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100周年】知識份子失主導地位(1):失光環、欠承擔

撰文:黃雲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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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談『五四』在當下的意義、對香港的意義,往往是從『知識分子』的角度出發......只有知識分子才會去反思這個問題。」回首100年前由知識分子主導的五四運動,再看看如今只有知識分子仍念茲在茲的紀念活動,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教授鄭宗義不禁感嘆,「現在的知識分子沒有了光環,沒有了承擔,變成了如今最不可能繼承五四的地方!」然而,導致知識分子失落主導社會地位的,就僅僅是「士大夫」光環的消逝、以及「憂國憂民」承擔的瓦解嗎?《五四反思:知識份子為何失落主導地位》三之一

五四精神之一,是知識份子的自覺承擔。鄭宗義感嘆,當今知識份子沒有了光環,失去了承擔。

「知識份子」從英文「intellectual」翻譯而來,一般指具有較高文化水平、從事腦力勞動的人。美國史學家Richard Hofstadter強調,知識份子並非僅以知識來謀求生存,還對自己的專業和思想抱有敬意,具有為真理獻身的精神,並對人生、社會、事業抱有使命感、正義感及批判意識。

四五運動八九民運 延續五四情懷

至於「知識份子」與中國的「淵源」,按照著名歷史學者余英時的說法,中國傳統的「士大夫」就是現代中國知識份子的原型。據曾任職香港中文大學的美國紐約市立大學榮休教授李弘祺考究,1911年在上海出版的英文報章《The China Press》開始出現「intellectual」一詞;他估計至五四前後,中文報章才使用「知識份子」,而他所能找到的最早的文章,是1928年刊登於國民黨期刊《訓練月刊》的《在國民革命路上知識份子應認清的方向》。

關於五四的討論,多數只停留在知識份子的層面。(資料圖片)

沒有人會否認,五四精神之一,是知識份子的自覺承擔。鄭宗義在兩個小時的訪問裏,便四十次提及「知識份子」或「知識人」之於五四的意義。他借用上述余英時的說法,指出中國知識份子的家國情懷和承擔精神歷史悠久,遠至東漢、兩宋之際到明末的太學生運動,都是五四的先驅,近至1976年的「四五運動」及1989年的「八九民運」,也是五四情懷和承擔的延續。

然而,這份光環、情懷和承擔,早已悄然起變。

士大夫至知識份子 從中心走向邊緣

根據余英時2003年發表《中國知識份子的邊緣化》,由十九世紀末年到五四時期,正是「士大夫」過渡至「知識份子」的階段,這不僅是名稱的改變,更是其社會地位從中心走向邊緣的實質改變。他認為,五四運動之所以獲得全國的熱烈反響,除了因為民族危機而產生的各種客觀條件之外,「在很大的程度上還托庇於士大夫文化的餘蔭」;然而,早期的知識份子並沒有自覺認識到有關因由,至五四時已「基本上反對以中國的經典來附會西方現代的思想,而且他們老實不客氣地要中國的經典傳統退出原有的中心地位,由西方的新觀念取而代之」,這形成了「雙重的文化邊緣化」,即中國文化從中心退居邊緣,而知識份子也撤出中國文化的中心。

五四的知識份子和舉人、進士一樣有光環,令運動獲得不少迴響。(網上圖片)

鄭宗義認同有關說法,指五四的知識份子和舉人、進士一樣有光環,「大家覺得他們的行為就是一種典範,言行具有指導性,能夠吸引人跟從,具有影響力」,惟當今的知識份子愈來愈難有影響力。他舉例指,八九民運時,知識份子已經失去了光環,「因為你平時不發聲,光環已經失去了,『娛樂』大眾沒有問題,像大學教授民主補課,要講就講,但有幾個會因為你是大學教授、所以你幫我們補課我們就學到了?大家反而會覺得,教授走開啦,我們自己話事。」

他相信,當社會運動缺少學理的支撐,就會流於衝動,甚至歪曲,故知識份子的角色非常重要,若有傳統知識份子「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自然能一呼百應。

與此同時,已故知名學者薩伊德(Edward Said)所言的「體制的收編」,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知識份子的發聲。請繼續閱讀:【五四100周年】知識份子失主導地位(2):體制收編、日漸反理性

上文節錄自第161期《香港01》周報(2019年5月6日)《知識份子為何失落主導地位》,相關文章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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