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左的怒與火・二】當特朗普的對立面成為「正確」
疫情之後，弗洛依德事件成了思潮的新擂台，既在歐美喚起久違的示威場面，也令無數陣營相互撕裂、結合，往復之間，既有白左與保守的碰撞，也充塞政治正確的再扣問。如今，針對歷史的檢討之風悄然颳起，偉人雕像一一倒下，各國的本土視角也互有激盪。
隨着事件演變日趨激烈，經濟、政治、階級、種族話語逐一上場，有關人類苦難的解答，向來沒有標準答案。弗洛伊德之死，未必成為某個時代的起點與終點，卻必然是段值得銘記的歷史。
《香港01》為此準備七篇系列文章，此為第二篇。
美國非裔男子弗洛伊德（George Floyd）日前遭白人警察壓頸致死，掀起全美、甚至泛全球的反種族歧視運動。不過，情況最嚴重的仍屬美國境內，警民衝突四起、連帶發生的暴力打劫事件頻傳，在新冠肺炎疫情仍未結束之際，又給美國社會帶來更多動盪。
若放大視角來看，弗洛伊德之死，只不過是在美國建國以來層出不窮的黑人苦悶史、貧富差距、以及底層世襲等社會結構性問題上再加上一筆註記。這是美國在民主自由的光鮮外表下，矛盾存在的不堪現實。
但美國社會趁此機會將對特朗普政府的不滿、以及長期存在的各項社會問題大肆宣泄；從市井小民到華府政客，無不借機大作文章，政治對手當然也不會放過──甫獲民主黨提名的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拜登（Joe Biden）稱弗洛伊德之死是「美國歷史的重要拐點之一」；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Nancy Pelosi）還披上非洲國家加納傳統服飾「肯特」（Kente），率領民主黨議員單膝跪地向弗洛伊德默哀致意，雖然也衍伸出一些爭議，但也達到吸睛效果。
當特朗普的反面就是「正確」
姑且不再去多贅述弗洛伊德之死的前因後果，但隨着運動演變至今，開始有人分析認為，BLM（Black Lives Matter）逐漸成為是一場由「白左」主導的社會運動。
關於白左一詞，其實是中國大陸民間所創造出的術語，並流傳到國際間。這群人向來被批評為只關心移民、少數民族、LGBT和環境等話題，甚至往往也被認為是忽視社會存在的真正問題。
在美國沒有對應的詞彙，最相近者或許是意思更為負面，更為貶義的「libtards」，lib為自由派liberals之簡寫，tards則為俚語中的弱智，這也是部分美國右翼用以形容美國左翼自由派菁英與民主黨陣營支持者的粗俗用詞。在部分右翼人士看來，這些「libtards」自詡擁有多元立場與價值，在歷次的民權運動中，莫不急於充任急先鋒。然而，也因為始終自以為是，擁護着那空洞的高尚價值。
在此次由弗洛伊德之死造成的美國騷亂中，白左們好似爭了一口氣。主要是因為這場蔓延至全球各地的活動，其抗爭的核心訴求和這些白左的價值觀十分吻合，白左們也都以高度的熱情，爭先恐後參與這場劃時代的活動，和他們的戰友一起衝鋒陷陣。媒體撻伐特朗普、藝人聲援BLM，滑開手機幾乎都是一面倒的批評特朗普政府應對抗議的態度、批評種族歧視，在反特朗普大旗下，大家團結一致。
白左在BLM趁勢奮起，更搭上「政治正確」的列車，美國《紐約時報》更因刊發共和黨參議員科頓（Tom Cotton）題為「派入軍隊」（Send in the Troops）的評論文章，遭到內部和外界強烈的抨擊，最終刊發這篇文章的評論主編James Bennet為此引咎辭職。
白左在此次媒體界、學界、演藝圈的大聲量，可以追溯回特朗普2016年當選後引起美國學術界、媒體、與自由派的震驚、憤怒和反撲有關。在特朗普當選後，幾乎站在其對立面的自由派媒體、政治人物，除了擁護「進步價值」，更是以站在特朗普的對立面而立足「輿論高地」。在「反特」大旗下，議題的討論趨於扁平表面，抨擊特朗普成為準則，缺乏對特定議題的探討及深化的脈絡梳理，反而帶有「為反而反」的味道。
兩黨制下的政治極化
當然，在兩黨制度下，在此次議題表現的最為「突出」、「煽情」的仍是在野黨。民主黨就完全站在示威者一方向特朗普政府施加壓力，儼然一副黑人代言人的角色，2020年更是大選年，除了拜登參加弗洛伊德的葬禮外、佩洛西率領議員下跪，曾出過一位黑人總統的民主黨在此次議題上當然不可能放過，但是比起推出能解決問題的「實質」方案，民主黨更像是在「表態」以藉此打擊特朗普。
然而，這並非是要幫特朗普脱罪。畢竟外界從特朗普口中聽到什麼驚世駭俗的言論都已不稀奇。重點其實更在於，包括種族歧視、貧富差距等問題存在美國社會已久，但白左以及民主黨政客長期以來卻只是將黑人與弱勢當成工具，沒能把問題從根掘起，使得類似的悲劇一再上演，也讓白左們永遠都有表演舞台，這已不只是特朗普的問題，更是整個美國社會從上到下的問題。
進步價值與「貼標籤」
其實，這次美國社會騷亂，雖帶起全球一股「BlackLivesMatter」的風潮，但這並不代表歐美社會真切重視種族歧視問題，或所謂的追求黑人權利就是進步價值。如同上文所言，種族歧視問題是有史以來即存在各地的沉痾，不僅是美國，歐洲各地亦然，亞洲也不例外。這與各地的歷史、文化都有密不可分的聯繫。
但究竟什麼是「進步價值」？若當一項價值或個別問題被討論了數十、甚至上百年後仍未達成或解決，那麼這個進步價值是否還有顏面被稱作「進步」？
當弗洛伊德屍骨未寒之際，美國亞特蘭大又發生黑人布魯克斯（Rayshard Brooks）拒捕遭警方擊斃的事件，對此，進步價值者抓緊機會續作文章，以此佐證黑人的弱勢，以及抗議活動的合理性。然而，他們卻忽略布魯克斯是因為拒捕，並反搶警方的電擊槍，才遭槍擊。進步價值者只看到黑人被擊斃的結果，將布魯克斯當作又一個符號、另一個可以消費的對象。
再者，隨着黑人之死引發的後續抗議活動，部分從最初理性的要求演變成暴力的打砸搶事件，其中摻雜了某些趁火打劫者，但他們同樣將自己貼上「進步」的標籤，以合理化種種的非理性作為。騷亂成為保守派、共和黨擁護者反對運動的理由，在動盪延續之下，政治只會更加極化，弗洛伊德引發的關於警方執法過當、種族問題、結構性貧窮等議題討論將付之闕如，僅變成政治口水和意識型態之爭。兩方無法溝通，靠選票決一勝負，問題仍在，傷痛持續。
被忽視的問題解決
而遺憾的是，運動演變至今，可以看到已經很少人在探討美國社會出了什麼問題，美國的深層次結構問題依舊無解。
自美國建國迄今，從華盛頓（George Washington）身為一個蓄奴者、到所謂林肯（Abraham Lincoln）解放黑奴的神話、職業運動賽事中的黑白分明、以及黑人民權運動的風起雲湧，近250年來美國社會的種族議題從1776年7月4日起就與美國的命運同步存在。
這些問題沒有似乎模有隨着時間消逝，反而堆疊出更多的難題。當人們仍只沾沾自喜於自身的「進步性」或追求「政治正確」，那麼，即使又有黑人或少數族裔者遭不合理對待、甚至失去生命，一切問題仍不會解決，依然只會存在那邊供「進步者」再次使用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