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貨幣危機對中國和香港的警示

撰文:唐宇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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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里拉危機是近來國際市場熱議的話題,雖然隨著土耳其央行出手、卡塔爾向該國投資150億美元,以及里拉匯率反彈,土耳其局勢正在進一步改觀,但是國際金融協會評估認為,土耳其困境不會很快結束,國際收支困境還將持續。

受土耳其里拉巨幅波動傳導影響,阿根廷比索、南非蘭特、印度盧比的後續波動似乎表明,新興經濟體貨幣正在經歷高風險陣痛期,甚至有聲音提出,新興經濟體的此輪貨幣危機可能演變為新一輪金融危機。

土耳其官方將危機歸結為美國的經濟戰爭,這一點並非沒有道理:特朗普宣佈將世界第八大鋼鐵生產國土耳其的鋼鋁關稅翻倍,直接刺激了里拉的暴跌。

美國制裁加上土耳其國內面臨的一連串經濟問題,令投資者紛紛拋售土耳其貨幣里拉。﹙路透社﹚

值得注意的是,強勢美元帶給全球的壓力是全面性的。為什麼美國輕鬆動用制裁和美元霸權,就攪亂了土耳其經濟?土耳其的教訓能給中國帶來什麼樣的啟示?同樣作為新興經濟體的貨幣,人民幣如何不重蹈其他國家貨幣覆轍?阿根廷、南非、印度應對貨幣波動的策略對中國來說有何借鑒意義?對香港而言呢?

一、強大的外匯儲備是抵抗匯率波動的必需品

土耳其外匯儲備自2013年以來持續萎縮,至2017年末,其外匯儲備為8.41億美元。截至2018年3月,土耳其外債總額是外匯儲備的5.4倍之多。2017年,阿根廷外債規模約2,330億美元,佔GDP比值約為40%,遠高於20%的國際警戒線。相對應的是,阿根廷外匯儲備只有600億美元左右,外儲遠低於外債,債權人自然不會對阿根廷的償債能力有信心,極易擠兌阿根廷貨幣。

土耳其外匯儲備自2013年以來持續萎縮,削弱其抵抗經濟波動的能力。(資料圖片)

強勢美元導致匯率波動是必然的,但並非所有貨幣都像土耳其里拉、阿根廷比索一樣出現大幅波動。以香港為例,美元兌港元多次觸及7.8弱方兌換保證後,香港金管局在8月15日三次出手,共買入117.67億港元(1港元約合0.13美元)。這是近三個月來,香港金管局再度出手入市捍衛聯繫匯率制度。

香港外匯基金有超過4萬億港元資產,其中超過八成為外匯儲備,為香港金融穩定提供強大後盾。另外,港元貨幣基礎超過1.6萬億,而銀行在2017年底持有高流動性資產超過4萬億港元,為資金流出提供極大緩衝。過去這幾年,巴西、俄羅斯等國均曾遭受嚴重的債務問題,由於他們外匯儲備較為充足,能夠對債務進行緩衝,因此並未釀成重大危機。

人民幣外匯儲備常年保持在3萬億美元左右的規模,據中國人民銀行資料,中國6月外匯儲備31,121.3億美元。在中國,巨額外匯儲備一直是個非常有爭議的問題,特別是在美元不斷貶值時期。外匯無用論一直被炒得沸沸揚揚。但是目前土耳其和阿根廷的教訓再次表明,強大的外匯儲備對於穩定貨幣匯率非常重要。

中國外匯儲備常年保持在約3萬億美元規模,有助穩定貨幣匯率。(資料圖片)

二、金融政策穩健非常重要

土耳其金融政策的獨立性、穩定性問題早在2015年就引起全球廣泛關注。2015年土耳其政府在新法案中稱:「央行直接自行決定將要使用的貨幣政策工具,以維持物價穩定,這仍然至關重要。」而在2014年的法案中,關於這方面的表述為:「央行將以獨立的方式,繼續決定其將使用的貨幣政策以及貨幣政策工具,以維持物價穩定。」

當時外界都認為,土耳其政府將加大對央行政策的干預,防止高利率影響經濟發展,而該國總統埃爾多安(Recep Tayyip Erdoğan)更是一直宣稱::任何為高利率辯護的人都在犯『叛國罪』!」儘管當時土耳其政府反覆解釋,不斷強調「央行的主要職責是保持價格穩定,它將繼續獨立決定使用何種貨幣政策工具」,但國際市場並不買帳,土耳其里拉一直都在持續貶值。

原定2019年11月舉行的大選,被埃爾多安提前至今年6月24日上演。他5月14日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大選後,土耳其將由議會制變為總統制,土耳其央行必須聽命於總統,「中央銀行當然是獨立的,但是這種獨立性,不能將總統的命令拋在一邊。」這一消息,直接動搖了國際市場對土耳其央行獨立性的信心。

埃爾多安要求央行聽命於他,動搖國際市場對土耳其央行獨立性的信心。(路透社)

6月大選後埃爾多安連任,國際社會對土耳其的未來充滿擔憂,土耳其里拉暴跌就是其直觀反應。

現在土耳其央行應對里拉暴跌的舉措,核心是限制本土機構外匯掉期交易規模、向市場輸送短期流動性,這沒有解決市場的核心訴求──通過提高基準利率解決通脹、解決消費驅動型進口問題。土耳其里拉已經連續數年貶值,土耳其央行一直對於大幅度加息無動於衷。出身寒門的埃爾多安一貫反對加息,他經常自稱是「利率的敵人」,他希望通過維持低利率來降低借貸成本以刺激經濟增長和建設。這樣的抉擇機制導致土耳其的政策處於畸形狀態,偏離了穩定理性的軌道。

阿根廷金融政策過於激進,也是引發貨幣危機的重要原因。

阿根廷歷史上的外匯政策調整經常過於激進:20世紀90年代採取新自由主義經濟發展模式,幾乎對金融市場不加監管;而金融危機後又實行嚴格金融管制。現任總統馬克里(Mauricio Macri)2015年上台後,逐漸取消前左翼政府對外匯的管制,此舉雖然對吸引外資、激發經濟活力起到了巨大推動作用,但由於缺乏管制,資本外流加劇了匯率貶值。政府金融政策調整過於激進加劇資本無序流動。

馬克里上台後,逐漸取消外匯管制,雖有助激發經濟活力,但也加劇資本無序流動。(路透社)

長期以來,中國奉行穩健的貨幣政策。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1日召開會議,分析研究當前經濟形勢,部署下半年經濟工作,提出要做好「穩就業、穩金融、穩外貿、穩外資、穩投資、穩預期」工作。從土耳其和阿根廷的危機看,「穩」字當頭,並不是中國在貿易戰危機下變得謹小慎微保守了,穩是正確的經濟治理方式,也是贏得國際社會信心的關鍵。

三、打鐵還需自身硬

金融政策只是應對匯率波動的操作層面的手段。一國金融穩定的根本,仍然是本國經濟。優化的經濟結構和高品質的發展是抵禦任何風險的根本。

阿根廷外匯收入的主要來源是農產品出口。由於去年天氣乾旱,阿根廷大豆今年減產嚴重;5月初,當地又遭遇大規模暴雨,晚播大豆繼續減產,這導致阿根廷美元收入驟降。經濟結構單一導致出口創匯能力不穩定。

在2008年金融危機後的近9年中,雖然土耳其GDP平均增速維持在7%左右,甚至有幾個季度GDP增速突破10%,但其經濟增長主要受積極財政政策和積極貨幣政策推動,經濟維持高增速的同時,也造成了通貨膨脹嚴重、貿易赤字嚴重、債務高企等問題。經濟一直存在沒有得到有效解決的結構性問題。

支出很高,儲蓄太低。大部分投資都投向了房地產和建築等無法產生太多經濟附加值的領域,同時技術能力和科技水平仍很低。短期來看,需要恢復匯率穩定,通脹需要得到控制,這都需要當局對貨幣政策進行適當調整。從長遠來看,土耳其必須加大在技術、創新、生產力等方面的投資。

中共十九大提出,中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品質發展階段,正處在轉變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轉換增長動力的攻關期,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是跨越關口的迫切要求和發展的戰略目標。

放在土耳其和阿根廷的匯率波動背景下看,中國孜孜以求,謀求經濟結構調整和高品質發展,絕對是正確的選擇。放低增長速度或會帶來一定陣痛,但是一味高速度的低品質增長,會在某個特定時間顯現出極大的危險性。那些對美元過於依賴,不放棄低品質增長的國家已經有足夠的教訓。

(多維新聞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