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之危：被操縱的資本和社會

從2016年開始，西方精英階層的頭頂，一直有一團遊移不定的陰雲和一個巨大的問號：我們的世界怎麼了？一切都讓他們看不懂了：從英國脱歐到美國總統特朗普（Donald Trump）當選，如今甚至極可能順利連任，示威遊行和街頭運動在全球爆發，政治分裂的趨勢在歐美都似乎不可逆轉地蔓延開來。

此時此刻，英國因為脱歐面臨分裂可能，捷克首都布拉格爆發萬人遊行要求總理下台，法國養老金改革引發大罷工，印度反《公民身份法》的抗爭升級，南美國家更是一一陷入動盪……太多的衝突，甚至讓很多人麻木了。也許這是精英階層要面對的新世界吧，可是問號仍然還在：究竟發生了什麼？還能如何維護西方的民主？

英國評論家沃爾夫（Martin Wolf）呼籲，西方需要改革「被操縱的資本主義」。沿着這條思路，或許可以得到以上問題的答案。

資本主義制度「被操縱」了，一個本身應該實現資源合理配置、經濟增長、政治自由良性循環的體制，在今天因為被食利階層操縱而失靈了，因此出現一系列的社會問題。

問題還是在經濟

按照沃爾夫的觀察，在過去的40年裏，西方國家特別是在美國，發生了生產力增長緩慢、不平等增多，以及金融風險的極大增加。

在這幾項問題之中，最核心也最根本的仍然是生產力。根據美國勞工統計局（BLS）的數據，美國在戰後曾經歷兩次生產力的快速提升，分別是在二戰結束後的20年以及上世紀90年代互聯網普及之後的10年蓬勃。然而，2005年到2018年，美國的平均生產力增長率還不如1973年到1995年之間的平均值，而彼時美國經歷了石油危機和多年的滯漲。

問題是為何如此？金融危機的衝擊是最先能想到的答案。不過這背後的體系才是真正的問題。

過去幾十年，資本主義生產過程中出現了兩個嚴重的問題，一是股東權益最大化成為企業經營的核心目標，二是金融業的過度繁榮。

中國科技企業華為創始人任正非曾多次解釋為什麼多年來不願公司上市，他認為「資本貪婪的本性會破壞我們理想的實現」，「如果上市，股東們看着股市那兒可賺幾十億元、幾百億元，逼我們橫向發展，我們就攻不進無人區了」。

任正非實際上用了很簡單的幾句話說出了資本市場對企業發展「硬幣的背面」，注重短期利益和充滿不確定性的資本市場的確可以讓企業迅速膨脹，但是也可能造成公司內部的利益衝突、管理漏洞，併吞噬本應用於創新的資金，影響公司長期戰略和發展目標。

企業如此，整個經濟體的運行同樣如此。根據2015年國際清算銀行（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所做的一項研究發現，金融發展水平到一定程度，對經濟發展有利，但是過度發展反而拖累經濟增長和生產力。過度繁榮的金融業把吸收的資本的人力資源完全用於為金融業本身活動，脱離了生產本身。

當然，泡沫會累積也會破裂。從21世紀之初美國互聯網泡沫的破裂到2008年的金融危機，西方對金融風險的爆發並不陌生。但是大浪淘沙之後，存活下來的企業逐漸發展成行業寡頭，在政策保護下變得「大而不能倒」，美國華爾街的投行以及保險公司就是如此。

在全球化的潮流和金融業擴張的雙重作用下，各行各業逐漸出現都出現了「贏者通吃」的大型跨國企業，掌握資本和技術的的寡頭們也掌握定價權和市場，輕鬆獲得壟斷租金，天價抗癌藥物的產生就是最好的例子。壟斷企業不僅更難監管，而且讓整個行業競爭降低，打擊生產效率。

今天，貨幣寬鬆在全球迴歸，美聯儲改革「沃爾克規則」放開對華爾街的監管，泡沫仍在累積，但抵禦風險的能力甚至不如從前。政府為什麼無能為力？因為食利階層已經和民主政治的權力結構緊密聯繫在一起。

社會惡性循環的形成

不幸的是，以上所有造成生產力增長緩慢的因素，同樣也是一大社會問題的成因——就是貧富差距的加大。

哈佛大學教授和拉扎德銀行（Lazard Freres）合作的一篇論文中指出，1948年至1973年，美國實際家庭收入中位數每年增長3%，這也意味着一個孩子有96%的機會比他或她的父母得到更高的收入，但是自1973年以來，中等家庭的實際收入每年僅增長0.4%，28%的下一代收入不如父母。

與此同時，在英國，首席執行官平均薪酬與普通員工平均薪酬比從1998年的48倍升至2016年的129倍。在美國，這一比例從1980年的42倍升至2017年的347倍。而這種收入的差距在發展中國家同樣存在。

技術革命造成的人力需求變化當然是原因之一，但是這樣的收入差距並不是美國政府所嚴厲打擊的移民問題以及國際貿易造成的，而是股東的權益沒能流向企業員工的收入、金融業的蓬勃沒能帶動實體經濟的發展，造成中產階級的萎縮。

同時，企業偷税漏税的渠道更加便捷、遊說能力的增強，最終讓社會福利的時代過去。税收漏洞有多大？美國企業在包括百慕大地區、英屬加勒比海、瑞士等六大「避税天堂」錄得的利潤，是在全球除美國外前六大的經濟體經營利潤的7倍。即便如此，企業仍然有能力遊說美國政府繼續發出「減税大禮包」。

即便美國國會常常把跨國企業的CEO叫來「聽證」，然而既得利益者和政府的關係並沒改變。特朗普上任的原因之一就是中西部地區對貧富差距的不滿，可是上任之後，他的內閣裏仍舊坐滿能源大亨、華爾街大鱷的代理人們。特朗普要「吸乾腐敗」，的確難靠他一人之力。

中產階級是社會穩定的基石，社會福利的不足和貧富差距的加大則成為民粹主義和極端力量的温床。加之社交網絡的風靡以及信息化時代的亂象叢生，輿論的兩極分化更被放大，很多信息可信度不足而煽動性極強，最終我們除了兩個陣營之間的相互詆譭謾罵，幾乎什麼也聽不到了。這種只知相互破壞的情緒下，何談民主之說呢？

由此，被操縱的資本最終導致了社會的分裂和動盪，民粹的抬頭實際上仍在加劇這種惡性循環。

在西方大呼「民主制度正在經受挑戰」的時候，他們其實並沒錯，錯的是這種挑戰不是來自外部，而是自身。或者說要讓資本主義的民主制度不被操縱，就必須進行有力的改革。

此時回首所謂的「歷史的終結」說，未免令人唏噓。西方精英階層在當前的浪潮之下顯得無力迴天，但是認識到問題的本質，或許才是改變的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