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專訪】在報館被封鎖過後 踏上流亡人生的土耳其女總編
Sevgi Akarçeşme提着輕便的行裝，出發前往伊斯坦布爾機場，她要飛往比利時布魯塞爾出席一個有關新聞自由的研討會。Akarçeşme身邊的人都以為她出外公幹，但沒有人想到她買的是一張單程機票。她決心要離開土耳其了。
自從土耳其發生流產政變，埃爾多安政府展開大規模肅清，權力更見牢固，又打遏新聞自由，逾200個媒體被迫關閉，近250名傳媒工作者正在獄中，土耳其成為了全球最大的「新聞工作者監獄」。過往一直不畏強權、堅持報道真相的Akarçeşme，最終也因為人身安全受到威脅，不得不拋開所有，孤身到外國尋找新生活，她向《香港01》講述自己由堅持爭取新聞自由，到自我放逐的經過。
「自我放逐後，我的人生由零開始，過往的一切已成歷史。我見不到我的家人，同時也失去了事業和儲蓄，我整個人生都給毀了。」流亡海外兩年的土耳其《今日時代報》（Today's Zaman）前總編輯Sevgi Akarçeşme，以電郵方式受訪，文字裏流露出一種苦澀和無奈，她同時叮囑記者千萬不要公開她的所在地，以免招惹麻煩。
翻看Akarçeşme過往在公開場合演講的片段，一頭不及肩的短髮，說話鏗鏘有力，給人硬朗且權威的感覺。一個鐵骨錚錚的記者，多年來在夾縫中爭取新聞自由，最終竟然自我放逐，而且變得緊張兮兮，不想被人找到，土耳其對記者的打遏，一葉知秋。
「身為時代報系的一份子，本身就已是一條罪，足以令你入獄。」 Akarçeşme過往任職的《今日時代報》，是土耳其最大發行量報章《時代報》（ZAMAN）的英文版，其所屬的空間傳媒集團（Feza Publications）旗下還有吉漢新聞社（Cihan News Agency）。《時代報》以針砭政府知名，在土耳其的影響力不容少覷，尤其2013年一系列有關埃爾多安及其家族懷疑涉貪的偵查報道，在社會引起莫大迴響。該報亦因為與埃爾多安的宿敵、流亡美國的著名伊斯蘭思想家居倫（Fethullah Gülen）淵源甚深，在揭露貪腐醜聞之前，已被政府視為眼中釘。背景如此「不清白」，還敢冒犯總統，難免令《時代報》成為政府重點打遏對象。
報社抗命出版最後一期
2016年3月4日，土耳其政府重拳出擊整頓《時代報》。那天早上，伊斯坦布爾法院下令封閉《時代報》、《今日時代報》和吉漢新聞社，並即時收歸政府監管，並由法院委任的信託人全面接管，理由是該新聞集團為埃爾多安口中的「居倫派恐怖組織」（FETO）作政治宣傳。
法庭一頒令，《時代報》總報社的大閘即時被鎖上，Akarçeşme和一眾編輯、記者在裏面馬不停蹄工作，力圖最後一搏，趕在新管理層接管前印好第二天出版、亦是被「河蟹」前最後一期的報紙。最終他們做到了：3月5日《時代報》的頭版以黑色作背景，再以超大字體寫上「憲法停擺」；《今日時代報》的頭版亦印上「土耳其新聞自由可恥的一天」。
4日晚上，幾百名防暴警察奉召來到《時代報》總報社，他們先向聚集在大門外聲援《時代報》的支持者發射水炮、催淚氣體和橡膠子彈，以圖驅散群眾，其後再強闖入報社，稱要執行法庭頒令。Akarçeşme憶述當時她拿起手機拍攝警方，其中一名警員高呼：「把這個女人按在地上！」兩名高大的女警隨即把她制服。「我知道和他們硬碰根本沒用，於是我回到自己的座位，聯絡一間規模很小、但非常敢言的電視台Can Erzincan TV，讓他們的記者直擊總報社情況。」
Can Erzincan TV是極少數有勇氣報道此事的土耳其媒體，其他的早已歸邊，不是站在政府一方批評《時代報》，便是輕描淡寫，有的索性隻字不提。「我們提早出版報紙，許多國際媒體如CNN、BBC看到我們的頭版後，馬上致電我們了解情況，但很遺憾地，只有極少數土耳其媒體聲援我們。」Akarçeşme說。
埃爾多安掌控九成主流媒體
根據無國界記者組織公布的2018年全球新聞自由指數排名，土耳其在180個國家及地區中排行157，比俄羅斯還低。該組織的另一調查亦發現，土耳其八成媒體立場親政府，足以左右民意。「無國界記者」斷言在這個形勢下，土耳其絕不可能出現公平公正的選舉。
更甚的是，在總統及國會選舉（6月24日）舉行前三個月，當地最大的傳媒集團多安（Doğan）被賣給親埃爾多安的商人Erdoğan Demirören，令九成主流電視台和報章間接地掌握在埃爾多安手中。有分析指，今次多安集團在選舉前易手予「愛國商人」，時機上絕非巧合，目的是要助埃爾多安及其領導的正義與發展黨（AKP），於選舉前作鋪天蓋地的宣傳，進一步淹沒反對黨的聲音。「傳媒老闆通常有經營其他生意，當中涉及公開招標，埃爾多安可以利用這點遊說傳媒老闆歸順，從而操控這些傳媒的編採立場。另一方面，他又下令國營企業不得在反對派媒體賣廣告。同時，與埃爾多安關係密切的生意人開始買下具影響力的傳媒機構，變相令埃爾多安成為傳媒界的最大話事人。」Akarçeşme說。
《時代報》被強行接管後，迅即變成了埃爾多安的傳聲筒，失去監察政府的功能，這固然令Akarçeşme感到意興闌珊，但促使她流亡的最大因素是人身安全受威脅。「即使在流產政變前，許多同事和行家已經被拘禁。我本人也因Twitter的留言因而惹上官非，被判緩刑。」
她續說，警察強佔總報社那天，令她意識到法治、新聞自由真的蕩然無存，她開始為自身安全感到憂慮，於是不辭而別地離開國家。「很多舊同事正受牢獄之苦，有的則流亡海外，我也不清楚他們每一個人逃到哪裏去了，只知道要不是當初走得及時，我現在大概和許多同事一樣被關進獄中了。」
代價沉重但從未後悔
2016年7月15日，土耳其發生軍事政變，但不足一日便告落幕，雖然埃爾多安的總統之位未受動搖，但他趁機肅清異己，包括在各政府機構進行大換血，15萬名公務員、警察、軍人和老師被指與政變有關而遭革職；全國17萬人曾被調查，其中77,000人入獄；包括《時代報》在內逾200個媒體被迫關閉，約150名新聞從業員及作家被捕。
相比之下，走得及時的Akarçeşme顯得幸運，但其實她亦付上了沉重的代價，包括與家人分離、被朋友和鄰居疏遠。「流亡之前，我過着很美滿的生活，自從離開土耳其後，我更加肯定以往的生活很幸福，如今一切要由零開始。儘管如此，我未曾有一刻後悔過，只要想一想我的舊同事，他們還在國內受牢獄之苦，和他們相比，我所付出的根本算不上什麼。但我始終認為報道真相沒有罪，任何人都不應因此受罰！」
那麼，仍然身在土耳其的記者還有什麼方法，可以抗衡鐵腕政權的打遏，在夾縫下爭取編採自主？Akarçeşme決斷地說：「絕對沒有！」或許，在土耳其當記者，就是要在麵包和原則、入獄和流亡之間作出選擇。
上文節錄自第117期《香港01》周報（2018年6月25日）《因批評政府 她成了國家敵人－專訪土耳其流亡記者Sevgi Akarçeş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