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節．三】大都會專利？ 偏遠城市也可以有自己的電影節
其實，中國不是沒有其他電影在嘗試創新。相比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國第五代電影及九十年代屢有話題的中國獨立電影，現在或許不是中國電影在世界電影地圖上的黃金時代，但內部一直在醞釀一些東西。
承接上文：【電影節．二】上海全渠道配合電影節 盛事變城市名片
大家應把目光朝往不那麼位於中心焦點的偏遠城市。中國確實存在一種勢力與曝光的不平等，大城市太受關注了，行差踏錯將會隨時沒戲，反而偏遠地區可享有某些自由空間。這就是在地理及地區資本帶動的本質下，山西平遙和寧夏西寧崛起的原因。
賈樟柯牽頭的平遙國際電影展，今年已去到第三個年頭（通常每年10月舉行），雖有地方政府及資金支持，但由於賈樟柯本人的魅力及影響力，還是有種民間私辧的獨立個性。出身自山西的賈樟柯，作品多年來也多根植這片土地，從宣傳和使命感而言，也是理直氣壯，這使它在短短幾年間就成為一個著名電影文化IP。
政府的參與當然有它的考量：這看來是把平遙甚至是賈樟柯的家鄉山西快速放進世界地圖的最有效方法。平遙擁有二千多年歷史，是十多年前保育及古建開發潮下，被重新談論的古鎮。古城牆圍繞，伴隨其時古鎮再現魅力的城市規劃風潮，早十年經陸續翻新及商業化，已經建立起完善的旅遊商機。電影節巧妙地利用這古色古香賣點，配合較專業的行內人參與，如找到威尼斯電影節前主席馬克穆勒當藝術總監，同時又選擇《芳華》作開幕製造話題，小心平衡着商業趣味及藝術性，令它成為一次相當富有特色的電影節體驗。
從山西再深入大西部，到達更欠名氣的西寧。2007年創立的FIRST青年電影展，每年7月中下旬舉行，本來只是小型校園學生作品展，一步步有文創投資參與，加上得獎作品有日後較知名者，甚至被排進全國院線，令這個早期只以年輕人作品為主的新人電影節，變成一個現時而言，中國內地最有活力及最具新銳氣息的獨立電影節。
列一下它的話題點：在發現新導演上，2014年忻鈺坤的《殯棺》得大獎，後來改名為《心迷宮》在大院線全國放映，筆者稱之為中國新派類型片代表作品，標誌類型片中型製作的出爐。內地要有健康的電影市場，不能長期依靠幾部大片，而是需要不斷有中型和富商業口味的類型片佳作推陳出新，《心迷宮》及忻的近作《暴裂無聲》完全是這一方向的代表。
2016年最先在此得大獎的《八月》，後來也橫掃台灣金馬獎。更不用說去年的《大象席地而坐》。另外，在題材多樣性當中可看到更為獨立精神的類型，譬如去年《美麗》有女同劇情，幾年前的《中邪》則是罕見的中國國產驚嚇靈幻作。
套用潮語：「識睇的話，其實是要睇FIRST。」這批大部份連「龍標」（即電影公映許可證）都沒有、挑戰既定規則、亦不能在大院線上映的作品（有質素原因，也有尺度及主題原因），保存着中國創作的實驗地，正是中國電影的未來。
電影節水平離不開社會發展脈絡
這是條危險的平衡線，獨立電影節在中國發展崎嶇，稍有差池又會全盤遭殃。早年具較高知名度的是北京獨立影像展，2006年由栗憲庭創辦，要看它的艱難，大可補看一部叫《沒有電影的電影節》的紀錄片，當中記下了真正獨立的民間影展在開展前被斷電叫停的粗暴對待。人們不禁要問：在這環境之下，談什麼創作自由？談什麼電影？
這也是這許多電影節及其宗旨的疑問：觀眾到底需要怎樣的電影節？中國需要怎樣的電影節？
如果電影節本身通過選片可帶來多種不同視野，理應不受限制，它是個可持續的文化事件，也是個資本運作的契機，然後，才去到講城市活力、城市名片的層次。
而這難道不也是跟城市的社會文明進程發展共通？一個城市的電影節水平，不能脫離該社會的發展脈絡，資本運作當與市場及創意相輔相成。
大家津津樂道的釜山國際電影節，就不是單靠孤立的文化政策和資本營運手段「打造」出來的。當內地在九十年代時說韓國電影來了，人們以為說的只是作品的浪潮，只是審查的寬鬆。經歷了二十多年後，我們發現還有韓流偶像，還有精巧的商業片， 同時有反思時代的逆權系。韓國本土製作的勇猛同時造就釜山電影節本身的份量，它同時成了全世界電影的新聖殿。香港曾在這方面至少是亞洲及華語電影區的焦點。
這個城市電影節崛起的背景值得深思。我們需要的是一個健全開放的社會環境，開放自由的創作氛圍。要知道，釜山模式是伴隨一個更大的韓國社會歷史發展演變而來。那趟由八十年代開始的韓式改革開放，由解嚴到主辦亞運，由《生死諜變》、《八月照相館》、《漂流慾室》、《燒失樂園》到《炸雞特工隊》和《上流寄生族》的浪潮，沒有觀念、尺度及思維的解放，不輕談電影節及電影工業的黃金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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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節錄自第167期《香港01》周報（2019年6月17日）《中國城市需要怎樣的電影節？》，網上標題為編輯重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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