羅斯、巴西等海外國家。(Getty)

第二,古巴價格實行雙軌制。古巴社會一直是計劃配給經濟,他們以戶為單位,按照個人計算,家家戶戶都有一個被稱為「食品類供應證」(西班牙語翻譯)的本子。中國之前也如此,最複雜的時候有糧食本、副食本等多種憑證。古巴居民供應證基本上保證了每個人能吃上飯,計劃供應價格非常便宜,每人每月只需要10-15個土披索就能把供應證內的東西買齊,當然其中不包括肉、蛋、奶。

01:那麼如果人們想吃肉該怎辦呢?

房寧:可以呀,那就要到市場上去買。古巴自由市場或稱「紅披索市場」上供應十分豐富,只是普通人買得起買不起的問題。順便說一下,我在哈瓦那街面上居然看到小型美式超市CVS pharmacy的連鎖店,可見古巴的「紅披族」的購買力!

01:去裏面買東西的人多嗎?

房寧:有呀。人們不用為開店的人操心,沒有顧客肯定就關門了。Pharmacy以賣藥品、日用品為主,也有少部分食品、飲料,與以食品為主的Seven—eleven小超市不一樣。

總的來說,古巴是一個擁有兩種價格,兩種貨幣和兩個市場的國家。一種是供銷社為代表的國有商店,另一種是新出現的商店,包括pharmacy和supermarket,也包括個體戶的商店。在國有商店使用土披索,在新出現的各種商店使用紅披索。當然紅披索也能在國營市場使用。拿雞蛋舉例子,政府每月為每個居民供應五個雞蛋,合土披索大概幾毛錢,一個雞蛋也就是幾分錢,非常便宜。但雞蛋在自由市場上的價格非常貴,買2打雞蛋要70個土披索,大概是憑本供應價格的30倍。

正是因為存在兩種價格、兩種貨幣和兩個市場,古巴逐漸形成了兩大階層,我稱之為「土披族」和「紅披族」,即仍然在國有的企事業單位工作的工薪階層,他們主要使用土披索;另一個是 從事個體經營及對外經營的新階層,他們主要使用紅披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