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聾星人求學記．六】前教育局官員：政府要面對聾童需要
姚勤敏是中大「手語雙語共融教育計劃」的負責人，此前，他曾在教育局工作廿年，主要是協助主流學校的聾生學習。他常常一天到訪四、五間學校，了解該校聾生的學習狀況，並與聾生的老師和家長商討教學方法。他看着很多聾生從小孩長大成人，情感上，他視這些聾生如子女，可是他與聾生總是溝通困難—他以口語和聾生聊天，而聾生對他的說話理解有限，他們只能吃力地簡單對答。他記得一個中二學生的中文水平不知有沒有小一程度，心裏很難過，不知道一個沒有完整語言的人，將來如何在社會生存？此為《聾星人求學記》專題報道之六
在教育局工作多年，他從未想過學習手語來與聾生溝通，「因為從我入教育局接受特殊教育訓練開始，很多時都說聾童不用學手語，讀唇已很能幫助他們學習，洗了腦，以為這是事實。但經過這麼多年觀察，自己會問：明明對着聾童說幾句也溝通不了，我又怎能令自己繼續相信只用口語就可以教好他們呢？我心裏很不舒服。但這是否不能改變？聾童是否注定失敗？你看着一個很有智能的小孩子，但將來就是沒有出路，我是做教育的，很難接受這種事。」
廿年過去，他始終不懂回答主流學校老師的這個問題：「他們（聾生）的語言能力這麼弱，上堂溝通又有這麼大的困難，我有什麼方法可以實際幫助他們提升能力呢？」每天探訪不同學生，他卻自覺無法幫助聾生消除許多障礙，也看不清在當時的教育制度下還有什麼出路。
人到中年，他辭去這份安穩的工作，回到大學進修語言學，希望想到更多幫助聾生的方法。他因為參加一場國際聾人教育會議而初次聽聞「共融教育」的概念，印象深刻，覺得這種手語、口語並用的教學模式，或許是聾童學習的出路。回港後，他聯絡他的老師鄧慧蘭，原來對方也在構想同樣的事，並開始策劃從幼稚園到小學的一條龍共融計劃。後來小學聾生將要畢業了，姚勤敏和鄧慧蘭便一同尋找資源，發展中學計劃。
十二年過去，計劃算是剛好完成了中小幼大部分的課堂教學資源，發展了一套教學方法。眼見雪盈等聾生擁有快樂的學習環境，姚勤敏深感安慰，認為這計劃的方向正確。從前，他接觸的聾生只有輕度或中度弱聽的學生可能可以依靠助聽器學習，但深度聽障或像雪盈一樣全聾的學生，幾乎等同是在學業上「無得救」、「被放棄」的一群。
「以往我們看見助聽器如果幫到學生，學生就會做得好一點，助聽器不太幫到他，就做得不太好，幾乎清一色是這樣的結果。現在我們似乎打破了某些宿命，他不會純粹因為聽覺不好而完全影響成績，如果他努力，仍可以透過手語學得很好，發揮他的潛質。」
2017至2018學年，共融計劃與一所中學、兩所小學及一所幼稚園合作，共服務了117個聾童。尚有學校願意與中心合作成為夥伴學校，可是中心沒有足夠的財政資源與更多學校合作。姚勤敏表示，中心現有的大部分資助只能維持至2018至2019學年，而政府並沒有撥款支持這個計劃。「我們需要在剩餘的時間進行籌款，開拓不同的資源。當然我們也會繼續與教育局對話，這不是單單為了資源，最重要是希望政府承認聾童的需要，不是單靠助聽儀器、口語訓練就可以完全解決聾童每天面對的困難。」
繼續與教育局對話，這不是單單為了資源，最重要是希望政府承認聾童的需要，不是單靠助聽儀器、口語訓練就可以完全解決聾童每天面對的困難。
聯合國《殘疾人權利公約》於本年3月新增了關於聾人教育條文的補充解釋，寫明為確保聾童在教育場景裏得到平等和不受歧視的對待，必須為聾童提供一個有聾人同輩與聾人成人榜樣的手語學習環境。「缺乏熟練手語技能的聾童老師」與「難以接觸（inaccessible）的學習環境」令聾童被孤立/排擠聾童，都被視作歧視。
姚勤敏表示，推行共融計劃需要政府幫助，單靠民間力量會有很大困難。他希望政府可以從人權角度出發，而非復康醫療福利或慈善角度看待這件事，也不要以成本效益或教育法優劣去計算，而是因為手語是聾人的人權，所以政府有責任提供。
「我們一直都有向政府提出，但他們總是說已經把資源給學校，學校應該自己靈活運用並提供服務。但正如盲人點字服務，若不是政府有額外資源去推行，學校怎可能單靠現時的融合教育津貼去提供？單是（為聾生在）高中提供一個180小時的應用學習課程手語傳譯就已經不夠用了，還有課堂的支援、言語治療、課後輔導等。手語支援和點字服務一樣，是在解決聾生每天上課時溝通障礙的問題，要確保他們可以享受資訊通達的權利，這需要清晰而一致的政策，不是時有時無，否則，也是一種歧視吧。」
「我想強調，手語在聾人教育上的應用不是一種教學法，聯合國《殘疾人權利公約》清楚表明，手語是讓聾人取得資訊和接受教育的一種權利，就算班中只有一位聾生，政府都應該提供手語傳譯服務，我們香港連大專聾生都要靠運氣，因為沒有清晰的政策保障，所以許多聾人最後捱不過，就只有退學收場。在歐美國家，政府會為不用手語的聾人提供筆記服務，就是要解決他們在課堂裏的溝通障礙。」
對於聾人學習，姚勤敏還有一個心結，那是2008年自殺身亡的「聾人狀元」李菁。李菁曾是他的學生和同事，自幼因病導致深度聽障，惟學業成績優異，被傳媒冠以「聾人狀元」稱號，但她在大學畢業後只找到自己不喜歡的文職工作，辭職後，三年來寄了200封求職信也沒有回音。她把自己的成績單、獎狀、文憑裹在一起，在上面寫着「垃圾」兩字。離世前七個月，她到中大手語及聾人研究中心工作，初次接觸聾人與手語。此前，姚勤敏因為教育局的工作而認識她，雖然只與她見過幾次面，但知道她在許多方面表現卓越。李菁入職前，他跟她說：「希望你可以在中心找到開心和自然的感覺。」
「李菁的事件讓我更深體會聾人在社會孤立的情況，儘管她有很高的學習能力，但在情緒社交方面仍然面對很多挑戰。今天我們實在低估了聽力障礙對聾人的語言、社交、認知與及學習方面的影響。因着她，我知道我要更努力去推動雙語教育，讓聾人在成長歷程有多一個選擇。」
姚勤敏以外，還有其他關心聾人求學的人的故事：
上文刊載於第115期《香港01》周報（2018年6月11日）《手語撫平傷口 聾星人求學記》專題中的〈手語是人權 前教育局官員：政府要面對聾童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