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察】台官員等待高樓價「自我修正」　「居住正義」早死了

據台媒周一（20日）報道，台灣營建署署長吳欣修指出，台灣10年後的購屋需求將會隨着少子化和高齡化趨勢明顯遞減，加上目前樓價趨勢從都會外圍往內修正，且未來20萬戶只租不售的社會住宅會陸續到位，因此將能「有效改善」當前高樓價的問題。

主責居住政策的營建署首長吳欣修認為，樓價是市場供需問題，刻意抑制效果不大。至於該如何解決台灣棘手的高樓價問題？他認為，樓價有望隨着少子化所導致的購屋需求減少，搭配未來「20萬戶社會住宅」的供給增加，也會削減一些購屋需求，屆時樓價就會「自然」因為供需關係改變，而出現「明顯修正」。

假如這樣的說法就是民進黨政府未來對於高樓價問題的解方，那10年後，飽受高樓價之苦的青年世代幾乎註定無望擺脱無殼蝸牛和難以安居的宿命。此外，台灣的住宅市場也將繼續淪為有錢人和資本逐利的扭曲市場，整個社會也難以避免房市泡沫化的風險，以及實體經濟失去活力的危機。

不可否認，台灣的少子化和高齡化確實是影響住宅市場供需變化的重要客觀形勢。隨着房產繼承、贈與增加，加上多數青年世代的工資根本難以買和換房的現實下，人們購屋的需求確實會減少，「長期而言」供過於求的壓力，的確可能迫使樓價向下修正，甚或崩盤。

然而，這樣消極坐等高樓價自動修正的後果，絕不直接等同人們就有望就此獲得安居。同時，不可忽視的是，在靜待樓價自然下修的過程，它還是以犧牲人們安居權益和社會經濟活力為代價。此外，當高樓價問題未能被適時調整的結果，反過頭來，也會進一步惡化台灣被視為「國安危機」的少子化問題。

實際上，台灣的住宅市場早已出現市場失靈的現象。理論上，市場要能有效運作的基本要素為資訊透明，但台灣的樓價和租屋市場卻是長期不透明；按理來說，當市場「供過於求」時，樓價理應下跌，不過台灣即便有大量空屋閒置、建商手頭上也有多到賣不完的建案，但樓價卻還是高到「極度不可負擔」的程度。

這些現象都是台灣房市數十年來的痼疾，也說明假如政府不出手導正失靈的市場，要坐等市場「自我修正」，結果將是極度不公平和無效率。

誠如1930年代全球經濟陷入大蕭條深淵時，曾提出宏觀經濟處方，並恢復社會經濟活力的經濟學家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的警世名言：「是的，『長期而言』市場可能發揮功效，但等那麼久，我們都死了。」

至於當前民進黨政府自2016年起所擘劃的「20萬戶社會住宅」計劃，這可謂是其唯一打算介入住宅市場的政策工具，又是否能夠有效地調節高樓價問題？答案也是否定的。

暫且不論，這20萬戶社會住宅若要能順利推動，尚有重重難關，需要政治人物屏棄黨派歧見共同克服。假設未來台灣已順利達成20萬戶社會住宅的目標，但這樣的「非商品化」的住宅比重，仍然只佔整體住宅存量的2.2％，不只遠遠落後於其他發達經濟體（香港29％、新加玻8.7％、韓國5.1％、歐盟平均14%、荷蘭34％），實際上也無法滿足台灣社會、經濟弱勢群體的基本居住權益，更不足以有調解高樓價的效果。

政府出手提供「去商品化」的社會住宅，是政府建立「居住安全網」，保障居住人權的必要之舉，但它並非解決台灣安居問題的一帖「萬靈丹」。台灣社會住宅倡議者、OURs都市改革組織秘書長彭揚凱就曾向《香港01》表示，政府除了要設法努力蓋社會住宅「興利」外，還必須敢於「除弊」，挑戰既得利益者，解決房市積弊已久的亂象。

台灣清華大學榮譽講座教授、地政學者張金鶚認為，「蓋社會住宅可以降低樓價」是政治人物不敢直面高樓價的一種障眼法。其強調，「囤房税」對於抑制樓房炒作、促進樓價合理化有顯著的效果，但問題就出在地方政府不願落實或只做半套，因此能否立法修訂「囤房税」、提高非自住房屋的持有成本，更是檢驗政治人物是否有心解決高樓價的試金石。

此外，台灣中央銀行也指出，要平抑樓價，除了在金融方面要對貸款有所限制外，仍須配搭其他政策工具，尤其是租税政策。

換言之，民進黨政府如果要有效改善當前高樓價的問題，絕不能只是被動、消極等待少子化、讓市場自行調節供需，或只是靠少量的社會住宅來完成，更重要的還是如何透過政府的力量重塑失去公平和效率的住宅市場，因為這不單是攸關經濟體系的效率，也攸關着分配問題。錯誤的房市規則，只會降低經濟的公平、效率也擴大社會、貧富的分裂。

回顧民進黨過去近4年的居住政策，之所以毫無建樹的根結，正是由於執政者缺乏魄力去挑戰既得利益結構，無法出手調解失靈的住宅市場，而仍是把房市問題讓渡給失靈的市場機制去「解決」。未來4年，民進黨政府如果在居住問題上，還是維持高度「無為而治」的思維，繼續放任既得利益者來主導台灣的房市規則，那麼只會讓人民與「居住正義」漸行漸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