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有話說】不能用「誰是話事方」概括美國以色列關係

特朗普最終兌現了自就任美國總統伊始的承諾，於1月28日推出了「世紀協議」，以解決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這一對宿敵之間的領土和國家主權問題。
但兌現承諾不等於實現目的，人們也都心知肚明，巴以之間的歷史恩怨與現實矛盾，不是一份協議就能解決的。圍繞特朗普推出的「中東和平計劃」以及巴以問題，《香港01》採訪中國西北大學中東研究所副教授、敘利亞研究中心研究員王晉。
在王晉看來，不需要對特朗普的「中東和平計劃」抱太大期待，因為新方案發佈會本質上就只能是一場精彩紛呈的「海湖莊園秀」。

01：特朗普公布的和平方案，總共181頁，內容主要介紹未來美國、以色列以及巴勒斯坦的關係。其中最具爭議之處，在於涉及巴勒斯坦建國的方案，比如在承認巴勒斯坦建國的同時，也承認耶路撒冷為以色列不可分裂的首都，並將以色列在西岸的所有殖民地納入以色列領土，約旦河谷亦以安全為理由被納入以色列領土，等等。你怎麼看特朗普推出的這份「世紀協議」？

王晉：在特朗普宣布「中東和平計劃」之前，儘管各國的中東問題專家們都在等待着最後的細節，但是熟悉巴以問題和美國中東政策的觀察家們，其實早已對特朗普的「新方案」不抱太大的期待。

從特朗普上台之後特立獨行地將耶路撒冷稱為「以色列首都」，並且或明或暗地支持以色列「兼併約旦河西岸」，到2018年各大國際輿論不斷曝出美國正在醖釀的「世紀協議」細節，以及2019年5月特朗普女婿庫什諾在巴林峰會上展示的「和平到繁榮」計劃書，一切都已經框定了特朗普此次發佈會上推出的「新方案」的主要內容。特朗普新方案公布的場景也因此成為了一次「現場秀」，有的媒體甚至用「海湖莊園秀」（Mar-a-Lago gathering）來形容特朗普的新計劃發佈現場，似乎作秀的成分大於嚴肅的態度，完任務的心理多於做實事的迫切。

01：雖然這份協議是特朗普在上台伊始就醖釀的，但位子決定思維，坐在美國總統的位子上，特朗普對於中東問題的思考，尤其是對於巴以問題的思考，是否也在不斷發生變化？如果是，具體發生了怎樣的變化？

王晉：特朗普的特立獨行，已經在諸多國際國內敏感議題上有所體現，其最大的特點，就是不再堅持「政治正確」，放棄道德和義務的考量，轉而根據現實的利益做出決策。在巴以問題上，特朗普同樣也是「不走尋常路」。

特朗普對巴以問題經歷了一個漸進的學習過程。在上任之初的2017年3月會見來訪的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主席阿巴斯時，特朗普曾謙虛地表示自己還在「學習過程」，特朗普的中東問題團隊，如女婿庫什納、顧問格林布拉特、駐以色列大使弗里德曼等人，都頻繁地前往以色列、巴勒斯坦和其他阿拉伯國家，就巴以問題交換意見，尋找巴以問題可能的解決方案。

但是巴以問題的複雜程度，顯然也讓特朗普本人及其中東問題團隊感到難以入手。於是特朗普轉而拋棄「政治正確」的約束，而傾向於通過「承認現實」來解決巴以問題。比如在耶路撒冷問題上，特朗普將其稱為「以色列首都」，但是也宣稱會接受未來巴以雙方就耶路撒冷地位問題的決定；在戈蘭高地問題上，特朗普也認為以色列已經實際控制了數十年，因此應當承認以色列在戈蘭高地佔領區的權利；在約旦河西岸問題上，特朗普多次暗示，將會承認以色列興建的猶太定居點，反對將整個約旦河西岸交給未來的「巴勒斯坦國家」。

01：面對這份「世紀協議」，外界不出意外地從中讀出了偏袒以色列的意思，而作為這份協議的當事方之一，巴勒斯坦卻是全程缺席。這本就很有諷刺意味，巴勒斯坦的命運不由自己說了算，甚至連在場「旁聽」的機會都沒有。

王晉：特朗普在巴以問題上「親以色列」的立場和行為，無疑與其自身和其團隊的「猶太人」背景有着密不可分的關係，很多針對特朗普巴以問題立場的批評也正是源自於此。比如特朗普的女婿庫什納家族的猶太背景，他的巴以問題顧問們的猶太人身份，以及競選過程中受到來自於猶太富商謝爾頓夫婦的資助和支持（1月28日晚上特朗普宣布巴以問題「新方案」儀式上，謝爾頓夫婦就坐在第一排），都顯示出特朗普在巴以問題上偏袒以色列的「合理性」。但是這種「身份決定決策」的認知，實際上忽視了美國在巴以問題上所面臨的窘境，以及巴以問題的複雜性。

01：時下來看，美國在巴以問題上具體面臨着怎樣的「窘境」？美國是否真的如外界所說，主宰着或者說決定着以色列的命運？

王晉：對於美國來說，巴以問題已經變得難以解決。一方面，很多人有一種錯誤的認知，認為「美國能夠決定以色列，而以色列能夠決定巴以問題」。這種認知的前半部分，就是對於美國和以色列關係深刻誤解。實際上美國也許可以影響以色列，但是難以決定以色列的內政外交。

美國確實在歷史上給予以色列諸多幫助和支持，但是並不代表着以色列完全沒有自主權和獨立屬性。即使是在奧巴馬時期，美國和以色列關係陷入低潮，以色列也一樣長期抵制奧巴馬政府與伊朗簽訂的「核協議」，也公開批評奧巴馬政府在巴以問題上「偏袒巴勒斯坦」。在俄羅斯和烏克蘭的衝突中，以色列也不顧美國反對，長期支持和同情俄羅斯，力圖在美國壓力下保持自己的政策自主性。

另一方面，以色列也同樣無法完全引導美國。有一種觀點認為「猶太人控制美國，而以色列是猶太人主導的國家，因此以色列控制美國」。在美國國內，猶太群體的影響力確實很大，當年米爾斯海默所撰寫的《以色列遊說集團和美國對外政策》一書，也揭示了美國受到的來自於以色列的巨大影響。但是這種影響需要通過美國猶太人社團來傳導，而美國的猶太人社團之間的關係也十分複雜，不同的猶太人社團對於以色列的國家意識形態、國內政策、外交理念都有着不同的期許和觀點。

甚至以色列國內學界也認為，自己仍然沒有能夠很好地組織起在美國的以色列公民和猶太群體，在美國國內政治、學界和輿論界施加更大的影響。近些年來，BDS運動在美國國內的影響力日益增長就是最好的證明（編注：「BDS運動」，意味抵制[Boycott]，撤資[Divestment]，制裁[Sanctions]，是一項全球性運動，目的是向以色列施壓，呼籲以色列政府停止佔領巴勒斯坦土地，尊重阿拉伯裔以色列人的平等權益，並尊重居於海外的巴勒斯坦難民的迴歸權）。

因此，美國和以色列之間的關係，很難用「美國決定以色列」或者「以色列決定美國」來形容，實際上無論是美國還是以色列，內部都有着錯綜複雜的社會和政治力量，無論是美國還是以色列，在巴以問題上的重大決定，都是決策者根據現實做出的自認為最理性的判斷。

01：如你所說，在巴以問題上，一直也存在着錯綜複雜的社會和政治力量。就您在以色列多年的生活和工作經歷，政治之外，普通民眾層面是否有和解的可能，或者說有破局的空間？因為不少以色列作家，比如以色列的國寶級作家阿摩司·奧茲，以及著有《我的應許之地 以色列的榮耀與悲情》的阿里·沙維特，在如何對待巴勒斯坦的問題上都或多或少有一些反思。

王晉：當前巴以問題的解決，就是和平已經進入「死胡同」。首先，巴以雙方民間的信任程度已經岌岌可危。上世紀90年代初曾經風靡一時的「接觸帶來和平」理論，即認為更多的對話和了解會化解矛盾的學術假說，已經被證明為空談。

我在以色列生活期間，經常見到來自於美國和歐洲的猶太學生，他們在回到以色列初期，往往樂觀地認為，如果「猶太人學阿拉伯語」「巴勒斯坦人學習希伯來語」，那麼「和平就能到來」。一些公益組織將猶太人學生和巴勒斯坦學生「混編班級」，組織巴勒斯坦成年人和猶太成年人進行對話，一起看電影，一起聚會等等。但是個體層面的友善實際上難以轉化為政治層面的諒解，個體的行為也難以被等同於群體行為。

因此很多曾經帶有幻想的美國或者歐洲猶太青年，在經歷了幾年以色列社會生活後，也從號召巴以和平、以色列讓步的「左翼」轉變為敵視巴勒斯坦的「右翼」。當然並不是所有的以色列猶太人都秉持右翼政治理念，仇視和敵視巴勒斯坦人，但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間不信任感不斷降低，對於彼此和平相處前景的不信任，是一個現實。

以色列國內愈發複雜的社會政治關係，也阻礙了以色列「用一個聲音說話」。任何和平的達成，必然意味着一方或者各方都進行一定程度的讓步，而讓步的前提必然是讓步一方能夠擁有絕對的威望，打壓國內反對聲音。而這一點，在當前的巴以雙方都不存在。

上世紀90年代巴以和平，尤其是奧斯陸和平進程得以開啟，重要的前提條件就是巴以雙方都可以大體上按着「一個聲音說話」。以色列國內左翼的工黨（現在由於「二代當政」和內部紛爭，工黨已衰落成了「二流政黨」）能夠與右翼利庫德集團達成某種默契，進而在關鍵議題上做出讓步。反觀今天的以色列政壇，宗教右翼團體的崛起，左翼政黨話語與主流社會之間存在巨大鴻溝，歐洲猶太人、阿拉伯猶太人、非洲裔猶太人和俄羅斯猶太人之間在社會議題的對立，都已經嚴重撕裂了以色列政治凝聚力的基礎。從2018年末到現在，以色列經歷了兩次大選都無法成功組建政府，以色列國內在未來內政外交諸多議題上表現出的分裂和對立，都是其歷史上所罕見的。以色列無法再用「一個聲音」說話，在巴以問題上，也必然無法進行實質性的讓步。

01：以色列無法再用「一個聲音」說話，巴勒斯坦內部的分裂，也讓巴勒斯坦內部無法凝聚為一個力量。

王晉：沒錯。上世紀90年代初，阿拉法特帶領的海外巴勒斯坦抵抗團體迴歸時，被廣大的巴勒斯坦民眾視為「英雄」，其威望前所未有。但是隨着法塔赫主導的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執政後的表現，尤其是貪腐、紛爭和各類醜聞的出現，使得巴勒斯坦民眾對於巴民族權力機構的信任度不斷降低；與此同時，帶有伊斯蘭政治屬性的哈馬斯的崛起，也在很大程度上彰顯了巴勒斯坦內部「世俗-宗教」「海外-本土」之間的傳統裂痕。

這一裂痕在2006年的哈馬斯和法塔赫衝突中達到高峰。而更加激進的巴勒斯坦伊斯蘭聖戰組織「吉哈德」，也在近些年試圖複製當年哈馬斯的成功經驗，在加沙地區通過不斷挑釁以色列來損耗哈馬斯的統治權威，進而提升自己的影響力。法塔赫內部在繼承人人選問題上久拖不決，流亡在外的達赫蘭也不斷試圖通過各種形式來影響法塔赫的內部進程，都使得巴勒斯坦內部無法用「一個聲音說話」。任何讓步，都可能被政治對手用來攻擊自己，致使巴勒斯坦無法在談判桌上做出理性的讓步。

01：巴以之外呢？中東其他的力量與因素又在如何影響着巴以問題？

王晉：巴以問題在中東地區的敏感性和重要性已經大大降低，民族主義戰勝了各個泛身份意識形態。20世紀的歷史證明，民族主義才是最終的勝利者，也許民族主義有各種弊端，但卻是大勢所趨。在特朗普的「發佈會」上，不僅有來自於美國國內的一些政要名流，也有阿聯酋、阿曼和巴林駐美國大使，顯示出海灣阿拉伯國家對於特朗普巴以問題「新方案」的支持。

從歷史上看，巴以問題一直都是阿拉伯國家用來「內鬥」的工具而已，無論是納賽爾領導的埃及軍隊在1967年慘敗於以色列（彼時埃及將自己的精兵強將調往也門，同沙特進行爭奪），還是敘利亞和約旦與以色列或戰或和的微妙關係，巴以問題從來都是阿拉伯世界的「政治正確」，而非真正意義上的核心議題。

1987年時任約旦國王侯賽因宣布放棄「代表巴勒斯坦人民」，承認民族主義的力量取代了泛阿拉伯主義政治理念，都表明了民族主義才是中東世界發展的歷史趨勢，無論你是否喜歡。2011年以來中東阿拉伯國家普遍陷入內部紛爭，不同國家民眾開始關注自身問題，而巴以問題也逐漸淪為邊緣性話題。在此背景下，想要調動其他阿拉伯國家一起幫助實現巴以問題的解決，實際上僅僅是空想而已。

01：美國無法決定以色列，也無法決定巴勒斯坦的內政外交，巴以雙方互不信任，也都無法統一各自的內部聲音，阿拉伯「兄弟們」也不願意切實提供幫助，這些都讓美國不得不重新審視巴以政策。

王晉：特朗普選擇了「尊重現實」，即根據以色列現實控制耶路撒冷和約旦河西岸大部分地區為基礎，以金錢收買的方式來壓迫巴勒斯坦做出讓步，將過去「土地換和平」轉變為「金錢換和平」的原則，來提出巴以問題的方案。

其實特朗普應該也很清楚，無論提出何種方案，都無法實現巴以和平。巴以問題已經成了一個死結，無論是誰來接手，巴以都無法實現彼此都滿意的和平協議。在此背景下，即將到來的總統大選成為了推動特朗普提出和平方案的主要考量，也正是因為如此，特朗普的新方案發佈會就只能是一場精彩紛呈的「海湖莊園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