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保海鮮．一】活魚進口零監管 為何十條都沒一條本地魚？
你聽過環保海鮮嗎？全球接近九成的漁業資源已遭開發或過度捕撈，海鮮需求卻逐年遞增；聯合國曾發出警告，如果不好好管理海洋生態，2050年可能沒魚可捕。1996年美國推出《可持續漁業法》，訂下各魚類品種可捕撈的限額；2000年起，國際社會開始推廣「環保海鮮」—以可持續方法捕魚及養殖。環保海鮮跟香港人可有密切關係？港人平日食用的海鮮來自一百七十多個國家，是全球第十大海鮮進口地。港人每年平均消耗65.5公斤海鮮，位居全球第八。2011年港人餐桌上每五條紅衫魚當中，仍然有一條屬本地捕撈。到了2018年，香港進口海鮮高達九成，只有一成是本地生產。此乃《放長線，釣永續海鮮》系列報道之一
逛一圈街市，香港魚幾乎絕迹。到底我們的海鮮從何而來？養殖也好，捕撈也好，為什麼找不到真正的本地海鮮？香港人少吃海鮮，就可以解決問題嗎？
昔日香港漁業發展蓬勃，上世紀六十年代紅衫魚一度年產量達七千多噸，甚至遠銷日本等地。美國著名生態學者Carl Safina在《海洋之歌：全球海洋生態發現之旅》中書寫，捕捉熱帶珊瑚魚的方法「潛水手釣」，是由香港漁民在東沙發揚光大，並掀起抓捕活珊瑚魚的行業風潮，其後更蔓延到整個東南亞。
吳家文曾是漁民，與學者羅家輝合著《做海做魚─康港漁業的故事》，其中一部分是他的回憶錄，敍述他於上世紀八十年代中，花了六年時光遠洋捕撈的經歷。
吳家文經過漁港，一手指着一艘粉藍色大型漁船，說是香港碩果僅存、懂得遠征東沙群島捕捉深水泥鯭的漁船。「香港漁民處於弱勢，一直被邊緣化。」吳家文認為，以往漁民教育水平低，港府於漁業政策上卻一直交白卷，他甚至以「自生自滅」形容漁民的狀況，「香港漁民好叻，但一直得不到支援。」
數十年來，政府一直未有清晰的漁業政策，漁業分為遠洋作業及近岸捕撈，漁護署跟進漁民情況時，並不會隨同離開香港水域。直到2006年，香港政府才成立漁業可持續發展委員會，研究香港可持續發展漁業。
香港早年已立法禁止使用炸藥、有毒物質、電力、挖採器具及抽吸器具等破壞性捕魚方法。2009年起，中國政府將港澳漁民納入燃油補貼範圍，令許多漁民選擇北上。
2012年12月31日，香港立法禁止近岸拖網（離岸三至五公里）後，影響1,100艘拖網漁船船主，有近岸漁船僅得15萬元賠償。2017年，本港每年捕撈產量僅為127,600公噸。
堅持賣本地魚漁民：供應量少 難叫出好價錢
漁民黎健兒今年四十多歲，以漁民來說算年輕，他是少數堅持在香港賣本地魚的漁民，他領着記者登船出海捕魚一天。
黎健兒平日使用刺網捕魚，這是現時僅存數種允許近岸捕撈的方法之一。刺網捕魚對海洋構成的傷害較低，被視為可持續發展的捕撈手法。聽到記者提及環保海鮮，黎健兒第一句就說：「遠洋作業、魚排就可以持續發展，我哋都冇乜可持續發展囉，都沒繼承人。過多十來年，我都唔撈啦，沒魚啦。」
當日風大，船航向較近的數碼港以南水域。十時出發，首先下網，船內共有500張網，下一趟刺網，需要300張魚網，足足花了一小時。14米長的中型漁船有三名內地漁工，他們已經工作一年多。捕魚業人手短缺，自2015年起，業界透過內地過港漁工計劃，招聘內地漁工隨漁船出海工作，配額上限為7,200名，佔去香港漁業共一萬多名從業員中的七成人手。
黎健兒說，於本土水域捕撈的5,150艘漁船中，賣到香港的魚獲很少，「好多是大陸老闆擁有的船，但用香港船長，在香港水域捕魚後，大部分都駕回中國內地沿岸販賣，或駕船去外伶仃島一帶。」
他每年正月都會花四小時來回，去深海水域擔桿列島捕魚，只捕當地不值錢的瓜三和滑仔魚，最多每天幾百斤，最高收入四五千元，但燃油成本每天高達800元。
雖說在內地捕魚有實報實銷制的燃油補貼，但他的船馬力僅108匹，最高只獲四五千元補貼，數年前最高拿過五萬元，但隨中國漁業政策改變，補貼亦急劇下跌。
出海當日，魚獲零星，才數十斤。竹籤魚十元一斤、最貴的石九公30元一斤，馬友40元一斤，合起來魚獲才千多元，有時低至800元一天，剛補足成本。
批發商的船駛來，漁民將魚獲逐一放上船，運到香港仔魚類批發市場。漁民生計往往受制於批發商開價。比起2004年，批發價充其量每斤僅多幾塊錢。吳家文憶述，「上世紀八十年代，賣紅衫魚，最多時400元一盒（約15斤），最少150元。」漁民還要與東南亞及內地的進口魚競爭，港人常說的海鮮價也在批發價體現。
一般而言，如果要跟批發商取得好價錢，供應穩定為首要條件。批發商一天收取超過20艘漁船的魚獲，總量逾一萬斤，多數來自南中國海。香港散戶的漁戶無法預測魚獲，議價能力低，往往跟「老闆借錢」以維持關係。黎健兒在十年前借了五萬元。「你不借錢，他怎知你會否穩定供貨？」零散的本地供應，更難叫出好價錢。吳家文說，「隻隻漁船都負債」，動輒數十萬元，馬力愈大的船，愈要計算燃油壓力，魚獲雖多，壓力趨增。
由撒下第一張網起計算，約兩個多小時便可以收網，歷時三小時，一張張魚網隨哇啦一聲，撈起了航拍機、膠袋、樹枝與鐵枝……有些漁船沒有探魚機或雷達，難精準探測魚群，少數漁民仍使用舊曆計算潮汐漲退，憑經驗捕撈，黎健兒是其中之一。黎健兒只依靠海圖機探測礁石及其他船隻，眼見南中國海的漁船益發先進，他卻認為毋須對魚群趕盡殺絕，「少有少捉，多有多捉，不會虧本。」
實際上，本地漁業步入衰退，早有先兆。黎健兒屈指一數，每張魚網約需200元，光耗費在魚網的入行成本已高達六萬元。「以往是高風險，高收入；現在是高風險，低收入。」每個月的營業額十五六萬元，成本佔當中七成，還未計算一年三次維修費用。吳家文指香港仔漁港停泊的雙拖漁船，每艘平均投資千多萬元， 「或者正等待填海，有朝一日賠償」。香港漁民難以謀生，若轉業改行，或轉型休閒垂釣（在魚排垂釣），或在躉船、遊艇工作，或做地盤、裝修等體力勞動工作。
自上世紀九十年代起，黎健兒曾先後在海南島和台灣水域捕撈十數年，後來因過分捕撈而離開，直到2004年才回港。他拉開魚網展示，「以往用單重網捉大魚，上世紀九十年代開始沒魚捉，就用雙重，其後再改用三重。」他擔心南中國海過度捕撈，將來沒魚可吃。他指出，香港漁業受污染影響，尤其填海工程，以及港燈埋在海床下的天然氣管道等，魚類生態往往需要六至七年才能恢復。吳家文亦指出， 即使政府在 2014年推出五億元的「漁業持續發展基金」，惟申請過程繁複、門檻高，要求技術創新，至今僅批出十宗個案，他認為政府應提供燃油、捕魚設備等實際補貼。
非法捕撈的問題，眾所周知。與內地不同，香港沒有休漁期制度，黎健兒指出，「上次一號風球（10月31日），就在蒲台那邊見到有五艘內地漁船，因為每逢颱風，海事處都不執法。」《香港01》早前亦曾報道，每天都有50至100艘漁船在下白泥一帶使用破壞力大的蛇籠非法捕魚。漁護署回覆，2013年至2018年10月期間，根據《漁業保護條例》成功檢控在香港水域內非法拖網捕魚的個案共36宗，當中只有12宗涉及內地漁民。
除了非法捕撈外，香港法律還有更大的漏洞，對活海產沒有監管。
非法捕撈猖獗的另一關鍵，是活海產並不在監管之列。偏偏在香港仔魚類批發市場，活海產所佔比例趨高。根據香港1962年制定的《海魚（統營）條例》，法律定義的「海魚」僅包括「在海水中，或部分時間在海水中但部分時間在淡水中，以任何方式生長的魚類或其部分（不論是新鮮或經加工的），且包括自其派生而成的產品」，然而「不包括一切甲殼類動物或軟體動物以及水中的活魚」。
每天清晨，有收魚船會停泊在珠海市管轄的桂山島和外伶仃島收魚，但內地漁船同樣可以透過船隻賣魚到香港，再運送到魚類統營處轄下的魚市場，而且並不被視為進口水產。記者向漁農自然護理署查詢冰鮮魚獲來源地，漁農署回覆：「在2017年，經魚類統營處轄下魚類批發市場卸下的冰鮮海魚魚獲約有45%來自收魚船。魚類統營處沒有備存有關魚獲的來源地，亦沒有備存由該處處理的魚獲中本地生產魚獲所佔比例。」根據《漁業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報告》，香港有七成魚獲來自南海。
海洋科學學者：來源成疑 活魚未受監管
香港大學生物科學學院及太古海洋科學研究所薛綺雯教授（Professor Yvonne Sadovy）批評，活魚未受監管是法律上的灰色地帶。她更進一步指出，當局立法規管不足，執法不力，香港人往往不知道進口活魚、甚至冰鮮魚的來源，足以構成食物安全問題。
「香港管控船隻，尤其活魚貨櫃船（live carrier vessel）的監管非常差，存在極大的資訊差異（information gap）。」薛綺雯研究活珊瑚魚超過20年，活珊瑚魚即是香港人常吃的蘇眉和石斑（包括東星斑、老虎斑）等。她指出，國際貿易涉及非法貿易、黑市買賣及政府執法不力等問題。
2017年，香港本地捕撈漁業產值約為26億元，僅僅從政府統計處記錄各國入口的活魚總值就已經達到25.6億元，而且仍未計算冰鮮魚獲。
其中牽涉重大的法律漏洞，「香港漁船只要是運輸活魚，由捕魚場直接回港，都可豁免向海關申報，不似貨櫃船需要申報。如果並非由漁場返港，就被視為運輸貨船，法例上是需要向政府申報。至於其他運輸死魚的船，都需要向魚類統營處報告。」另一漏洞是變相造成中途轉船運輸（transhipment），即是「香港漁船或內地漁船從別處取得活海鮮後，由香港漁船帶來香港，但轉船運輸是違法的。」
薛綺雯認為，這正是許多海鮮走私往中國內地的原因。她曾經與印尼海事及水產內閣成員Susi Pudjiastuti討論。「她對香港漁船的非法活動非常憂慮，他們收的魚比向印尼當局申報的魚多上許多。」海關回覆記者查詢，指由2012年至2018年9月，海關共破獲51宗涉及走私海產的案件，檢獲約八萬公斤海產。薛綺雯曾經與政府人員談過，法例執行上，目前依賴自願申報，故她稱之為「黑洞」。
薛綺雯比較過澳洲出口數字和香港進口數字，發現貿易量可相差兩倍，她曾接觸漁護署及多位供應商，各方口徑一致，指出香港活珊瑚魚非法貿易比正當貿易的數量高百分之五十。她認為，若參考外國的監管政策，可以仿效澳洲當局要求記錄魚獲。記者查詢魚類統營處有否就收魚船的魚獲制訂抽樣檢驗或監管機制，漁護署對此並無回應。
「當香港漁船在未有控制下，由西太平洋及印尼帶入水產，便容易有自然毒素，尤其雪卡毒。」薛綺雯指出，過度捕撈，涸澤而漁，食物安全成疑，沒有檢驗制度，容易出現雪卡毒魚類中毒。
薛綺雯強調，「這不是漁民的錯，許多漁民合法捕魚，是政府沒有做好照顧捕魚資源的責任。」
環保團體代表：有可持續管理 才有可持續海鮮
與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高級項目主任黎姵延走訪街市，她觀察到不少魚檔的多種海鮮都沒有標示來源地，甚至以瓜衫魚冒充紅衫魚。去年有其他環保團體展開半年調查，揭發有17種被列為受絕種威脅的魚類物種在街市出售。
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生態足印項目經理曾翠芝曾在面書群組看到美孚街市有鎚頭鯊出現，這亦是受公約保護的管制物種，「奈何只有進行國際貿易才受到一定保護，捕撈後運到香港再賣，其實不算違法。」
有街市的海鮮供應商指出，內地休漁期間，曾經收到由內地進口香港的海蝦，相信是「走私海蝦」，但為了維持穩定供應，該供應商也選擇入貨。
實行「禁拖」措施（禁止在香港水域拖網捕魚）後，薛綺雯期望本地水域會慢慢恢復魚類生態。「只有可持續的管理，才有可持續的海鮮。上世紀六十年代，仍可以依賴本地供應九成水產。如今我們失去了好多，當我們大量依賴外地進口，就會變得非常脆弱，受制於他國的價格浮動、入口許可等因素。我們需要成為全球可持續貿易的一部分，如果我們沒有門路，最後海鮮的價格就會變得過高，只有有錢人才能享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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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節錄於第138期《香港01》周報（2018年11月19日）《竭澤而漁 難年年有魚 放長線，釣永續海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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