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台合作．四】社區支援 讓合作社發芽成長
邱林川等學者希望能夠通過科技的手段將合作社的知識傳承下去，跨越代際的阻隔讓更多年輕人知道。如中大女工合作社一般的迷你型合作社能夠在社區負隅頑抗多年，離不開社區裡像邱林川一樣關注者的幫助，而中大的基層關注組的成員即給予女工合作社很多支持。
承接上文︰
對合作社的女工來說，合作社是平等、自主地實現自我價值的工作場所。然而，要讓合作社能落地成長，除了社員自身的參與和努力外，還需要團體、組織和居民的支持。對從旁關懷着合作社發展的人來說，協助合作社成長就像是看着一株植物在生長，千方百計想要讓土地變得更加肥沃，令它能茁壯成長。
香港婦女勞工協會（下稱「女工會」）總幹事胡美蓮憶述自己是在上世紀九十年代開始組織合作社，彼時香港經濟正在轉型，大量製造業工廠北移，大批工人因而失業。胡美蓮和其他勞工團體不斷思考除了倡議政府增加援助之外，還有什麼方法能給工人創造就業機會。
胡美蓮和團隊參考了一些國外經驗，決定嘗試運用合作社的形式，去組織發展經濟項目，即在增加就業、組織工人參與經濟生產時增加民主元素。因為香港社會經濟結構的關係，男性對家庭需要付出更大責任，要能負擔家庭開支，必須要找一份全職工作，故此很多參與合作社的社員都是女性，加上合作社允許女性彈性上班，讓她們兼顧家庭責任之餘，亦能發揮專長、增加收入。
香港中文大學女工同心合作社正是在胡美蓮等人的支援下發芽起來。2000年，在中大學生會基層關注組的爭取下，中大校方預留空間讓基層團體開設小賣店，最終在女工會和中大學生會的共同努力下，女工會成功中標，招募因經濟轉型失業的婦女參與工作坊，並以合作社的形式運營小賣店。在女工會的協助下，女工同心合作社在2001年3月成立，並在2004年正式註冊成為職工合作社。
珍惜平等決策權帶來的自主性
沒有女工會的支持，女工合作社或許無法組成，遑論到現在能放手給女工們自主營運。而若沒有基層關注組的關心，女工合作社亦難以在中大久待。以近月為例，由於反修例風波，晚上交通受到重大影響，很多時女工都無法上班，於是，關注組的同學主動挑起為合作社返夜更的任務。
關注組成員Selena表示，她很珍惜學生組織給成員平等發言、自由成長的權利，而合作社作為在資本市場中運作、強調民主參與的經濟組織，體現出超越一般團體民主決策的價值，具有實踐經濟民主的意義。
Selena將自身在學生報工作時的情感投射在女工合作社的實踐上，她說自己在學生報工作時體驗過那種在集體裏平等決策的過程：「名義上有分總編、副編，但其實當討論決定做什麼題目、那篇文章應該怎麼寫時，會一起討論有什麼問題、需要怎樣修改，整個過程都在一個平等的討論和決策中進行，每個人都可以貢獻自己的想法。」她非常懷念那種感覺，十分珍惜那種平等決策帶給每位社員的自主，於是去女工合作社幫忙，希望它可以在中大繼續營運。
女工合作社在中大已近二十年，就算身處一個較為友好的社區、發展較為良好，但仍要面對很多日常運營的問題。例如校園裏面由於主要顧客是學生，業務雖然穩定，但因學生假期的關係，只有半年賺錢，有半年是虧損的，女工合作社只好用半年的盈利照顧另半年的虧損。此外，女工合作社每五年要與校方續一次約，基層關注組成員John表示，校方今年在招標標準中提高了價格所佔權重的比例，「招標委員會想要更商業化一些」，校方亦已經要求合作社每月上繳類似租金的固定「維修費」。幸好的是，在多方努力下，女工合作社今年成功續約，讓這個屹立多年的經濟實驗能夠傳承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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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節錄自第190期《香港01》周報（2019年11月26日）《從傳統合作社到新經濟平台：如何在網絡時代享自由紅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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