娛樂至死的時代 誰應為藝人生命負責？
35歲台灣藝人高以翔在上周三（11月27日）參與錄製浙江衛視電視節目《追我吧》中意外猝逝，引發輿論爭議。不少人質疑，身高逾1.9米，平常生活中喜好健身與運動的高以翔，在節目中心源性猝死，與節目不合理的高強度體能要求有關。的確，高以翔出事的節目設定充滿爭議，然而抽絲剝繭，則會發現在節目組設計不合理的背後，隱藏的是社會急救意識不足及追崇娛樂至上的影視生態。除了譴責節目組和呼籲藝人珍惜生命外，這些社會問題同樣應該受到關注，需要政府加強保障。
《追我吧》節目內容模仿美國的《American Ninja Warrior》，充斥着高空滑翔、徒手攀牆等高強度、高難度項目，並經常拍攝長達十幾小時，直到凌晨。這不僅讓普通藝人吃不消，比如陳偉霆、黃景瑜先後出現抽筋的情況，就連拳王鄒市明及退役體操選手李小鵬在參加節目期間都因體力不支，需要工作人員協助。
社會急救的不足
高以翔暈倒現場的目擊者稱，事故發生後救護人員並未於15分鐘內到達，也並未使用自動除顫器（AED）為高以翔施以最有效的初期急救措施，以至於錯失了挽回高以翔生命的黃金時間。作為一個以突破體能極限為賣點，且包括高空速降、攀爬70層大樓等高危項目的節目，這樣的急救安排顯然不合格。
可悲的是缺乏安全急救意識與設備的不僅僅是《追我吧》節目組，而是內地社會普遍現象。以心源性猝死為例，雖然難以預測，但若及時使用AED在4分鐘內消除室顫，就可以爭取50%的生存率。AED操作簡單，本就是設計給普通人施行急救所用，又被稱為傻瓜急救機。如此簡單易用又高效的急救器材，在日本目前是每十萬人口就有394台，在美國，這個比例為317台。而在內地，即便是在首都北京，公共場所配備的數量也只在二三百台左右，全國範圍來說，每十萬人口中只有2台AED，器材嚴重不足。
不僅設施缺乏，使用的便捷和知識的普及更遠遠落後。從2004年開始，日本各地更不斷普及AED的使用知識，初高中的培訓項目中設置相關課程，甚至成為了駕駛學校必修課程。而在內地，不僅普通民眾甚少聽到關於AED的使用知識，就連取用也相當困難。在北京首都機場三號航站樓，AED全都是內嵌在牆面，周圍也沒有提示標識，就連常年在機場內工作的人員都沒有注意過這些設施的存在。上海的部份AED更設置在機關單位、企業、學校、醫療機構的內部，並非24小時對外開放。
這場悲劇血淋淋的敲響了整個社會對於缺乏急救安全意識的警鐘。然而，釀成這場悲劇的導火線始終是《追我吧》這個綜藝節目，而它也反映出內地整體娛樂圈的生態和演員的無奈，折射出如今這個時代娛樂至死的悲哀。
娛樂至死的社會
《娛樂至死》是美國著名媒介理論家和文化批評者尼爾·波茲曼（Neil Postman）針對上世紀八十年代美國媒體文化現象所寫著作。該書闡述了這樣一個時代：電子媒介的發達帶來的是跳躍、刺激性強、調動感官享樂、輕鬆新鮮的表達。政治、宗教、教育和任何公眾事務領域的內容，都不可避免地被電視的表達方式重新定義，一切公眾話語都日漸以娛樂的方式出現。在這樣的時代，人們放縱着對娛樂的慾望，同時也被娛樂文化綁架和毀滅。
如今的中國社會何嘗沒有迷失在這樣的娛樂至上文化中？驚險、刺激的競技類節目如《追我吧》、《奔跑吧》，文藝賞析性的競技節目如《中國詩詞大會》、職場競技的《中國主持人大賽》、搞笑新鮮的真人騷如《嚮往的生活》、《中國新相親》等指向波茲曼所說的政治、宗教、教育和任何公眾事務領域的內容，都不可避免地以娛樂的方式出現。隨着網絡平台的進一步發展，網劇、直播互動、短視頻平台等的湧現，進一步將娛樂產業推向鼎盛，使大眾文化的娛樂性得到前所未有的發展，讓當下的「娛樂至死」有過之而無不及。
全民娛樂、娛樂至上已是不爭的事實。再加上商業文化的興盛，讓流量、收視率成為娛樂文化發展的主要導向，加劇了娛樂至死的悲劇。為了贏得觀眾，娛樂的提供者一味追求更刺激、更新鮮。許多觀眾指出，《追我吧》相對原版的《American Ninja Warrior》，項目更危險、難度更大，這背後的原因正是在這個娛樂至上的時代，當觀眾已經習慣了過去的感官刺激，節目組必須想方設法提供更驚險的挑戰，贏取收視率。至少，在高以翔悲劇發生以前，《追我吧》的收視率在全國衛視中排名前十，證明了它有一定的市場。而市場的競爭性，又導致了娛樂節目為了收視和流量踏上迷途。
這樣的事件在中國並不是孤例。2017年，極限運動玩家吳永寧在湖南長沙華遠國際中心錄製視頻中墜樓身亡，吳的母親向法院控告網絡直播營運商花椒直播，北京互聯網法院今年5月21日一審宣判，認定花椒直播未盡保障安全的義務，需承擔網絡侵權的責任，判處3萬元人民幣罰款。花椒平台受到懲罰，將吳永寧推向高樓的娛樂至死文化卻依然沒有得到廣泛的反思。為了吸引流量和觀眾，吳永寧由武打演員轉向進行大量無保護措施的極限運動，比如無保護措施下，徒手在高樓外牆做引體向上等，最終一次失手導致了悲劇的發生，而他的觀眾們也只是很快地轉向下一個極限運動直播者。但誰又能說娛樂至上這頭猛獸不會吞噬另一條生命呢？
「娛樂至上」文化的背後，是充滿感官刺激、慾望和無視規則的庸俗文化。它不但在摧殘娛樂圈內的演員，也在潛移默化的腐蝕觀眾群體。比如現在不少人沉迷的快手直播平台，不少個人帳戶為了吸引觀眾，不惜做出非常危險的行為。河北省一位農民最近在網上表演喝酒暴紅，粉絲不僅遍布內地，還吸引了世界各地的追捧者，其視頻在Twitter經常會有近百萬的點擊率，他在視頻中能在短時間內把各種酒精和飲料混合在一起喝下去。而他因此每月可以賺人民幣1萬元。類似的表演比如喝白酒比賽，吃辣比賽等數不勝數，吸引着大量的觀眾。然而這類娛樂形式給表演者帶來不小的危險，也在不斷給觀眾培養對刺激的畸形慾望；而這類娛樂形式的盛行，反映出在中國乃至世界有相當大的群體的對人身安全乃至生命的藐視，這種現象不可小覷。
政府應該做什麼？
高以翔悲劇發生翌日，中國電視藝術家協會呼籲發表《科學安排珍愛聲明，拒絕過度疲勞工作》一文，呼籲「演員同仁，一定要加強防範意識，學會自我保護，珍愛生命，拒絕過度勞累工作。」顯然，官方的表態沒有看到悲劇背後更深層的原因，也就沒有提出政府應如何有效減少此類悲劇發生的切實建議。
政府當然應由上至下地改變娛樂至死這種扭曲的社會價值觀。然而這是一個軟性的耗時漫長的方向，但加強前文所述的全民急救知識以及更切實地設立足夠完善的法例保障個體權益，卻是目前責無旁貸的工作。政府是否會學習日本，將急救知識納入中學課程？是否考慮像美國一樣對公共場所設置急救器材的數量進行立法，以保障公眾安全？這些都是高以翔悲劇背後，政府需要切實思考的施政方向。
同時，在娛樂至上的浪潮中，如何保障個體權益也是政府可以快速着手的切入點。比如高以翔事件中，藝人與節目組的「不平等條約」被曝光：「節目競演存在激烈競爭的情形，可能會給乙方藝人將造成生理、心理負擔。乙方藝人對此要有充分認知，完成自願參加並完全願意承擔由此可能帶來的一切後果」以及「乙方保證參加節目錄製時的藝人身體情況良好，沒有任何有礙或不利於參與節目的身體或精神上的損傷或疾病，也不存在其他可能影響節目錄製的事宜」。這些條款明顯將有關責任完全推到藝人身上。不僅如此，娛樂至死的社會中，為了吸引流量與收視率，各種創新、刺激、缺乏安全保障的環節曾出不窮，並不受規管。內地明星李晨在參加《奔跑吧》節目時被對手甩出，眉骨被縫了20多針。這樣的現象當然不只發生在國內，悲劇累累的娛樂行業中，不管是影視拍攝、還是直播平台的合作等，雙方的權責如何歸屬，活動安全範圍的界定，以及節目組安全急救團隊是否應設定統一具體的標準等，不僅是中國面對的問題，更是各地政府都需要完善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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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刊登於第191期《香港01》周報（2019年12月2日）《娛樂至死的時代 誰應為藝人生命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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