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盲學新概念漠視空間公義 鄧永成：過渡性房屋要過渡到幾時？
「其實政府有沒有想過，大家根本就不想『過渡』？我們去探訪那些入住家庭，真係好鬼『過渡』㗎啫，一位單親媽媽帶着小朋友，原本住了3年劏房，現在搬去『過渡性房屋』，簽了兩年，但五年是上不了公屋的，他們之後又要『過渡』去哪裏？」有指特首林鄭月娥即將力推過渡性房屋，而多次規勸當局不要以「過渡」解難的浸會大學地理系教授鄧永成批評，「今天香港面對的是『公義』而非『供應』問題」，若盲目增加未必適合聚居的地方，城市或會被簡化成宿舍。
如果「過渡」換來的是「安居」，「稍等」當然無妨，就怕等不到盡頭，又落得流離失所。香港人已經等太久了，但政府卻說，等等，等「過渡性房屋」再興建一會兒，然後再等等，再「過渡」一會兒。
「大家好像總看不清問題的本質是什麼。」用鄧永成的話來說，「『土地大辯論』是廢的，問題在於『制度不公』而非『供應不足』，大家卻在爭論優先採用哪個選項」；又或者，「林鄭一方面強調『房屋不是簡單的商品』，另方面卻想方設法鼓勵市民置業，這無疑是加劇房屋的商品化、繼續走商品房經濟」；再或者，「『過渡性房屋』只是把基層從劏房移居至另一種暫居形態，本質上等同把市民『塞』進好一點點的劏房裏！」
過渡性房屋 製造治標幻象
文章寫了一篇又一篇，道理講了一遍又一遍，但還在裝睡的管治精英們，怎麼也叫不醒。而問題已經迫在眉睫，例如瑞銀財富管理9月底發表《2018年全球房地產泡沫指數》報告指出，在22個主要發達金融市場中，香港樓市風險排名第一，面臨爆煲。
「呼……！」鄧永成鼓起腮幫子，長長地舒了口氣，說「應該講的，還是要繼續講，叫她（林鄭月娥）不要自我感覺良好，其實問題真係好大鑊！」
既然要講，就從頭開始，從講過很多次的「土地問題是公義問題，不是供應問題」講起。
「我們談及『社會公義』或者『城市空間公義』時，有一個最主要的基本共識就是『共創』，城市是大家共創的。」鄧永成指出，既然是「共創」，即我們共同付出過，就應該得到應得的東西，但對香港而言，一般老百姓長久以來根本無法合理地分享「共創城市」的成果，而問題正正源於土地分配制度的不公義所導致的「迴旋式二度剝削」。
鄧永成去年曾與學生葉鈞頌合撰《不願面對的土地真相：從體制的二度剝削說起》及《以土地政策包裝二度剝削——公私營合作的盤算》等文章，指出港英政府自1980年代開始，將賣地和補地價等龐大收入，撥入限於基建及徵地的「基本工程儲備基金」，令這筆原可投入社會福利的公帑，不但無法直接回饋市民對城市發展的貢獻，反而用以平整土地和基礎建設，把「生地」變成「熟地」，再賣給私人發展商牟利——這可謂對社會的「首度剝削」。
分配不公蔓延 港淪為下流城市
與此同時，公眾參與社區建設，令土地具有良好的區位優勢，進一步增加了土地使用價值，而發展商則透過土地拍賣，把有關土地私有化，興建私營房屋，再以高昂的價格，把單位出售予曾經參與土地增值建設的公眾——此謂對社會的「二度剝削」。
當政府不斷投放收入生產「熟地」，發展商就繼續坐享其成累積資本，惟小市民不但得不到應有回報，更不得不以高於實際交換價值的資金，換取居住環境持續「下流」的房屋——面積愈狹小、條件愈簡陋、空間使用愈不足、社區設施愈不便、群居生活愈疏離，令房屋簡化成宿舍。
馬克思主義創始人之一的恩格斯曾在《論住宅問題》中指出，在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下，資本家會以房地產搾取最高利益，故住宅必然會出現短缺。以香港為例，在「二度剝削」的循環下，難免有人無屋住、有屋無人住，就算有280萬個住宅單位，也無法讓250萬個家庭安居，而這個原本只困擾基層的房屋問題，已經擴散成為社會各階層都要面對的「下流城市」問題。
然而，政府卻仍執意聽取一家之言，把房屋問題歸咎於需求飆升，並主張利用各種技術手段合理化制度不公，大幅增加商品房的供應，令「二度剝削」迅速蔓延。
「市區重建局！呼……簡直豈有此理！」提起這個被指「無王管」的公營機構，鄧永成憤憤不平，再次鼓起了腮幫子。他表示，自2001年頒布《市區重建策略》後，市建局便以「市區重建」及「自負盈虧」為名，低價收地重建大量高價商品房，惟政府只收取象徵式地價：「（2003年的灣仔）利東街重建項目，市建局賺了88億元，但政府只收了1,000元！」
「城規會也很離譜，技術官僚及精英佔大多數，每當有人提及『社會公義』的問題，就會被人反駁指『這不是土地問題，我們不會在這裏討論』。」鄧永成再次嘆息，無論是財政司司長把關不力的市建局，還是弱勢聲音孤掌難鳴的城市規劃委員會，都鑽了制度的空子，深化了不公義。
另一方面，隨着1970年代經濟起飛，市民的物業購買力大幅躍升，在地產商推波助瀾之下，港府放棄了以公屋為主導的房屋策略，改為鼓勵市民置業——表面上這是「安居」的代名詞，實際上卻是可以極速「致富」的投資壓艙石，令小業主以搭火箭的速度晉身「上等人」級別；至林鄭政府，更變本加厲。
「所謂的『置業需求』，根本就是政府大力鼓吹、製造出來的。」鄧永成認為，政府成功捆綁了小業主與發展商的利益，「所以無人會希望樓價大跌。」而他在加拿大多倫多大學攻讀碩士時，師承城市發展學者Shoukry Roweis，認清了資本主義的剝削，回港決志不買樓、不參與推進這共業，30年來搬家12次，「連搬運公司都和我們很熟了。」
鄧永成去年底與葉鈞頌、梁漢柱及馮國堅合撰的《「過渡」措施目的成謎 勿把城市簡化為宿舍》，曾提到林鄭鼓吹市民置業的論調令他們聯想起，在19世紀的法國巴黎，資產階級如何推動城郊工人上車做業主的故事——
當時，工人需要城內的工作機會，城內的工廠則需要工人的勞動力；然而，資產階級雖然歡迎工人進入城市，但礙於城市擴張的空間壓力，故把他們安置在指定地點，又鼓勵他們努力儲錢置業；不過，工人最終得到的只是一種聚居城市的感覺，而非真正參與城市生活的權利。
鄧永成等人指出，這背後反映的意識形態，是將人分成「有樓」及「無樓」兩類，而「有樓的人」，才算是「這個城市的人」，當權者可藉此管理其城市生活，以保和諧穩定。
更令鄧他憤慨的，是政府近年不時抽離歷史脈絡及現實背景，胡亂挪用外國新興的房策詞彙，並大舉興建既難治標也難治本的「過渡性房屋」，不斷壓縮甚至偷換「空間公義」的概念。
以林鄭去年上任後推出的「社會房屋共享計劃」為例，民間團體早就提倡「社會房屋」應以家庭為本，根本不應被視為「過渡性房屋」；另外，「社會房屋」亦是人們「聚居」的地方，居民亦應承擔平等責任、共同參與社區事務。反觀社聯那500個「社會房屋」，總覺得奇怪，用鄧永成的話來說，是「挪用了先進實踐的名義」，並沒有為大眾的聚居帶來任何事實上的改變。
林鄭出身基層 偏坐視社會不義
鄧永成建議，港府若想走出當前困局，應大量增建真正的「社會房屋」，即公共出租房屋，這亦是重新追求社會公義的起點——基層不再被隨處安插、享有安全舒適的住所、享受完備便利的設施；當居民對生活有希望有憧憬，自然願意花心力打造個人空間、積極參加社區事務、與鄰里守望相助，同時亦更有動機投入工作，從而推動社會進步，提升整體利益。
至於地從何來，鄧永成就提出多個在現有制度內可行的短中期方案：（1）當局應該根據《市區重建局條例》，從收地成本、重建條款、單位面積、出售價格及盈餘資金撥作政府收入等方面，積極做好監管工作；（2）由特區政府持股75%的港鐵，不時獲政府批出港鐵車站上蓋及附近地段的物業發展權，理應利用有關地段興建更多出租公屋；（3）作為「房屋實驗室」的香港房屋協會（房協），應研究如何興建更宜居的房屋，而非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土地；（4）在未來兩三年內暫停賣地，在原定賣地的土地上興建公共屋邨；（5）根據「本土研究社」之報告，有532幅總面積達301公頃的官地未被納入土地供應專責小組的選項當中，當局理應立即善用有關土地。
「林鄭不用擔心，這些做法全部不涉及大地產商，政府完全有權有法有制可依，只是過去不作為。」鄧永成強調，「只要政府做得好一些，就可以令房屋的供應和價格，變得合理些。」
誠如法國城市思想家列斐伏爾（Henri Lefebvre）所言，城市是人類為滿足社會需要而實踐出來的空間，也是人與人在日常生活中相遇的地方，而房屋則應該讓人有尊嚴地聚居，並因而有能力參與城市生活。然而，在無法打破土地分配不公的香港，這一切就可能什麼都不是了。
記者總是不解，包括基層出身的林鄭月娥在內，那曾經被不公制度剝削的一群，當他們有機會向上流後、有權力改變香港的時候，為何會默許不公義的繼續存在，甚至成為剝削基層、強化不公制度的一群？
「這就是社會！他們現在廁紙也不懂得買，地鐵也不懂得搭，又怎麼知道民間疾苦？……就算是我，也很需要傳媒時常remind，基層有多苦，因為我們可能沒有機會接觸太多。你看她（林鄭月娥）接觸的那些人，誰會跟她談社會公義？」鄧永成又再鼓起泡腮，搖搖頭。
上文刊登於第132期《香港01》周報（2018年10月8日）《土地供應假命題 扭曲安居須置業 鄧永成批政府為不公加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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