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來西亞變天】強人馬哈蒂爾歸來　還是「中國人民的老朋友」嗎

2018年5月9日，被馬來西亞華人稱為「老馬」的馬哈蒂爾（Mahathir bin Mohamad）以92歲高齡，率領希望聯盟實現馬來西亞的首次政權輪替。相較於選前公開批評中資項目的做法，馬哈蒂爾上任首相第一天就表明支持「一帶一路」的立場，打消中方對馬國新政府對華外交政策的不少疑慮。中國官媒現已恢復稱呼馬哈蒂爾為「中國人民的老朋友」，為中馬兩國關係持續和諧發展營造友好氛圍。

中國駐馬來西亞大使白天5月24日上午首次與馬哈蒂爾會面，並贈送寫着「老馬識途」的扇子給他，馬哈蒂爾亦表示自己已多年未訪問中國，期待再次訪中。儘管馬哈蒂爾對華立場是友善的，但他同時與當年他所推行的「向東學習政策」（Look East Policy）的日本保持密切關係。

馬哈蒂爾同日於Facebook貼文，感謝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對他的祝賀，表示6月將前往東京參加「第24屆亞洲未來國際論壇」，並擔任主講嘉賓。儘管屬非官方訪問，但畢竟也是馬哈蒂爾二度就任以來，首次出訪的國家，而他首次拜相時，第一次出訪的非東盟國家也是日本。

從「向東學習」到「向中取經」

回顧中馬關係的歷史，馬國與中國的建交始於1974年，由時任首相敦拉薩（Tun Abdul Razak）促成，而敦拉薩亦是第六任首相納吉布（Najib Abdul Razak）的父親。而在此之前，馬國國父、首任首相東姑阿都拉曼（Tunku Abdul Rahman）是親西方陣營的，並同資本主義陣營的國家站在反共的立場。因此當時馬國也和在台灣的國民黨政府有密切關係。

儘管中馬建交後，兩國關係已不再緊張，馬國作為首個與中國建交的東盟國家，也給其它東盟國家起了示範作用，但實則上雙邊關係在頭十年是沒太大進展的，因中間還卡着海外華人國籍認定問題、馬來亞共產黨問題，以及當時冷戰背景下的意識形態憂慮，多受過西方教育的馬來精英階層對中國還是有一定疑慮的，至今這種疑慮使馬國對中政策仍有一定影響。

馬來亞大學中國研究所饒兆斌副所長認為，希盟政府的精英們對中國政治了解不多，但具有反華思想的也非常地少，相比之下反而對日本比較有好感。他又強調，馬來精英階層的觀感並非一成不變，當他們了解到中國對東南亞的影響力後，或許會有改觀。

具有強烈民族主義傾向的馬哈蒂爾自1981年7月上任後，除延續扶持馬來族群經濟地位的「新經濟政策」之外，為改變馬來人懶散的習性，多向當時帶動亞洲經濟發展的日本、韓國等國家學習，因此在同年12月推出學習日韓的「向東學習政策」，故馬哈蒂爾當時沒有即刻與中國加強關係，而是在親日的外交政策下，派出包括自己兒子在內的多名學生到日本學習。

與此同時，日本也派遣教師到馬來西亞。日本當時是馬國的最大投資國與貸款國，多家日企在當地設廠，馬國的國產車也獲得日本三菱公司的部分技術轉移，當地著名地標建築雙峰塔也分別由日本與韓國建成。

上世紀80年代訪問馬國的日本首相包括竹下登、宮澤喜一、海部俊樹、村山富市及橋本龍太郎，而安倍晉三2015年11月20日也曾到訪馬來西亞。時任首相納吉布還推出「向東學習2.0」，但其推動力度始終不如馬哈蒂爾而無疾而終。

回顧當時馬哈蒂爾首次拜相初期，中國與馬來西亞的關係進展是有限的，後者甚至到1984年在意識形態上仍視中國為東南亞的威脅，認定北京終將實施霸權政策。直到1985年，馬哈蒂爾才首次訪中，之後隨着馬共在1989年投降，中馬兩國關係才迎來「春天」，包括馬哈蒂爾政府在1990年正式取消對馬國人民訪中的限制；1997年中馬兩國簽訂《教育交流與合作諒解備忘錄》，開始互換留學生。

重要的是，外交政策持「中立、不結盟」、支持第三世界、反西方的馬哈蒂爾在這方面的世界觀是與中國契合的。饒兆斌教授認為他有一種亞洲人的情懷，因此馬哈蒂爾就任新首相未必會對中國不友好。對於擅長搞「對衝外交」的馬國而言，必須在各方強權下，讓自身的國家利益最大化，讓國家主權及安全獲得保障。因此當蘇聯解體後，進入由美國主導的單極化世界，立場反美的馬哈蒂爾便積極靠攏中國，以對衝美國對東南亞的影響力。

馬哈蒂爾當時認為，如果沒有前蘇聯與美國抗衡的話，美國將肆無忌憚地侵蝕發展中國家利益。與此同時，中國也開始展開對周邊國家的「睦鄰政策」。因此，馬哈蒂爾執政第二個十年才與中國關係好轉，是有其時代背景的因素。

此外，具有反殖民精神的馬哈蒂爾，在任期間除對與穆斯林世界有敵對關係的美國持批判立場外，也與前殖民宗主國英國關係不睦，甚至提出「最後購買英國貨」（Buy British Last）的口號。而對於西方國家所倡導的民主、人權價值，信奉威權的馬哈蒂爾跟李光耀則倡導「亞洲價值觀」。因此，當1998年馬哈蒂爾革除副手安華所引發的政治風波，面對西方對馬哈蒂爾人權迫害的指責，中國的「和平共處五原則」此時增進了馬哈蒂爾與中國的關係。

除意識形態與西方世界有隔閡外，馬哈蒂爾1991年在第六個「大馬計劃」會議上提出「2020宏願」，誓言讓馬國在2020年成為先進國。為達成此目標，就必須提升馬國國民人均收入與經濟發展，因此中國改革開放後的龐大中國市場商對馬哈蒂爾政府而言就是助力。

冷戰結束後，中馬兩國領袖開始頻繁互訪：中國總理李鵬1990年訪馬；1991年馬國最高元首蘇丹阿茲蘭沙（Sultan Azlan Shah）訪中；接着1992年中國國家主席楊尚昆訪馬，且是第一位訪馬的中共國家主席；而江澤民和朱镕基分別在1994 年和1999 年訪馬；馬哈蒂爾本身共訪中七次。

2003年是馬哈蒂爾主政的最後一年，他在吉隆坡舉辦的第七屆世界華商大會上表示：「雖然他們（海外華人）大多抗拒同化，但他們卻全力認同所居住的國家。他們的存在從未被中國利用為侵略和殖民的借口，這有別於其他一些國家的所作所為。這些華人反而適應所在地的環境，為促進這些國家的發展作出貢獻。」可見當時馬哈蒂爾已務實地認為中資可協助馬國經濟發展，而馬國華人也能發揮文化紐帶優勢。同時，馬哈蒂爾也是第一個出來反駁「中國威脅論」的東盟國家領導人。

值得留意的是，儘管當時中馬關係已處於「蜜月期」，馬哈蒂爾也公開支持「一個中國」的立場與反對台獨，但馬哈蒂爾的外交政策仍有一定的自主性。他曾秘訪台灣進行「過境外交」，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後也派副首相安華訪台尋求經濟援助，主因當時台灣仍是馬國重要的外資來源國。可見對馬哈蒂爾而言，國家利益是他首要考量的。

因此這可以解釋，為何馬哈蒂爾曾批評前首相納吉布將國家主權賣給中國。這是因為在馬哈蒂爾個人認知標準裏，納吉布的經濟外交政策已不符合「國家利益」，馬哈蒂爾相信其自身的經濟外交路線是相對獨立，並服務於國家利益的。

中國崛起後的中馬關係

欲了解中馬關係的發展，除了對領導人性格做分析（如馬哈蒂爾的強人性格）、國家發展戰略（東向政策）外，也不能忽略國際局勢的發展。

回顧馬哈蒂爾首次執政時的國際環境（1981年－2003年），當時中國剛結束十年文革，進行經濟改革開放，而「中國威脅論」仍未興起。那個年代，兩岸間的經濟實力不如今日般懸殊，對於需要外資發展經濟的馬哈蒂爾政府而言，自然不畏懼中國大陸而願訪問台灣。

進入21世紀後，隨着中國在2002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同年開啟將產業「走出去」的政策，「中國崛起」的聲音也隨之而來。在2003年的博鰲亞洲論壇上，時任中共中央黨校副校長的鄭必堅提出「中國和平崛起」。而2003年也是馬哈蒂爾的「首次卸任」，因此馬哈蒂爾的第一個接班人、第五任首相巴達維，面對的是不可同日而語的中國。

雖然巴達維政府只有短短的六年（2003-2009），不過中馬關係在政經文教上的發展相當迅速，包括馬方邀請廈門大學在馬國設分校、馬來亞大學設中國研究所、廈門大學設馬來西亞研究所，以及中馬兩國在彭亨州關丹與廣西省欽州互設產業園區等。

巴達維政府大體上繼承了馬哈蒂爾對中國的經濟實用主義路線，而再由馬哈蒂爾欽點的繼承人納吉布亦是如此。因此各界可看見納吉布政府時期，中資在馬國出現了不少大型計劃，如馬六甲的皇京港，也有引發爭議的碧桂園森林城市、東海岸鐵路計劃等。

具體而言，相比馬哈蒂爾時代的「親亞（日、韓、中）反美」，後馬哈蒂爾時代（巴達維與納吉）的外交政策是相當着重在對衝、避險的戰略，即在經濟上對中國採取實用主義路線，而在國防安全上，雖不與西方國家軍事結盟，但持續保持聯繫，如與美國的軍事關係，具體措施包括巴達維政府在2005年決定重啟與美國的後勤與保障協定，2011年納吉布政府決定提升馬國參與美國主導的「金色眼鏡蛇軍事演習」。這突顯馬國與美方保持密切聯繫，是為戒備區域強權崛起的後備方案。

馬哈蒂爾時代曾促成「東盟10+3」，以透過多邊的形勢面對當時剛崛起的中國。而在後馬哈蒂爾時代，面對日益緊張的南海局勢，以及在2009年宣布「重返亞洲」的美國，儘管當時東盟國家如越南、菲律賓頻頻語出軍事手段解決，但同為南海主權聲索國的馬國始終以外交手段而非軍事手段解決爭議。

因此，欲了解未來的中馬關係，就必須回顧馬哈蒂爾擔任第四任首相時期的國際環境。當時馬國需要中國填補蘇聯解體後的區域權力真空，以平衡美國的影響力；而後馬哈蒂爾時期（巴達維與納吉），則需要「經濟靠中國，國防親西方」，以面對日益強大的中國，這也是中小型國家在不選擇「扈從」策略下，所選擇的對衝之道。

如今在納吉布政府末期與當前馬哈蒂爾重新擔任首相所處的國際大環境，馬國面對的是「離開亞洲」的美國及未見雛形的「印太戰略」，對作為中小國家的馬國而言，儘管可能會與北京保持熱絡的經濟關係，但在部分牽涉國家主權的議題上則會與中國保持距離。

另一方面，馬哈蒂爾2002年訪日時稱馬國經濟能快速發展，歸功於「向東學習政策」。從他首訪的非東盟國家為日本，6月2日宣布恢復「向東學習」的政策，可看出他欲尋求區域的次強國提高自身影響力。既然馬哈蒂爾已表態支持「一帶一路」，為何會在政權輪替後表達檢討東鐵計劃與反對馬新高鐵的立場呢？畢竟「外交是內政的延伸」，馬哈蒂爾領導的希盟競選主軸在於反前朝的貪腐問題。

《香港01》早前亦採訪多名馬國學者與政治人物，他們均指出新政府並非「反中」，而是針對納吉布所牽涉的貪污問題，如馬哈蒂爾質疑東海岸鐵路計劃暴漲的費用，是用來償還納吉布牽涉的1MDB欠債。

新馬來西亞走自己的路

馬哈蒂爾就任新首相後至今未委任外交部長，倘若想了解他的外交思維以及未來中馬關係的發展，可從希盟的競選宣言得出端倪。

人口三千多萬的馬來西亞為使國家利益最大化，向來藉參與國際組織、多邊組織來作為「預防性外交」，當年馬國是首批東盟成員國即是重要一例。

回顧希盟競選宣言，其中提到「首先，我們將推舉我們的領袖，再一次出任伊斯蘭合作組織的秘書長。對上一次，我國出任這個職位的領袖是已故國父東姑阿都拉曼。」這意味着馬哈蒂爾欲重回當年他代表伊斯蘭世界的聲音，與西方世界平起平坐。

另一方面，希盟表示將積極發揮在東盟的角色，通過扎實的外交政策和務實的外交團隊，積極參與國際事務，提高國際社會對馬來西亞的尊重，同時強調將使馬國恢復成為一個不結盟國家。

中國華僑大學馬來西亞研究中心主任鐘大榮接受《香港01》採訪時表示，北京當務之急要和馬來西亞新政府的高層接觸，並建立關係。他指出，過去中方對接觸馬國在野黨有所顧忌，故接觸不多。如今馬國變天後，中方只能改變過去只接觸單邊的做法了。

馬國變天至今已逾一個月，從馬國新政府稱要檢討東鐵計劃與取消馬新高鐵計劃，馬來亞大學饒兆斌教授認為新政府已充分向中國透露了一個訊息，即新政府不會像過去納吉政府般「好搞」，雖然與中國的關係不會惡化，但會希望中國尊重馬國主權。

因此可預見，馬哈蒂爾政府接下來會以公開、透明的標准對待外資；對外則在中美強權間，積極參與伊斯蘭與東盟事務，藉多邊組織的參與，抗衡中美等大國的影響力，以提升自身的影響力及將國家利益最大化。另外，由於美國對馬貿易赤字多達248億美元，後者很可能會受到美國保護主義影響。因此，「中國人民的老朋友」——馬哈蒂爾並不見得會「反中」而「親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