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右迷思 ‧ 2】「跨階級路線」是左右逢源，還是自欺欺人？
早在1999年，民主黨曾就階級政治及執政意識等舉行大辯論，張炳良、呂大樂、葉健民、李永達、陶君行等人，都描繪過該黨經略香港的藍圖。時隔近二十年，階級討論及執政想像成了「明日黃花」，政黨發展裹足不前，政府管治亦強差人意，《香港01》專訪後三者，冀為迷失中的泛民精英，帶來一點想像和反思。前文提到，當初民主黨因追求民主的共識而誕生，但欠缺對左右政策、階級利益及政黨定位等思考，最終還是走向分裂路。
3. 從階級定位及路線分歧，到權力鬥爭及四分五裂
年少氣盛也好，年幼無知也罷，那時「拆大台」已是所謂「改革」的必經之路。以陶君行為首的「少壯派」，在1998年底舉行的民主黨周年會員大會，把在外界看來很「juicy」的權鬥氣氛推向高潮。他們搜集大量授權票，意圖把其中一位可能連任的副主席拉下馬，由「少壯派」屬意的基層代表劉千石取而代之；結果張炳良以3票之差落敗，心灰意冷下辭去中委職務，只保留普通黨員的身份，而勝選的劉千石竟於翌日請辭。十多名前「匯點」成員不禁聯書質問：「為什麼對黨未來路線的辯論，要用一個精心部署將張炳良拉下台的序幕，作為開場？」
一個月後，同時獲「主流派」及「少壯派」信任的何俊仁，經補選頂上副主席一職。正當外界以為民主黨的權鬥風波告一段落時，這場對民主黨發展舉足輕重的鬧劇，才剛剛開始。
1999年1月10日，該黨率先舉行一場「黨務檢討日營」，就未來路線進行大辯論，其中「跨階層」的說法，獲得不少人認同。當時李永達主張民主黨應該發展成「以中產為主導，團結基層及小商人為基礎的政黨」。
他研判，未來10年有七成人擁有物業，且有逾兩成學生入讀大學，相信中產階層將會在現代化金融社會中不斷膨脹，而其擴展基礎就是民主黨擴展實力的主要來源。因此，他認為民主黨需要展開具針對性的中產議題，爭取他們的支持，以在2000年選舉成為中產代言人，同時，民主黨亦要淡化反商形象，團結全港數十萬小商戶。
張炳良亦在題為《民主黨的再出發：建設一個新的社會連線》的發言中提出，民主黨應該追求一個能夠體現社會合理分配和彰顯公義的民主體制、新的市場、新的政府，既重視政府的分配功能，也不忽略市場的結構問題，既關心財富分配，也重視財富創造。
他又提到，民主黨雖出身於基層運動，但在為基層出頭的時候，沒有必要把基層與中產對立，搞狹窄的階級主義，而民主黨需要走向的，是融入全港市民而非基層主導的路線，才能動員各階層人士共建新社會。
「跨階層」自然成為民主黨「左右逢源」的策略，並在一定程度上沿用至今。與張炳良及盧子健共同撰寫民主黨黨綱的羅致光，2016年接受《立場新聞》訪問時就形容，「民主黨的政策就是，經濟方面中間偏右，社會政策中間偏左。」然而，從負面角度觀之，「跨階層」亦使民主黨陷入「左搖右擺」困局，留下支持領匯上市、出售公屋、有條件支持兩鐵合併等污點。
「『跨階層』是錯的。」時隔將近20年，李永達以此為「跨階層」路線作結。
「初期我們認為『跨階層』可行，覺得可以食到，但後來發現，這個term的意思很低，因為大部分市民只會在自己利益受損最嚴重的時候，才會有意見、才會被動員。」李永達舉例指，近年政府舉行扶貧高峰會，只有數十人到場外示威，「但沒有『全民退保』的話，受害的是那些無親無故的老人，加起來也有幾十萬人，為何無法動員其他市民參與抗爭呢？就是因為市民就算覺得受苦，但還沒有受苦到覺得要站出來一起抗爭。另一方面，我們也要想想，如果這個倡議只能動員30人，它是否一個適合去做的倡議呢？」
李永達認為，民主黨應繼續以中產為主，他還說，他現在同意呂大樂當年所撰《走出跨階級政治的迷思》一文的說法了。
時任中文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呂大樂指出，「跨階級」是「自欺欺人」，是政黨試圖避免選定某一階級作為爭取對象，故以這分散投資的做法，來掩飾其缺乏形勢分析、不敢作出選擇等弱點。他認為，任何政治組織必須面對階級定位的問題，以清楚界定其群眾支持的基礎，從而建立具有特定政策立場的政綱；儘管「跨階級」理論上有助擴大團結面，但現實上根本難以兼容不同階層的利益，而分配資源時，必然要面對「誰先誰後、誰主誰次」等問題。
顯然，今天的民主黨仍深陷迷思。
「當政治組織、政黨要想『跨階級』的問題時，那其實是一個關於如何發展這一戰線的問題——什麼是當前社會形勢下的主要矛盾？哪一個階層的利益是政治組織的立足點？哪些階層是在這個形勢下的團結對象？不同階級在這個統一戰線的佈局下，有着什麼不同的位置與角色？」呂大樂在文中強調，民粹式基層路線欠缺完整意識形態，故不可取，故建議「在發展（『跨階級』）統一戰線、爭取群眾支持的時候，必須先想出政治組織本身的階級立場，然後再評估形勢，訂明用哪一形式、以怎樣的妥協，來爭取在某一個形勢下發展出的最大團結面。」
當年反對民主黨走「跨階層」路線的，還有陶君行。於他而言，「跨階層」等同「和稀泥」，而民主黨所謂的「中產—基層」定位，實際上只着重「中、上」階層的利益。他主張，民主黨應該與工聯會爭奪「中、下」階層市場，「因為大部分中產都是基層出身，不太會反對你的政策傾向基層，而且他們大多有『反共底』，在政治意識形態上認同民主黨，也會因而投票支持民主黨。反觀基層市民，他們會視乎你的政策取向再作投票決定，民主黨若放棄的話是錯誤的。」
「我的另一個理由是，你在野的時候，就應該有咁左得咁左，這是選舉策略的考量，當你在朝時，你沒有辦法要向右轉，那是很自然的事，你可以慢慢和商界講數，但叫價一定要高，10蚊唔得，咁8蚊得唔得，7蚊得唔得？」陶君行愈說愈直白，但都體現了他那句「民主制度只是手段，我希望香港變成怎樣的社會，才是我的終極目標。」
4. 平定了「少壯派」，鬥走了「匯點派」，民主黨還剩下什麼？
至1999年4月，「主流派」及「少壯派」持續因職工盟李卓人提出之「訂定最低工資」動議而隔空開火，最終羅致光成功說服黨友投下棄權票。到同年9月中旬，民主黨召開特別會員大會表決是否將「設定最低工資」列入年底區議會選舉政綱前夕，派系矛盾愈演愈烈。
兩派人馬先在《明報》進行筆戰，例如「主流派」馮煒光炮轟「少壯派」是「空喊口號」、「為原則而原則」，陶君行則指摘「主流派」對政策分歧上綱上線，藉以「掩蓋他們背棄弱勢社群，討好不知在何處的『中產者』」。及後，「主流派」打出「兄弟牌」，李永達在記者會上，拿着陶君行的文章反問：「還有兄弟姐妹感情嗎？」他又向全體黨員發出公開信，指「立法會黨團在過去九個月處於半癱瘓狀態」，批評派系鬥爭令身兼立法會議員的黨友無心戀戰。
直到會員大會上，雙方鬥爭再升級。楊森發言指，自己出身基層，即使當時反對最低工資，也不代表不顧及草根利益。陳偉業不點名反駁對方「有強烈背叛自己階層的感覺」，又諷刺張炳良「只活在象牙塔，扮代表低下階層的心聲」。張炳良也按捺不住，直指陳「若要說背叛階級，就是在搞黨的分裂」。最終，關於「最低工資」是否列入區議會選舉政綱的議案在114票反對、94票贊成、6票棄權下遭否決。
「少壯派」元氣大傷，一年後，核心成員陸續離開民主黨，到2002年，陶君行也與之分道揚鑣。
「很可惜。我後來跟陶君行說，我們還未執政，你因為這樣的事就退黨，其實好傻，真係好傻，但他說不後悔。」李永達透露，近年不時與陶君行相聚，杯酒泯恩仇，湊巧在訪問翌日，他就約了對方。
何俊仁後來接受《立場新聞》訪問時也提到，如果陶君行沒有退黨，民主黨的政策相對不會如此保守，「坦白講，如果他還在，做了（立法會）議員很久啦，唔到胡志偉啦！」
陶君行又是怎麼想的呢？「年輕的時候唔識諗，我遲了二十年才想通。如果再讓我選一次，我會做乖仔，不會太反叛，不會用強硬的手法去硬碰。」他的說法，令記者有點意外，還未反應過來之際，他又補充道，「其實我不應該退黨，應該攞咗個位（立法會議席）先、做咗主席先，當你有權在手，想推動改革就容易得多。不過，現在已經返唔到轉頭了，哈哈。」
平定了「少壯派」發起的「左右風波」，但議會路線及中港關係之爭，都令「匯點派」肉隨砧板上。
「我給自己的角色是推動黨組織發展及代表民主黨與內地溝通。」張炳良於2004年10月退出民主黨後，曾撰寫《是，我退黨了。從匯點到民主黨到新力量網絡到退黨的十年之路》一文，剖白心路歷程。他提到，兩黨合併之初，曾着手辦黨報、搞黨校、創《敢言》月刊，惟回歸後，政治環境動盪，民主黨日漸走上街頭政治，黨內二、三梯隊也輕視理論分析，寧願以紮頭巾叫口號等方式上位，而立法會黨團也不理會政策討論，只注重即時的政治利害及傳媒反應。
前文提及多篇極具閱讀價值的文章，其實均出自《敢言》，當中不但整理了個別立法會議員頗有見地的發言，還會邀請獨立學者評論民主黨的表現，冀對內驅動理念論述的建構、對外宣傳政黨政策立場。在短短四年間，《敢言》見證了一個大黨的輝煌，也記載了一個大黨的衰落；而如今，它只被不完整地存放於中央圖書館的某角落裏，有的皺巴巴的，有不少摺痕。
「整體而言，我們這類人在黨內是沒有什麼發揮的。不參選，不擅長做群眾工作，又不愛拋頭露面，光靠把口，寫寫文章，其實沒有人會重視『知識型參與』，他們根本都唔知你班人做緊乜。」葉健民說，《敢言》停刊後，他與張炳良及呂大樂等人，自組民間智庫「新力量網絡」，冀用他們擅長的方式，如寫文、分析、搞論壇等，繼續參與公共事務，「這些年建立了公眾認受性，影響力比在民主黨時更大」；而他在張炳良退黨後不久，也正式脫離民主黨。
民主黨至今沒有再就當年鬧得熱烘烘的階級定位、議會路線及中港關係等進行大辯論。這讓人止不住地想像，如果當年陶君行及張炳良等人沒有退黨，民主黨會有怎樣的發展？如果「匯點」及「港同盟」在合併之前，已就左右政策有清晰共識、就階級定位有統一策略、就各種紛爭回歸從政初心，這些年來的恩怨離合，是否就不會出現、不會一發不可收拾地暴露於人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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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節錄自第137期《香港01》周報（2018年11月12日）《從羅致光的「忽視基層」 看泛民精英的左右迷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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