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燈柱】監控陰影籠罩全城 智慧燈柱毀於失信
「Big Brother is watching！」不少港人都擔心這句出自小說《1984》的名言會成為今天生活的寫照。 隨着反修例風波持續，智慧燈柱鏡頭、感應器等裝置惹起監控市民疑雲，因而成為眾矢之的。在8月的遊行中，示威者除了爭取「五大訴求」外，亦用行動表達對政府監控的擔憂，遊行以釀成警民衝突告終，有20枝智慧燈柱被拆毀。究竟市民對智慧燈柱的憂慮從何而生？當科技與私隱、便捷與自由是永無休止的一場博弈，相關部門又該如何應對？這是政府發展智慧城市不可迴避的一課。
在8月24日觀塘大遊行中，拉倒智慧燈柱、隨後歡呼聲四起的一幕教人記憶猶新，然而當中所推倒的遠超於此。政府提出《逃犯條例》修訂不單在社會掀起軒然大波，同時喚起市民對個人私隱的關注。智慧燈柱屬香港智慧城市藍圖的起步點。2017年7月，《香港智慧城市藍圖顧問研究報告》出爐，多功能智慧燈柱是「智慧政府」的政策之一，旨在提供交通、天氣、環境等實時數據，加強城市管理。同年12月，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資科辦）發表《香港智慧城市藍圖》，提出在市區設四個試點，合共安裝約400支智慧燈柱，試驗計劃為期三年，所搜集的數據以開放數據形式在「資料一線通」發放，觀塘及九龍灣正是首階段試點，約50支智慧燈柱已陸續啟用。
「科技是中立的，如何使用科技則是另外一個議題。」香港互聯網協會網絡保安及私隱小組召集人楊和生指，如果抽空當下社會背景，智慧燈柱此類傳遞即時信息再作反饋的科技本可帶來一定好處，如檢測鄰近交通狀況作出塞車提示、偵測罪案甚至防範罪案等，這些均可惠及市民，但在《逃犯條例》修訂風波出現後，「大家對政府會否濫用資料變得很擔心，可能很不公平地使用資料，做出追蹤等額外用途，這些使大家很不信任」。
推倒燈柱，向監控說不？
推動智慧城市是大勢所趨，我們不難在各地城市發現智慧燈柱的蹤影，例如新加坡、美國、英國、西班牙均有城市推出與智慧燈柱大同小異的路燈改造計劃。楊和生說，這類科技存在已久，更在其他地區落實多年，但香港剛起步便舉步維艱，市民主要憂慮之一，在於不信任政府如何處理和使用所收集的個人信息，一旦燈柱在全港普及，便儼如形成一條帶有追蹤功能的路徑。
智慧燈柱有兩大功能：一是蒐集數據，燈柱設有交通探測器、全景攝影機、氣象感應器及空氣質素感應器，協助不同政府部門蒐集三類實時城市數據（交通快拍、氣象及空氣質素數據）；二是發射訊號，燈柱可成為小型基站，配合5G網絡提供免費Wi-Fi，或以無線射頻識別技術（RFID）配合視障人士手杖系統導航等。
楊和生的另一身份是科技公司的顧問服務總監，專門為企業及政府提供資訊科技保安及網絡安全的顧問服務。平情而論，藍牙傳送器在於傳播訊號，展示燈柱地理位置，再看周遭設備能否配對，開發相關應用後可用作定位，是否真的那麼容易認人？楊和生說未必。「例如你有電話，藍牙知道有電話存在，但還要透過許多配套才知道它屬於你。因此未必有那麼直接關聯，但鏡頭拍到你（容貌）就是你。」
對於網民關注智慧燈柱內的RFID，擔心可讀取智能身份證內的資料，變相監控市民，負責開發智慧燈柱RFID的物流及供應鏈多元技術研發中心副總監黎振偉曾解釋，智慧燈柱的RFID標籤僅儲存該燈柱的地理位置數據，屬於定位裝置，沒有讀取數據功能，即無法採集數據。楊和生亦指出，第二代智能身份證已有改善，即使被智慧燈柱讀取，也只會出現隨機數字，即只知有人走過，但無法辨認身份，「所以理論上不用太擔心，但畢竟現在大家也不相信政府，就算你多詳細解釋也好，大家就是不信任政府。」楊和生無奈說道，這些質疑及顧慮都是能夠理解的，但在實際的技術操作上，是否真的可令一個人的身份無所遁形？他坦白說其實沒那麼直接。
事隔三月，被破壞的智慧燈柱經已重新裝上。然而，面對種種質疑，政府仍未交出答案，先以暫緩功能作回應。其實創新及科技局聯同路政署早於7月舉行的技術簡介會上便宣布為了釋除公眾疑慮，將暫緩啟動三項涉及私隱問題的探測和攝影功能，即環保署以攝影機協助監察非法傾倒建築廢物黑點、運輸署的藍牙交通探測器及攝影機收集車牌號碼計算不同類別車輛使用道路數量。資科辦表示，會就上述功能作諮詢，獲得社會共識後再啟用功能。
當市民對智慧燈柱疑慮重重，政府先暫緩以回應民情固然可取，但亦有責任回應相關疑問，像如何及誰人儲存、管理及分析數據，會否辨識個人身份，以及日後會否引入智能天眼監控市民等。更甚的是，在技術問題以外，市民對政府的不信任程度才是關鍵所在。
早在觀塘遊行前，資科辦曾多次回應社會質疑，澄清智慧燈柱並無人臉辨識功能，所拍攝的影像不會傳送到第三方作人臉辨別用途，而其他影像監測功能的解像度亦被調低，以及RFID不能偵測或讀取身份證資料，惟智慧燈柱仍難逃一劫；負責安裝智慧燈柱藍牙發射器的供應商亦表示因公司董事家人及僱員受到人身安全威脅，故停止供應及安裝其他智慧燈柱智能裝置。
理論上，智慧燈柱除照明外，亦設有收集、網絡存取等功能，短時間收集大量數據再加以分析，原意用作便利市民，並防止出現影響社區的違法行為，例如違例泊車、傾倒垃圾等。但在日益泛政治化的氛圍、政府民望低落、認受性低時，數據儲存、管理以及使用容易引起社會質疑，百口莫辯。不單是智慧燈柱，任何一種能協助政府收集海量數據的智能科技甚至沿用已久的閉路電視，也會捲入敏感的私隱問題，就在9月初，食物環境衞生署的網絡攝錄機同樣遭殃，有一支位於油塘的攝錄機，三日內兩度遭人拆走及破壞。
這反映大眾對政府所採用的科技存有很多問號。如從市民角度出發，楊和生認為，這與政府透明度息息相關，在處理個人資料及私隱保障一事上，政府有責任加強解說，釋除公眾對私隱的疑慮，並公布存取權限，如誰人可運用什麼權力觀看片段及分析等，而儲存、管理及使用片段均屬不同的關卡，市民應有權得悉嚴謹清晰的措施，政府可公開更多智慧燈柱或其他設備的資料。「但還是那一句，這是信任問題。」楊和生無奈地重複道。
一直以來，市民對政府信任度低處未算低，香港民意研究所在10月底公布最新民意調查，合共訪問1,038人，調查發現受訪者對特區政府的最新信任程度比率為23%，不信任比率為68%，信任淨值為負45個百分點，較8月份的對上一次調查再跌8個百分點，再創1997年有記錄以來新低。楊和生慨嘆，香港典型的保守心態本已窒礙創科及智慧城市的發展，落後於人，「現在社會出現這種事故，變相出現了更多一重的障礙，市民對政府的信任度很低。」
值得注意的是，在觀塘示威中，有示威者為智慧燈柱的零件拍照上傳，其中一個藍牙定位器的製造商疑涉內地「天網」工程承辦商，因而加劇公眾對資料使用者的疑慮。市民對智慧燈柱的不信任從何而來？政府固然難獨善其身，但最為根深柢固的偏見往往來自意識形態，一旦陷入意識形態的漩渦，爭議只會永不息止。
成立諮詢專責委員會 亡羊補牢？
楊和生觀察到，鏡頭是智慧燈柱眾多設備中最令大眾憂慮的，因鏡頭有其他額外功能。若智慧燈柱改用更能保障私隱的科技例如雷達，市民的反感程度或推行智慧燈柱的阻礙程度或變低。在科學園設置的智慧燈柱便是裝設雷達而非鏡頭，既能偵測附近車流和人流，協助疏導交通，又不會引起私隱問題。楊和生認為，如何將科技用得其所，是最重要的問題。
有不願具名的業內人士批評，政府未有深思熟慮如何推動政策，亦沒有進行公眾諮詢，變成今天的亡羊補牢。「智慧燈柱不是不做，但不一定要這樣做，是否真的要用到鏡頭？在這個時間點是很敏感的。」他說，政府時至8月才成立多功能智慧燈柱技術諮詢專責委員會，但燈柱早已建成，變相有不少基本問題無法扭轉，若其他裝置也能達致相同效果，是否一定使用鏡頭？他透露，雷達曾被政府視為選項之一，只是早已被否決。
如果政府有進行諮詢，20枝燈柱遭毀壞的下場會否可改寫？翻查相關諮詢文件，資科辦在去年及今年曾先後四次在立法會、九龍城區議會及觀塘區議會匯報「多功能智慧燈柱」試驗計劃，並在會上徵詢議員意見，當時曾有區議員就燈柱數量及密度、數據的保安程度及用途、個人資料私隱保障及公眾知情權提出疑問，惟當時未設公眾諮詢，時至8月才成立專責委員會，與業界專家及學者檢視相關私隱保障及資訊保安技術事宜，目標是今年年底前提交報告。
政府在香港各處均有設置高清鏡頭，即使未經廣泛諮詢，市民也不以為意，如十一年前的旺角鏹水彈事件，大眾對安裝鏡頭更是歡迎，只是民情今非昔比，大家對自己的私隱保障要求變得很強，恐懼大於一切，對拍攝也敏感不已。「現在的民情是愈多監控，愈大恐慌。而人、車、手機，就是披露私隱的最簡單途徑，大家最擔心的都是這些。」該業內人士續解釋，例如運輸署的車牌識別系統，即使署方表明會將車牌加密，但配對車種後，能否找回車牌？如果推出新項目，政府有否做好監管，包括使用範圍及由誰使用都是重點，無論是政府或委員會，要令公眾釋疑，在目前民情很難做到，畢竟市民普遍不信任政府，種種解說均無補於事。「政府也說做了Privacy Impact Assessment（私隱影響評估）後沒有發現問題，但現在問題是政府做了也沒人會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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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節錄自第190期《香港01》周報（2019年11月26日）《監控陰影籠罩全城 智慧燈柱毀於失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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