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周報社論】林鄭博鰲論壇發言將左右香港前途

撰文:香港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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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首林鄭月娥將於「粵港澳大灣區」論壇發表演說。(資料圖片/新華社)

也許有人認為,大灣區的理念空闊宏遠,務虛而不務實。也有人指出,《粵港合作框架》礙於粵港兩地的法制、稅制差異,仍屬綱領性質,大灣區構想與之相差無幾。不過,習近平上任以來,從供給側改革、扶貧到反貪都雷厲風行,展現了矚目的成就,港人實不應單憑過去經驗看待大灣區發展。

粵港融合是習近平這一任政府的核心政策,既是藉助政策推進粵港經濟更上一層樓,更是通過融合緩解香港回歸20年仍無法解決的不少政治和社會問題。《香港01》深信大灣區計劃將令粵港澳關係步入新常態,如果香港不積極參與,就只會被動融合,繼續被邊緣化,港人甚至會產生抗拒和不適應,讓社會毫無意義地產生不安和動盪。對此,香港的精英和官員必須有所警惕,把握機遇、應對挑戰,而非坐井觀天,或將頭繼續埋在沙堆裏。

2017年國務院在《政府工作報告》落實粵港澳大灣區。灣區經濟並非什麼新概念,紐約灣區、東京灣區早就聞名於世,前者2016年的本地生產總值為1.68萬億美元,後者2014年的本地生產總值為1.86萬億美元,粵港澳大灣區2016年的本地生產總值亦達1.39萬億美元。英國的人口與大灣區相若,屬全球五大經濟體,2016年的本地生產總值為2.6萬億美元,約為大灣區一倍。有學者推測,以大灣區的經濟增長速度,十年後的本地生產總值可望上升一倍,而英國受脫歐影響,經濟或許放緩,此消彼長,大灣區的經濟規模或可追近英國。當然,灣區經濟並非只是數字遊戲,它可能更容易讓人掌握其長遠意義。

2017年國務院在《政府工作報告》落實粵港澳大灣區。(資料圖片/視覺中國)

認識灣區經濟 把握灣區機遇

灣區經濟的意義在於發揮集聚效應,城市之間各展所長、互補不足,通過產業聯動,提升集體經濟動能。區內城市亦不無競爭,綜觀諸灣區各有龍頭,如前述的兩個灣區,自然以紐約、東京為「領軍城市」。粵港澳大灣區出爐之際,坊間曾有三龍頭之說,就是由香港、深圳、廣州領導大灣區發展。若然香港不思進取、故步自封,三足鼎立之勢恐變成「2+1」。

以本地生產總值計算,香港已呈敗勢。有媒體報道,深圳2017年的本地生產總值超越香港,深圳統計局回應,以2017年平均匯率計算,深圳的本地生產總值尚未超越香港,但此說法只能證明兩地經濟水平正逐步收窄,甚至可說深圳官員厚道,用謙卑的說法表述殘酷的事實。另一方面,廣州、佛山同城化已成事實。去年廣州和佛山政府共同印發《廣佛同城化「十三五」發展規劃(2016-2020)》,闡述理念。廣州、佛山於2016年的本地生產總值相加達4,244億美元,比起同期香港的本地生產總值高出千億美元。隨着經濟規模被兩個龍頭拋離,香港於大灣區的數字優勢一去不復返。

禍不單行,香港部分優勢產業恐怕地位不保。去年7月國家發改委與粵港澳三地政府共同簽署的《深化粵港澳合作推進大灣區建設框架協議》提出各地的分工,香港須鞏固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三大方面。香港的金融業仍保一定優勢,但航運業式微,早已失去世界輸送量最大港口的地位。反觀內地已有20個港口打入全球百大,其中上海、深圳、寧波、廣州、青島及天津都位踞前十,深圳、廣州正是大灣區的龍頭城市。隨着大灣區規劃日漸深化,廣東省的貨運行業長足發展,若港府遲遲不對航運業進行產業轉型研究,推動結構性改革,香港能否繼續成為航運中心實屬疑問。

內地已有20個港口打入全球百大。圖為深圳鹽田港。(視覺中國)

舊有的優勢產業節節敗退,港府理應想方設法,為香港另覓出路。政府過去曾設法提拔香港的優勢產業,只是徒具其形、盡皆乏力。在董建華年代,政府一度大刀闊斧,然而,各種方案難言成功落實,其中數碼港項目更被商界愚弄,創科發展成為豪宅地產,讓產業政策蒙上陰影。及至曾蔭權年代,政府提出六大優勢產業,包括文化及創意產業、教育產業、醫療產業、環保產業、創新科技活動和檢測及認證產業,原意是「促進香港經濟實力的多元化發展,以保證經濟長期增長」。

但是在曾蔭權2012年離任時,六大優勢產業只佔本地生產總值的8.7%,比2008年的7.4%,只微升1.3個百分點,在就業人口方面,也只見創意產業一項有明顯增長。梁振英出任特首後,甚至質疑醫療和教育是否應該當作產業看待,六大優勢產業基本上名存實亡。林鄭月娥雖然經常提及創科發展,但鮮有關注六大產業。2016年,六項產業佔本地生產總值8.9%,比2012年只微升0.2個百分點。

缺乏遠見、毫無戰略意識和規劃能力,更讓人質疑政府的執行力,這些固然是香港產業政策失敗的部分原因。香港政府做事欠缺政治承擔,對社會發展欠缺認識,對市民需要無感,以致不少官員但求得過且過、敷衍塞責,終令香港的競爭力逐步消減。

數碼港項目被商界愚弄發展成為豪宅地產。 (資料圖片/江智騫攝)

創科政策無新意 未明產業意義

林鄭並非沒有反思這些問題,去年11月她曾言政府已就大灣區編寫發展規劃工作,期望年初能獲中央政府批准。她上月出訪北京參觀清華科技園時指出,香港政府銳意在粵港澳大灣區打造國際創科中心。但觀乎《施政報告》及《財政預算案》,創科政策仍流於落實基建,少有為創科企業在法規上拆牆鬆綁、提供成長環境,反映港府根本不知道如何改變思路,依然不明白創科產業需要的生態,從政府增撥款項的性質可預計成效難彰。

至於香港其他優勢資源,也未見政府予以適當重視,甚至可以說這種忽視突顯政府對產業為何物的一竅不通。在大灣區內,香港的專上教育體系極具競爭力,政府應從知識型產業視角掌握這項優勢資源,對外推廣,扶植發展,讓香港成為中國,甚至是國際的大學城,吸引內地和海外學生報讀,產生經濟效益,提升香港經濟的知識內涵,提供大量高收入和高品質的就業機會,包括間接支持和配合創科產業。只要政府在財政安排方面設計適當,保證香港學生的優先權利,就不會影響本地學生的教育服務,甚至產生規模效應,降低本地學生的財政負擔,同時讓本地學生享受更高品質的教育資源,為升學及就業鋪路。

雖然香港醫療人手不足,但是本地的醫療質素在區內為人熟知,政府不應只考慮輸出技術或提供培訓,更應該壯大本地的醫療服務資源,成為大灣區的醫療中心,勇於奪取灣區醫療經濟的主導權。

2015年泰國單從醫療旅遊獲得的產值就高達45億美元,年增長率為18%。(資料圖片/路透社)

香港現時不認為教育和醫療是產業,主要是因為政府根本沒有意識到這兩項資源的雙重身份,它們既是公共服務,同時更是提升經濟效益和居民收入的優勢現代服務產業。泰國在20多年前開始積極發展醫療經濟,2015年單從醫療旅遊獲得的產值就高達45億美元,年增長率為18%,其中最多是來自日本、美國和英國的病人,人數更超過300萬。另外,英國積極發展高等教育經濟,教育產業的貢獻曾在四年間急增100億英鎊,《BBC》引述當地一位教授所言,「高等教育產業的成長讓它成為英國經濟的主要產業」。香港今天或許可以輕鬆地成為灣區的醫療和高等教育中心,它將改變香港的經濟結構。如果香港政府繼續做鴕鳥或者井底蛙,他朝這些港人引以為傲的資源,恐怕會被其他灣區城市迎頭趕上,就如航運業的命運一樣。

誠然,香港對於大灣區的建設,並非毫無作為,但相對於廣佛同城化等大刀闊斧舉措,港府的政策實不過聊勝於無。問題在於,港人以至公務員對於當前形勢仍似乎渾然不知。若果政府內部對於大灣區概念也沒有清晰理解,那又如何帶領市民把握大灣區機遇?

歸根結柢,港人及精英公務員拒絕,乃至逃避認識大灣區,實出於自卑、自戀的矛盾心理。自卑者,就是看到鄰近地區拔地而起,反觀香港的發展卻裹足不前,因焦慮變成逃避;自戀者,就是抱着精英心態,認為鄰近地區仍然落後,不及香港,因傲慢而變得無知。無論是自卑、自戀都只會令發展耽擱不前,這就是鴕鳥或井底蛙的成長軌迹。

林鄭月娥以後推行的產業政策,將為香港在大灣區定位定調,香港的機遇、困局早已在眼前,她會帶港人走出困局、迎接機遇,抑或是繼續深陷泥沼,就只在一念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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