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爭展延至藝術創作　以藝術柔化烈火暴潮

今時今日，在全球不少地方，示威遊行似是常態，表達不滿和訴求的抗爭手法也層出不窮，有人採用街頭破壞的直觀手段，有人則透過具幽默感或諷刺性的藝術形式。
其實，藝術從來不只是陽春白雪。古今中外，有生命力的創作往往源自生活，更常常跟社會事件息息相關。以創意刺激對抗爭的想像，將硬梆梆的工具柔化成趣怪的動物、鼓樂，以至令人會心微笑的漫畫、藝術作品等，而不只是聲嘶力竭般的怒吼和傷人自傷的「武器」，有時更具感染力和持久性，也令人留下更深邃的回憶，並促使反思。
撰文︰曹民偉

在當下說起「抗爭的藝術」（The Art of Resistance），難免令人聯想到去年底以逾千萬港元在倫敦蘇富比拍賣會成功拍出的作品《女孩與氣球》（Girl with Balloon）及其創作者、英國著名塗鴉大師班克斯（Banksy），該作品也隨即被畫框內藏的碎紙機自毀而舉世震驚。恰巧，一個名為《班克斯：天才或破壞王》（Banksy: Genius or Vandal）的世界巡迴展覽（展至明年3月初）正在本港舉行，展出班克斯70幅原創作品，令人可以近距離窺視這位備受爭議的藝術家的內心世界及其創意精髓。

英國著名塗鴉大師班克斯（Banksy）的作品《女孩與氣球》。（TheValue）

一如今次世界巡迴展的策展人所說，班克斯的作品挑戰制度，「是示威」，希望觀眾可以親眼判斷這位充滿神秘感的藝術家，「究竟是天才還是破壞王？是藝術家還是商人？是煽動者還是起義之士？」

首先，隨處塗鴉在世界各地本質上都屬非法活動，塗鴉者隨時面臨被警察拘捕、檢控、坐牢，然而，班克斯卻一直以在英倫街頭隨處塗鴉的形式展現自己的藝術。這種無視法律的表現手段，令人聯想到目下香港街頭隨處可見的塗鴉畫作，不少港鐵站與行人隧道更出現大型塗鴉，代無力市民向社會發聲，彷彿是藝術家要為灰暗失落的城市塗出一點希望。

催淚彈變裝置藝術

本土藝術家盧樂謙就是其中之一，他常以繪畫、裝置、混合媒介雕塑，乃至行為藝術等表現手法進行創作，題材經常涉及熱門的政治及社會議題。

盧樂謙畢業於英國密德薩斯大學（Middlesex University）視覺傳達設計系和澳洲墨爾本皇家理工大學藝術系，2012年出任香港故事館館長，並曾組織「灣仔街坊酒坊」、「青春工藝」等社區藝術*活動。持續半年的反修例運動自然也啟發其思維，早在8月份，他就忽發奇想，在網絡號召愛好繪畫的市民，到灣仔藍屋門前齊齊繪畫，以畫作表達對社會運動的感想，三天時間就號召了幾十人到來，抒發心中的無力感。

*注︰英國泰特美術館（Tate Gallery）將「社區藝術」（Community Art）定義為：「在上世紀六十年代，當人們認為社會變革是可能的時候，社區藝術被視為一種表達被剝奪權利的社會聲音的方式。社區藝術是一種建基於社區環境的藝術活動，其特徵是與社區進行互動或對話，並且通常涉及專業藝術家與其他可能不參與藝術的人們合作。」

本土藝術家盧樂謙認為，繪畫是一種集體心理治療的過程，讓大眾可以「傾吓、講吓、彼此溝通一吓」。（資料圖片／黃桂桂攝）

「我認為不同人士都應該要發聲，但又不曉得可以怎樣講。」他接受訪問時說。他認為繪畫是一種集體心理治療的過程，讓大眾可以「傾吓、講吓、彼此溝通一吓」，很多參與者都覺得繪畫是一種很好的宣洩方式，特別是可以藉着繪畫去抒發幾個月來內心的鬱悶。

年輕學生繪畫了抽象畫《籠裏出生的鳥認為飛翔是一種病》，用繽紛的色彩表現出一隻大鳥不敢飛翔的心情；中年人繪畫十分寫實的畫《EYE4HK》，畫作中，眼睛受傷的女孩子身伴圍着許多守護者。然後，大夥就帶着各自的畫作到港鐵站，參與當天（8月23日）舉行的「香港之路」全港串連20萬人手牽手人鏈活動。

盧樂謙在遊行路上偶爾拾到幾個掉落的催淚彈空罐，將之創作成為一件名為《香港原罪》的裝置作品，在香港藝術中心的《自宅字築：文學X視藝展覽》中展出。他表示作品受到已故著名作家劉以鬯的小說《香港居》所啟發，喻意香港人一生只追求安樂窩。他在展館內設置一堵木牆，牆中間開了一個洞，擺放一張家常摺枱，枱上有兩雙筷子，而一盤用過的催淚彈殼則放在枱中央，喻示一生追求安樂窩的香港人，如今的「安樂茶飯」變成了食催淚彈。

盧樂謙在遊行路上偶爾拾到幾個掉落的催淚彈空罐，將之創作名為《香港原罪》的裝置作品。（資料圖片／黃桂桂攝）

將令人恐懼的催淚彈轉化藝術，誘發觀眾思考抗爭與生活的界線。可惜，後來被警方取走了催淚彈殼。談到這是否藝術創作也逐漸失去了自由？盧樂謙在網上帶點黯然地回應：「基本上，生活各個層面已經影響着我們，藝術創作當然不會例外。」

不斷重演的抗爭歷史

反抗的藝術古已有之，古代的岩洞壁畫中，就時常出現原始人對大自然現象感受到的畏懼與恐慌，因而要在山洞中繪畫出各種兇猛的走獸，以表現其敬畏大自然之心。

1830年，法國畫家德拉克洛瓦（Eugène Delacroix）為紀念當年的七月革命而繪畫出經典名作《自由領導人民》。法國民眾當年以暴力抗爭方式反對暴君查理十世的統治，革命持續了三日，人民屍體堆積如山，卻又前仆後繼，最終以推翻政權告終；畫作最震撼人心的是正中戴着象徵自由的弗里吉亞帽（Phrygian cap）、袒胸露乳的自由女神，她右手揮動着象徵革命的紅白藍三色國旗。香港的二次創作畫幅《兄弟爬山》正是由此汲取靈感，畫作中央則改為黑衣示威者右手揮動黑底白色洋紫荊花的「香港旗幟」，背後彌漫着催淚煙。

近年電視上最好看的節目之一要算BBC製作的《畢加索傳》，特別深刻是劇集中講述畫作《格爾尼卡》（Guernica）的誕生過程—當年西班牙內戰中，獨裁者佛朗哥（Francisco Franco）指使納粹，對屬共和國部份的格爾尼卡城進行了人類歷史上一次最可怕的毀滅性大轟炸，整個小城多達3,000人被奪去性命。

當年，共和國政府要求畢加索為巴黎世界博覽會繪一幅對世人作出控訴的作品。那個漫長的隆冬，巴黎在納粹的魔爪下，德國大使來到畢加索的畫室，被牆上這幅7.7米長的碩大畫作深深震動，古怪幾何圖形拼湊在一起，散發着詭異的恐怖感，大使問：「是你畫的嗎？」畢加索冷冷地回答：「不！是你們畫的！」

畫作《格爾尼卡》僅僅使用了黑、白、灰三色，畫中抽象地表現出一隻死去的馬、一位拿着燈的婦女、一所着火的房子、一位死去的武士頭頂一盞閃亮的燈、一個尖叫的女人、一隻受傷的公牛、一位婦女與死去的孩子，暗喻着人世間對天地無情的詰問！知名藝術策展人何慶基曾借用這幅名作形容當下的香港：「《格爾尼卡》證明，民主不能拒，而一幅畫可以提醒每一代人：極權者的醜陋暴戾，也可成為獨裁者如佛朗哥的永久咒詛……」

這段日子，有些評論家借來比喻當下香港的抗爭畫作還有西班牙畫家戈雅的《1808年5月3日》（El tres de mayo de 1808），這一張是令人一看如同着魔、一場鮮血淋漓、令人難以忘懷的噩夢。這場夢牽繫起人類最可怕的種種國家與暴力的關係：納粹德國、朝鮮金氏政權、美國關塔那摩灣拘押中心……當軍隊或警察用槍指着人民的胸口，往往令人一再回憶起這張經典畫幅。

當軍隊或警察用槍指着人民的胸口，往往令人一再回憶起這張經典畫幅，西班牙畫家戈雅的《1808年5月3日》。（資料圖片／羅君豪攝）

1808年，法國拿破崙入侵西班牙，並實施極權統治，將皇族成員全部捉走，引來手無寸鐵的西班牙人民起來反抗掌握槍桿子的法國軍隊。畫作描述的是5月3日這一晚，當晚法國軍隊血腥屠殺了上千名起義者，夜色中，一束強光照在一位正待處決的起義者身上，他背靠光禿禿的山坡，許多人已經倒在血泊中。然而，起義者張開雙臂，慷慨赴死的凜然正氣，即使在兩百多年以後，依然可令人感到那無名英雄的靈魂在顫抖！

多變的香港創意人

灣仔富德樓本月亦有「抗爭的藝術」（The Art of Resistance）展覽，從裝置、繪畫到攝影作品都有，最有趣的是，展覽用上連儂牆概念，藝術家在展期內可以隨時去更新作品，甚至歡迎大眾主動將與運動有關的作品帶到畫廊展示，令展覽可以隨着運動不斷進化（evolving）。本地藝術家黃國才（Kacey Wong）在展覽中展出影像作品《財哥 Choi Gor》—作品中人穿上國產灰色套裝，戴白色假髮與黑超，腋下夾着皮革手挽包，一派黑社會大叔模樣，以黑色幽默方式諷刺官商鄉黑現象。

近年的示威不時出現令人會心微笑的畫面。本月初的國際人權日遊行中，便有大班示威者戴上象徵抗爭的青蛙Pepe和「連登豬」面具。（資料圖片／盧翊銘攝）

Kacey可謂本地抗爭藝術的先行者，他是香港「藝術公民」及「街頭設計聯盟」的創會成員，亦是香港理工大學設計學院環境及室內設計系助理教授。他在遊行現場製造了一座外形猶如「流動監獄」般的作品（HK to CN），把自己裝扮成公安，以普通話命令參觀者進入監獄；在另一次遊行中，他則打扮成摩西，拿着寫上政治口號的石板向途人解說；此外，他也曾將自己打扮成一個機械人去吸引途人注意，甚至變身成2006年上映的美國史詩戰爭電影《戰狼300》中的盔甲筋肉人，盾牌上繪着香港的抗爭標誌……

今年10月，Kacey更獲邀往維也納TED Talk談《Protesting Through Art》（《用藝術抗爭》），在他眼中，抗爭就像一種藝術創作過程，也需要充滿創意。

可見，抗爭不一定要很暴烈，也可以柔性的藝術形式，甚至可以是一場充滿歌舞的嘉年華會。重要的是，如何傳遞出訊息，以及怎樣打動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