勿畏浮雲蔽日 疫情後的世界主題

撰文:評論編輯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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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半年多的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改變了這個世界。人們早有預期的經濟影響,也正以具體數據的方式顯現。

世界銀行(World Bank)預計,2020年全球經濟將下滑5.2%,是為「二戰以來最嚴重的經濟衰退」。在2008年金融風暴期間「獨善其身」的中國,這次大幅受影響,GDP於Q1萎縮6.8%,Q2則為3.2%。世界銀行在相關報告中稱,2020年新興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速將萎縮2.5%,這是1960年有數據以來的最差表現。

而歐美就更慘,按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7月17日的預估,美國在第一季度出現1930年代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萎縮後,更會在第二季度萎縮37%(按年率計算),全年萎縮6.6%,近1,500萬美國人失業。歐盟委員會(European Commission)7月7日表示,預計歐元區經濟將在2020年收縮8.7%。

一個殘酷的現實是,幾乎所有人都寄予厚望的疫苗,尚不知何時才能研發成功,即便成功,也不知是否能真正阻斷疫情。

美國官員7月27日表示,生物科技公司Moderna所研發的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肺炎疫苗可能在年底之前推出。(資料圖片/路透社)

更糟糕的是,疫情新挑戰之外,還有國際關係的傳統挑戰。中美結構性矛盾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大爆發。僅7月以來美國《香港自治法案》、批准對台軍售、因新疆問題制裁中國官員、限制華為員工赴美簽證、宣佈將封禁抖音、發佈全盤否定中國主張的南海聲明、派遣雙航母南海軍演、關閉侯斯頓總領事館等。中美之間產生事端的速度幾乎已經可以用日計算。

人類社會過去的經驗教訓是,大危機往往伴隨大衝突。當「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疊加百年一遇的大瘟疫。世界究竟將何去何從?

疫情防控為民粹政治埋單

要阻止經濟持續下滑,當務之急仍然是阻止疫情蔓延,在疫情防控和復工復產之間尋找合理的平衡。人類同新冠病毒(SARS-CoV-2)的鬥爭已經持續了半年多,不少人試圖從現有經驗中找到應對答案。

7月27日美國駐成都總領館應中方要求而關閉,點大圖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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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二季度逆勢增長3.2%,歐洲大部分國家已經控制住疫情,開始重啟經濟。從全球來看,已經復工復產狀況較好的大都是疫情防控成效顯著的地區。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很多國家的疫情防控非常糟糕。世界衛生組織(WHO)總幹事譚德塞(Tedros Ghebreyesus)7月13日表示:「很多國家走向了錯誤的方向。新冠病毒仍然是我們的頭號敵人,但是很多國家的政府和民眾的行動沒有反應出這一點。病毒肆虐,一些國家的領導人釋放出混亂的信號,侵蝕了應對疫情最為寶貴的信任」。在外界看來,此處的批評無疑針對美國和巴西。

喊著「美國優先」上台的特朗普暴露的不僅是自己衛生知識的匱乏,更有目光之短淺、不知所措、只會推卸責任的自私自利。喊著「巴西優先」上台的博索納羅站在積極防控者的對立面,身處僵局對矛盾毫無解決能力。他們都是民粹主義政客,以個人政治利益為最高宗旨,導致疫情失控。另外,英國首相約翰遜(Boris Johnson)的情況也是一樣,儘管後來英國政府防疫措施有所改進,但疫情一度大爆發,四萬多人死亡,甚至約翰遜自己也因確診新冠肺炎一度住進ICU,英國疫情狀況與約翰遜的不負責任、防控不力密不可分。

全球疫情防控形勢異常嚴峻的背後,顯示出民粹主義政客的治國水平、危機處理能力和道德擔當跟不上疫情防控需要之間的矛盾。對民粹政客來說,治國技能的短板本該靠廣納諫言,任用專業人才來彌補,但最終,他們中不少人將選票當成了奮鬥目標,將選票數量和治國能力畫上等號,將專業人士放在對立面當成推卸責任的對象,德不配位而不自知。

WHO「缺席」疫苗分配事宜,既沒有國家同意讓它參與分配,也沒有國家讓它制定出一個分配方案。(資料圖片/新華社)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疫情儘管只是一次突發事件,但足以以小見大,成為檢視政治人物品性、能力的照妖鏡。

疫情為成熟政治領袖撥亂反正

過去幾年,有多少人靠善於處理「媒體問題」發表煽動性言論上位,有多少人利用民眾對現狀不滿的情緒靠詆毀精英上位,今天就有多少疫情防控上驚慌失措、犯下大錯的在位者。

當潮水退去時,會看出誰在裸泳。疫情雖然還未結束,但也已經開始撥亂反正,肯定那些真正有能力應對危局的領導人。

德國總理默克爾(Angela Merkel)近來支持率猛升至80%,她所在的中右翼政黨基民盟(CDU)的支持率更是從疫情之初的28%上升到了39%,一改過去五年默克爾聲望連年下跌的局面。原因無二,默克爾政府疫情防控上的成效獲得了民眾的認可。就病死率來說,目前德國只有4.8%,而美國為5.6%,英國高達14.2%,法國為18.9%。德國的治愈率也遠高於其他國家,達到了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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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度連任總理,帶德國渡過歐債危機的默克爾先後在《福布斯》(Forbes)雜誌的「全球最有權勢女性榜」上出現過14次。但2015年允許大量難民進入德國的決定讓她付出了巨大的政治代價,難民問題激化了民粹主義和極右翼勢力在歐洲的崛起,在其總理任內,極右翼政黨「另類選項黨」(AfD)首次登堂入室,成為德國聯邦議院的第三大政黨,其個人和執政聯盟的支持率在過去五年屢創新低。就是在這樣的局面下,默克爾面對疫情仍然能保持清醒的頭腦,拒絕靠簡單迎合民眾來提高支持率。

當亞洲疫情爆發,其他歐美國家的政客忙著藉指責中國收穫民意時,德國積極儲備醫療設備為疫情爆發做充足的準備,當德國的疫情爆發後,其他國家的政客為保住經濟一再延誤採取積極防控措施,默克爾和聯邦各州州長們選擇遵從專家的建議嚴格執行禁足令。在不少國家選擇只收治重症時,德國的做法是「相對較早就開始對症狀較輕的人進行檢測」,而不是等到他們的病毒已經發作,再派人跟蹤治療。凡此種種,讓默克爾收穫較高聲望。

韓國疫情爆發之初,總統文在寅的支持率只有44.7%,但是疫情得到有效管控後的2020年5月文在寅的支持率高達70%以上,打破1987年以來韓國總統就任第三年時支持率從未超過50%的規律,創下新紀錄。4月的韓國國會選舉中,文在寅所在的共同民主黨斬獲180席,獲得60%的席位,也是自1987年來,首次出現由單一政黨佔據國會五分之三議席的情況。不照抄他國經驗,沒有將精力用在轉嫁矛盾、批評中國輸入疫情上,這種直面問題不逃避不推諉的積極防控就遠非一些民粹政客可比。

疫情帶來的經濟創傷逐步顯現,其所帶來的政治影響也必然會逐步釋放。在危機面前,民眾需要的是能夠帶領他們走出困局的領導人。民粹主義不會退出歷史舞台,它們仍有強大的存在土壤。但疫情也向務實政治家們提供了最大的聚光效應和施展舞台。

成熟領袖仍然是中流砥柱

放在更大背景來看,相對成熟理性的政治人物仍然佔據重要話語權。

在印度,總理莫迪(Narendra Modi)極力平息國內的民族主義浪潮,他當然清楚美國在中印邊界衝突中,一直以主動批評中國的方式來拉攏印度,也非常明白此時獲得美國的支持比尋常會容易許多,但他沒有這麼做,而是試圖穩住局勢。一邊做出政治表態,讓印度國內的情緒通過邊界對峙得到一部分釋放,一邊盡力避免衝突升級為爭端,積極與中國進行溝通,緩和矛盾,繼續維持印度在美日同中俄之間的平衡。

莫迪非常清楚今天印度的大國地位來源於過去數十年的發展。無論是過去,還是現在未來,生存發展都是14億印度人最要緊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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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經常表現出一副諂媚特朗普的模樣,多次在會見普京時一路小跑醜態盡顯,一度備受外界質疑。但必須看到,日本是近幾年少有的、同時與中美保持良好關係的國家,且既被特朗普評為最喜歡的兩位領導人之一(據美國前國安顧問博爾頓所述,另一位是英國首相約翰遜),又與中日關係實現根本性改善,李克強2018年5月訪日、安倍2018年10月訪華,讓中日兩國走出過去八年的對抗。八年來安倍會見普京的次數超過25次,試圖推進日俄和平條約締結談判。

應該說,日本正面臨二戰後周邊安全格局的最大變化。中日、日俄關係的改善是美國對日本安全保障發生變化之後,日本對自身安全處境的調整。只有這樣,日本在面對美國的安全勒索時才有討價還價的空間。

合作發展仍然是疫情下的世界主題

近年來,隨着特朗普、約翰遜、博索納羅等人的上任和右翼民粹主義的崛起,許多人都對世界局勢的走向充滿憂慮。當中美結構性矛盾愈演愈烈和新冠肺炎疫情的衝擊,悲觀聲音更是有增無減。只是,撥開紛紛擾擾的迷霧,其實會發現合作發展仍然是當今世界的主流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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縱使右翼民粹主義有社會土壤,縱使當前世界發展面臨空前危機,但對於絕大多數國家和民眾來說,渴望平穩富足的生活依然是最主要最樸素的訴求。若要實現這個目標,對抗、衝突和排外都不可能是長久之道,唯有擱置分歧、尋求合作才是真正長久而行之有效的選擇。

既然如此,那些真正成熟的政治領袖只會抓緊一切機會,在風雲變幻的世界局勢中為國家謀求最大利益,試圖借力民粹的政客,在疫情防控上的失分只是眼下可以看到的敗筆,未來的競爭中,民粹主義者注定不會有太多贏面。

世界將向何處去,並不高深莫測。即使在當前疫情衝擊下,中美關係臨到新低點,74%的美國在華企業仍表示計劃擴大對華投資,如華為、阿里等中國企業依舊持續表現與美國企業、消費者及政府配合的意願。多國領導人也在持續呼籲中美加強溝通對話、避免對抗分裂。諸如習近平、普京、默克爾、莫迪、安倍等諸多國家領導人近來頻頻互相通話商討恢復經濟,他們在各自國內的地位和對世界的影響力不會讓世界政治輕易陷入歧途。

成熟的政治家不會放任局勢失控,更不會為紛爭的現象所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