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民生脫鈎的政治性罷工 為何能在香港發生？
「以政治性罷工來看，要造成衝擊的對象應該是香港的大地產商，還有金融資本家，因為它們是現在港府真正服務的對象，如果他們痛到覺得要跟港府施壓，那整個策略就是成功的，但因為當天的資訊有點失焦，現在很難看出罷工影響多大的經濟情況、影響到的是不是那些大資本，所以很難說罷工者的能量有多少。」台灣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教授陳信行指出，經濟性罷工與政治性罷工的差異在於，經濟性罷工中勞工所能帶給老闆的損失容易量化，老闆可以在損失與答應勞工訴求間作出捨取，但政治因素則難以用簡單的數字衡量。
承接上文：對經濟民生的失望不滿 為何促使他罷工爭取「真普選」？
「一個工廠老闆知道每天可以出100個貨櫃，結果罷工後只出了50個，那他很清楚知道罷工的損失是50個貨櫃，這50個貨櫃的收益跟勞工訴求間的利益得失可以計算，但在政治性罷工的場合，第一個問題是這個政府的老闆是誰？當政者在意的又是什麼？罷工對政府的損失跟訴求間孰輕孰重？這就不是單純的數字問題。」此一說法或許也符合了梁先生所說，與警察衝突是「挑錯了對象」，因為警察的執勤困難或受傷與否，顯然不會是港府最在意的因素，而採取「不合作運動」等阻礙他人上班的方式，影響到的究竟是真正操控香港經濟命脈的既得利益者、或者僅是一般的中小企業及僅求餬口的普羅大眾，又是否會讓港府真正「感覺到痛」？都是疑問。
此外，陳信行提到，罷工通常有一個妥協的過程，幾乎沒有資方會全然接受勞方的條件，但在香港今日「無大台」的局面下，香港政府面臨找不到談判對象、雙方也無從妥協的窘境。
「因為經濟性罷工要求的是工人的共同經濟利益，他不希望公司倒掉，不會弄成你死我活的局面，這種情況下就會牽涉到很多妥協，而妥協需要一個還算嚴密的民主組織，代表全體罷工者與資方進行談判，因為資方不可能原封不動的接受勞方的要求。但現在的情況是政府找不到人談判，大概也沒有人敢說自己代表所有示威者，林鄭月娥如果說五個訴求我答應三個，另外兩個不做，這樣是不是可以接受的？沒有人敢保證，這是蠻麻煩的情況。」他提到，如果有些黨派或組織能代表整場運動進行談判，至少還能互相探知對方底線、在什麼條件下可以收尾，但目前雙方缺少討論及對話平台，罷工效果如何也難以得知，也是無大台模式下的一種缺憾。「另外一個問題就是，當政治性罷工脫離對經濟民生訴求時，政治性罷工其實難以發生，在台灣我們就能看到相關經驗。」陳信行補充。以2006年時紅衫軍的「倒扁」行動為例，時任台灣總統陳水扁身陷多宗貪污弊案，引發民眾強烈不滿，除了聚集超過30萬人集會要求陳水扁辭職下台之外，亦有人呼籲以發起政治性罷工的方式，為反貪腐運動加溫。
然而，政治性罷工的想法甫一提出便引起了多方爭論，尤其工會人士對此種罷工手法提出不少批判，認為政治性罷工所針對的通常是影響經濟與社會深遠的重大政策，才能使罷工目的與政治性罷工的非常手段相符合。且發起罷工有嚴格的法定程序，在現行法令排除純政治罷工理由的情況下，若倒扁行動無法與勞工權益、社會財富分配等重大政策連結，貿然動員罷工只會讓勞工承受失去工作的風險，無助於改善其生活條件，而這場罷工行動也在各方質疑下無疾而終。「因為群眾的憤怒是對政府，不是對自己老闆，但罷工是對老闆造成傷害。如果示威者今天有仇的是老闆，那罷工是理所當然，如果今天我們有仇的是政府，在邏輯上就會有點不通。」陳信行續指，罷工衝擊的是經濟秩序，而非政治秩序，如果大家對經濟秩序沒有太多反感時，政治罷工就難以成功。2006年倒扁時，多數抗議者反對的是扁政府與民進黨，而非政治體制，更非針對台灣的經濟狀況。「當然你可以說中間有間接關係，因為扁政府施政不好所以經濟不好，造成民眾出來抗議，但當時多數群眾不是這樣看，他們是很針對性地要求貪污的民選總統下台，那民眾就不會把他們的憤怒要老闆來承擔，罷工就注定不會成功。」陳信行說，有些團體派別自古以來都是這樣，每次遇到政治矛盾時就會喊要政治性罷工，事實上連經濟性罷工都要經過非常痛苦、嚴密的討論折中，還有一大堆組織工作才有可能達成，政治性罷工絕非喊一喊就會一呼百應。
政治口號背後隱含對經濟秩序不滿若從上述說法推論，香港8月5日的罷工不論是何種口號或訴求，都是純粹從政治問題衍生而來，未對經濟民生問題提出任何要求，照理說應該無法成功動員號召，為何仍有近35萬人響應？「這就是有意思的地方，這顯示出參與罷工的示威者心中，他們每天上班所服務的經濟秩序，一定程度上跟他們抗議的政治權威是同謀的，跟政府是同一掛的，所以才覺得對林鄭月娥的憤怒讓老闆來承擔，是他們可以接受的事。」陳信行指出，就算罷工會影響到經濟，但很多人心裏覺得樓價高到我買不起，就算香港的經濟再繁榮，跟我又有什麼關聯？現行經濟體制只有利於特定群體，而這高度經濟不平等是港府政策種下的惡果，經過這樣一連串的連結，示威者才有可能以罷工的方式進行抗議。陳信行又提到1925年的省港大罷工，當時雖然以華人團結對抗英國作為民族號召，但背後仍然把香港的經濟運作與英國的權威，以及中國被帝國主義欺壓、剝削的狀況相連結，由於政治與經濟秩序的相關聯，所以在經濟上懲罰某個階層，也符合罷工者對政治上的訴求。
「為什麼這些經濟訴求在『8．5罷工』中看不到，可能大家潛意識裏沒有深刻認識到這個連結，也可能大家習慣掛在嘴邊的本來就是自由、民主、人權、普世價值等政治語言，所以心裏對這個經濟秩序有反感，但沒有適當的說法統整。另外一個原因在於，其實那些是共產黨的語言嘛。」陳信行笑說，整個20世紀各國的抗爭中，談政治與經濟上壓迫最為成熟的，就是以共產黨為代表的左派話語，今天示威者抗議的對象，某層面也是衝着共產黨而來，拿抗爭對象的話語來反對他，站在抗爭者的情感上可能難以接受，也覺得不是屬於他們的語言。陳信行提醒，在經濟性罷工中最常見的情況，就是罷工者對罷工期間還上班的「工賊」，比對老闆更加憤怒，因為罷工時仍選擇上班的員工一定能獲得更優渥的待遇，即使未來成功爭取到福利，老闆也會讓他們搭便車，在罷工者心裏看來就相當不是滋味。「這個現象很容易被老闆利用，拿來醜化罷工者，因為罷工者要找人吵架時不容易找到董事長，他一定是跟上班員工吵，一言不合可能就打起來了，一動手老闆就可說罷工者都是有問題的、暴力的，這在全世界的罷工多少都會發生，政治性罷工一樣會面臨這種問題。」他指示威者呼籲「不割蓆、不篤灰」，也是在預防被分化，但要怎麼做到不被分化的同時，彼此間還能對過於激進的做法提出建議，而不是搞到自己人都不能談事情，中間的分寸便很難拿捏。
陳信行最後指出，政治性罷工要能持續成功，重點在是否能夠將經濟與政治要求連結。他樂觀地期望香港人在經過一次政治性罷工後，返工時能想到職場或生活所面臨的狀況，進而在勞資關係與爭取權益上更趨成熟，那這次的罷工也許就深具意義。其實不論體制民主與否，政治的意義從來都不是「換人頭、換個人當」就能夠輕易解決，陳信行提出台灣政治性罷工之所以困難的原因也在於，不論藍綠兩黨誰執政、誰在野，對於政治經濟問題的觀點其實並沒有明顯差異，但政治運動的目的在於檢討與省思與民眾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的整體政經體制。香港示威者除了爭取表面的五大訴求之外，若果能夠因此從中思考整個政治經濟體制加諸於民眾身上的桎梏，又如何藉由所爭取的訴求解決更深層的社會結構矛盾，或許更能體現罷工所欲達成的目的。
上文節錄自第175期《香港01》周報（2019年8月12日）《「8．5罷工」背後 除了政治還帶出了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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