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評．余英時回憶錄】華裔史學家憶述香港緣
在人生轉折之時，竟又巧遇思想上的啟蒙衝擊，縱使短短數載，也能發揮改寫命運的作用。著名史學家余英時，在其近九十年的歲月中，只在香港短暫逗留，但這些日子卻在他卓越的學術路上佔有不可或缺的位置。撰文：鄺國惠
身兼美國哲學學會院士與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的余英時，在1950年來港，時年二十歲，在新亞書院求學，直至1955年負笈美國。在1973至1975年間二度來港，出任新亞書院校長兼香港中文大學副校長。他一生穿梭海峽兩岸與美國之間，上下求索振興中華文化思想之道。
最近出版的《余英時回憶錄》述說其年輕求學時期的見聞，以及建立學術思想的心路歷程。上個世紀，中國局勢動盪，年輕學人在東西方思潮的衝擊之下，偶然暫歇南方一隅，這裏的自由空氣彌足珍貴。他在回憶錄中這樣形容當時的香港：「這個小世界的獨特性質是值得揭示出來的。這其實是中國自由派知識人匯聚而成的社群，生活並活躍在一個最自由的社會中。」
在合適的時間，碰上合適的人和事，足以扭轉一生。為什麼這短短五年如此重要呢？這就要從余英時的成長脈絡說起，這些都包括在他的回憶錄中。
本書從他1930年在天津出生說起，分成五個章節，包括：《安徽潛山的鄉村生活》、《共產主義與抗日戰爭》、《中正大學和燕京大學》、《香港與新亞書院》及《美國哈佛大學》。1977年，余氏離開哈佛，時年四十七歲，也是這趟回憶之旅的終站。可以說，這部回憶錄主要談其上半生，亦因為這樣，書本並無觸及余氏作為一位華裔學者在美國學術界打滾的點滴，也無闡述如何看改革開放後中國的變與不變，令閱者讀來意猶未盡。
香港成為文化啟蒙之地
整個二十世紀，中國兩度變天。余英時出生之時，「五四運動」剛過十年，「民主」與「科學」這股新思潮仍席捲神州大地。身為一名歷史學者之子，替中國建立新文化、為自身建立思想價值，自然成為安身立命的重要課題。回憶錄第一章雖看似憶述童年，同時也在敘述他認識傳統中國文化的經過，儒家思想如何形塑了他最底層、最根本的價值觀。
在第二及第三章，他講述走出鄉下、進入大城市的歷程，開始接觸新思想，除卻民主、自由外，也認識了共產主義理論。這些新思潮是水火不相容、甚至是互相敵對的政治思想體系。在激烈的思想碰撞中，以及政治局勢遽變之下，剛踏進大學門檻的年輕學人何去何從呢？也許冥冥中自有安排。為與家人團聚，余英時來到了當時的英屬殖民地：香港。
當時，他入讀新亞書院，成為國學大師錢穆的學生，在讀研究生的兩年間，差不多天天都與錢先生見面，接受指導。他在書中說，這奠下了往後的學術路向。
但是，他同時意識到，需要克服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挑戰，所以要認識文藝復興以來的歐洲史，以及二十世紀西方學術思想，這些並非新亞書院的老師所能扶持。好在他得助於英美在港設立的圖書室。「當時新亞沒有圖書館，香港大學圖書館則不對外開放；經過多方打聽，才知道美國新聞處設立了一個公共閱覽室，英國文化協會也有一個小規模的圖書室……這兩處的藏書並不很豐富，但是對於我這樣一個初學青年而言，已足夠引導我跨進人文社會科學的第一道門限。」
西方之助不止於此。余英時在回憶錄中說，當時閱讀了不少史學著作，以及港台兩地的期刊，開拓了眼界，也修正、深化了之前對民主與科學的認識。其中他與美國歷史學家小亞瑟．施萊辛格（Arthur M.Schlesinger，Jr.）撰寫的史學名著《旺盛的中道》（The Vital Center）「邂逅」的過程更是迂迴。
「美國新聞處閱覽室的負責人告訴我小施萊辛格的成名作是《傑克遜時代》，但是他一九四九年出版的《旺盛的中道》則正在受思想界注意，影響很大。如果不是由於這一層曲折，我大概不大可能僅憑一己之力發現這本書的存在。」
受「第三勢力」刊物影響
吸引這雙學子眼球的，還有當時的反共刊物，被稱為「第三勢力」的雜誌，包括《民主評論》、《自由中國》、《人生》、《自由陣線》以及《祖國周刊》等。余英時在回憶錄中說，最初因為向《自由陣線》投稿，漸漸與雜誌社的編輯熟悉起來，1951年獲邀加入編輯部，負責「青年專欄」及「科學知識」專欄。在雜誌社工作兩年，投入鑽研一些思想問題，付出了汗水，回想起來也是愉快。
「他（總編輯張葆恩）不願妨礙我在新亞的課程，因此只要求我每星期到雜誌社工作三個晚上，第四個晚上則到印刷廠審讀每期的全部校樣，大致是九時至半夜。編輯部在九龍，我們幾個編輯也住在九龍，但印刷廠卻在對海香港。夜晚十二時便沒有過海的渡輪了，我們往往要乘『電筏子』小輪回家，那是大家都感到有趣的渡海經驗，並不以為苦。」
余英時形容，這份工作使他與讀者經常溝通，把他帶出了純書本的世界，走出了學院的圍牆，讓他的眼光跟社會和生活打成一片。書中說，他並無追隨「第三勢力」的領袖，卻認同他們的觀點，主張中國要邁向民主化，他這個想法維持至今。「在政治思想上，我卻是同情『第三勢力』的，因為我深信中國必須建立一個開放與寛容的民主體制，才能走上現代化之路。」
上世紀五十年代的所謂「第三勢力」，是一批反共、批蔣，而又追求自由民主的力量。近年台灣學者的有關研究指出，「第三勢力」受到美國當局扶助。譬如余英時曾參與的雜誌《自由陣線》，由「自由出版社」創辦，而最初成立出版社的資源，也是透過國民政府代總統李宗仁所分得的美國資金，在牛池灣租地而設立。（郭士著之《「自由出版社」滄桑史》，《醒獅月刊》第1卷第1期頁8）
余英時在回憶錄中也指出：雜誌社創辦人謝澄平，因為很得美國人的信任，因此獲得美國政府某一機構的大力支持。
余英時從新亞書院畢業後，跟隨錢穆研究兩年，所在的研究所就是獲得美國亞洲基金會（Asia Foundation）支持而設立的，該會成立宗旨是在戰後的亞洲推廣民主及法治。基金會的前身是「自由亞洲委員會」（Committee for a Free Asia），首要工作是扶植對美國友好的海外華人領袖，以期影響其他海外華人及中國大陸。（美國中央情報局解密文件：DTPILLAR VOL1_0085，1951年12月13日）
及至1955年，余英時透過「哈燕社訪問學人計劃」獲邀到哈佛大學，研究中國思想史。後來轉為正式博士研究生，並留美開展他的史學事業，從人生的「香港階段」過渡至「美國階段」。差不多在同一時間，美國改變政策，減少支持「第三勢力」。他也在書中記錄：「我離開香港四、五年之後，由於美國的支援停止，自由出版社和《自由陣線》週刊最後都歇業了，六零年代末期，謝澄平先生也移民美國⋯⋯」
為自由派知識人提供平台
大時代中的個人命運，往往受着千百條無形的繩索拉扯。若套用五十年前的語言，那是意識形態戰爭，也可以說是統戰；若以今日流行的語言，則是軟實力比拼，東西方文明都希望在每個人的思想領域中，播下一顆對自己友好的種子。思考與抉擇，免不了受外間影響，無論是大國之間的輿論宣傳，學術思潮爭論，又或者朋輩親人間的討論。
人的選擇，都基於其思考模式、邏輯分析，以及道德倫理的架構。余英時旅居香港，這五年正標示了大環境與個人思考的互動。余英時在回憶錄中一再強調，香港是一個文明而開放的社會，能提供一個自由的平台，讓個人自由意志發揮出來，選擇人生走向。
「從歷史角度看，這一時期的香港為中國自由派知識人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機會，使他們可以無所顧忌地追尋自己的精神價值⋯⋯這是一個很重要的知識群體，並擁有難以估量的思想潛力。」
長久以來，香港處於中西方政治較量的前緣，也是不同思想交匯的「活口」。《文匯報》刊登了1957年4月周恩來與上海工商界人士座談上的講話：「我們對香港的政策與內地不一樣，香港現在還在英國統治下，是純粹的資本主義市場，不能社會主義化。香港要完全按資本主義制度辦事，才能存在和發展，這對我們有利。」
在風雲際會的一瞬，年輕的余英時選擇赴美，投身當時火熱的漢學研究，學術成就取得廣泛的認同。政治也許並不簡單，但萬變不離其宗。半世紀前香港在中西方角力中扮演了窗口角色，今天依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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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節錄自第170期《香港01》周報（2019年7月8日）書評《華裔史學家憶述香港緣》。相關文章：【書評．我只知道人是什麼】 要不然彼岸的花為什麼在對我微笑【書評．馴字的人】人之所以為人 世界之所以為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