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夫卡碰上韓流  最好的演員做最蠢的事?

撰文:香港01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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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的表演藝術包括電視劇、電影、舞台劇以至流行文化,過去數年間,猶如海嘯般捲走數代人的心,單以PSY《江南風格》(Gangnam Style)的騎馬舞,已由韓國奔向多國;官方網站更聲稱,作品自2012年推出後,迄今瀏覽人次已逾31億;而一度把人帶回「電視撈飯」日子的韓劇《來自星星的你》及《太陽的後裔》,也先後錄得高達2.8億美元(約21.8億港元)及2.5億美元(約19.5億港元)的經濟收益。撰文:曲飛

韓風的厲害跟該國早在金泳三出任總統時,就已推出促進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的政策有關,之後歷屆總統推動相關政策的步伐雖有不同,但最終發現在資本主義市場制度下,文化創意衍生的產業是國家經濟轉型過程中的重要產物,其附加值高,又可持續發展,增長速度更遠超於整體國民經濟增速,成為國家經濟增長的新動力。

有政策推動,自然吸引更多年輕人投身表演藝術範疇,在本土發展以至到海外深造,務求令藝術文化百花齊放。筆者早前在澳門文化局主辦的「澳門藝術節」觀賞韓國「梯子肢體實驗室」(Sadari Movement Laboratory)搬演被譽為20世紀最具影響力作家之一的卡夫卡(Franz Kafka)的《審判》,該團的創辦人正是往法國深造後回國發展的好例子。

《審判》的11名演員一邊念台詞對白,一邊用枱與凳在空洞的舞台上砌出不同的背景,再挪動肢體演繹角色。

搬演巨匠的著作需要很大勇氣,因為這類文本意涵豐厚深邃,而且吸引眾多後輩爭相演繹,可說珠玉在前。就以卡夫卡的《審判》為例,1962年美國知名電影導演奧森.威爾斯便拍攝了一部改編自《審判》的黑白電影。

筆者早年有幸購得該片影碟,觀賞後難以忘懷,更追看小說原著,故觀賞是次梯子肢體實驗室的《審判》後,感受複雜,既為當代年輕人活在幸福中而欣慰,又對藝術工作者的發展前途憂心忡忡。

集結充滿創作力成員的實驗室

梯子肢體實驗室創立於1998年,今年剛好成立20周年,該團導演林度完在法國巴黎賈克樂寇戲劇學校(Ecole Internationale de Théâtre Jacques Lecoq)進修後,回國投身肢體劇場。「實驗室」開宗明義地講明:「集結充滿創作力的成員,聚焦於創作過程中集體的貢獻。」其中,「成員必須隨時從文本的翻譯與分析開始,摸索發展出富含動能的舞台意象,以及多變又簡潔有力的肢體語彙,給文本注入新生命。 」

「實驗室」的介紹文字又說,「相信空間的轉換及動態的節奏,更能夠深刻描繪角色的社會地位、心理狀態,他們因此更着重於肢體能力與個人特色的開發。」為了強化每場演出,「每位團員都必須接受賈克樂寇(Jacques Lecoq)訓練法,以及韓國傳統舞蹈訓練。」所以,「肢體」是該團的關鍵詞,故由過去搬演的作品如《群盲》、《打字員》等,先是以表演者的肢體為主,其次是直線條的木板枱與凳,舞台美學簡潔利落。

是次《審判》的11名演員一邊念台詞對白,一邊用枱與凳在空洞的舞台上砌出不同的背景,再挪動肢體演繹角色,加上燈光、音響與物件的配合,成功地營造了偶爾鬼魅、偶爾機械化、偶爾情色的不同場景。看罷演員約句半鐘汗流浹背的演繹,筆者被這群年輕演員擁有的無限精力所震懾,但是耳膜卻不幸聽到不同的資深劇場導演與評論人對作品吐出負面的評語,而且更聽到「用最好的演員做最蠢的事」的結論。

筆者認為舞台上的展現明顯不足,縱使舞台美學值得欣賞,並成功營造到劇場的電影美學感。但是,這些僅限於視覺上的歡愉,一切必須歸於原點,從劇本原著出發,探究原著精神,且不能亦不應撼動。
《審判》的演員一邊念台詞,一邊用枱凳在空洞的舞台砌出不同背景,成功營造偶爾鬼魅、偶爾機械化的場景。

只取其形而無其實

熱愛文學者自必讀過猶太裔的卡夫卡作品。筆者旅訪捷克布拉格時,特意跑到這位文學巨擘出生地、居住過的斗室,以及記錄他成長及存放其著作手稿的博物館細看。在那色調暗黑及狹窄的私人博物館裏,任何人都可以理解到這名巨匠何以跟孤獨、寂寞、疏離、被欺壓,甚至擁有精神分裂型人格等形容詞相連,更可悟出成因跟其成長的家庭背景以至政權有關。

卡夫卡的作品,最為人認識的有《蛻變》(又譯《變形記》)、《審判》和《城堡》等,反映現實生活中人的異化與被隔閡、心靈上的兇殘及無情、親子間的衝突,以及迷宮般的官僚架構等。香港有不少劇場人也是卡夫卡的粉絲,十年前,「愛麗絲劇場實驗室」憑着《卡夫卡的七個箱子》演繹卡夫卡七個最重要作品的精要而大獲好評,在香港奪得不少獎項,及後更獲邀到海外演出。

《審判》的主角K一覺醒來被指控有罪,並在冗長的司法程序中飽受折騰。

梯子肢體實驗室是次演繹的《審判》,筆者認為該團只取其形而無其實,只展現了主角K(相信就是卡夫卡本人)一覺醒來便被指控有罪,之後在冗長的司法程序中被折騰。簡言之,演繹了壓迫者與被壓迫者之間的關係。但是,筆者認為卡夫卡透過K想探討的豈止那黯淡無光、互相勾結的司法體制,還有「罪」與「有罪感」的關係。

來自道德層面的「罪」

《審判》中,「罪」有來自道德層面,也有法律層面,但那股「有罪感」的感受卻是難以言明,K一直知道自己無犯任何罪名,但是,內心就不明所以遭「有罪感」支配着,令他不得不順應叔叔(名稱跟馬克思一樣)的指示,來尋求律師的協助,因而目睹了律師與法官如何沆瀣一氣、無辜者又如何被折騰的情形。

如果了解卡夫卡的成長背景,就會明白那股「有罪感」跟其一直活在強悍、暴躁的父親陰影下,以及當時的社會環境不無關係。縱使被不明所以的「罪」及「有罪感」折騰得體無完膚,但K最終沒有屈服,選擇「自己的路」,放棄聘請律師,甘願被便衣密探殺害。

現在導演展現的是一個「雞精版」的《審判》,較多篇幅展現K被律師拖延訴訟、被名稱跟列寧簡稱一樣的助護挑逗等場面。但是,飾演主角K的具本赫未能精準地反映角色內心複雜的情緒,觀眾只感受到角色的徬徨、無奈與恐懼,但角色同時擁有的孤獨、掙扎、迷惑、迷惘及苦澀等狀態卻呈現不出來,即使K的造型也無法令人信服,因為其舞台形象予人感覺充滿力量。相反,導演若改用飾演律師、身材瘦削的張成源,或可從外形上說服到觀眾;至於飾演助護的任真調,情挑K的演繹發揮得淋漓盡致,但是,情感欠內化,無法展現情挑背後的真正圖謀。

過分強調肢體動作

事實上,11名演員都十分努力,且充滿活力地演繹各角色人物或群戲,觀眾可以感受到。但最可惜的是,他們無法引領觀眾思考《審判》的意涵,即使至低限度對威權管治下的真正面相也感到模糊。

筆者相信,演員的努力卻無法完好呈現,跟導演的選擇有關。因為林度完重視肢體演繹,要求演員展現大量的形體動作,因而出現一幕又一幕演員不斷重複及回帶複演的機械化動作,但從演員一身白色長袖衫、黑吊帶褲及黑皮鞋的外形開始,再配合不斷重複的動作,令人感到在複製羅伯特.威爾遜(Robert Wilson)創作的四幕歌劇《沙灘上的愛因斯坦》(Einstein on the Beach, 1976),此劇樹立了他在後現代或後戲劇劇場(Postdramatic Theatre)的重要地位。該作品於2013年在香港搬演最後一場時,筆者有幸觀賞長達四小時的表演,目睹演員超乎常人的極緩慢節奏、不斷重複的機械化動作,再配上無靈魂的情緒,以及強烈的視聽效果,迄今仍無法忘懷,更想起羅伯特.威爾遜在接受傳媒訪問時曾謂,相信未來半個世紀實驗劇場的導演,只會不斷地模仿他的做法。

11名演員充滿活力地演繹各角色人物或群戲,但最可惜的是,他們無法引領觀眾思考《審判》的意涵。

現在,導演林度完是否欲透過《審判》向羅伯特.威爾遜致敬?筆者無法知道,但一群演員太過有活力,每個肢體動作充滿能量之餘,臉容又充滿情感,完全違背了原著故事中,活在威權下的人那種無奈、冷漠及僵硬的表情。本來,這些機械化式展現滿有感染力,甚至充滿殺傷力,但是,現在11名演員的肢體動作卻削弱了原有的影響力,予人為做而做、為演而演之感。

如果導演要求這群充滿活力及熱情的演員,加強認識自己的身體,以及控制好身體與情感,又選擇讓演員把臉容塗白,即使複製《沙》,只要能夠把作品反映現實荒誕性的精神推上高點,又何樂而不為呢?

曲飛香港藝術發展局藝術評論顧問香港藝術發展諮詢委員會(表演藝術資助小組委員會)委員香港小劇場獎創辦者兼召集人資深藝評人

上文刊載自第116期《香港01》周報(2018年6月19日)《卡夫卡碰上韓流 最好的演員做最蠢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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