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緒疫症．下】教師忙救學生 誰救教師？
反修例運動持續超過大半年，政府不但無力拆解社會困局，更毫無對策疏導市民的負面情緒。除了心理學家及社工外，教師亦擔當起情緒輔導的重責；然而，在缺乏資源的情況下，他們面對什麼局限、遇到什麼結構性難題、又急需當局提供什麼援助？
承接上文︰【情緒疫症．上】愁緒籠罩港人 政府懶理 民間獨力難醫
教師：忙救學生 自身誰救
反修例運動至今拘捕逾7,000人，當中有超過三分之一是學生，與他們關係密切的教師自然也肩負了化解學生情緒危機的重責。有400間學校會員的香港輔導教師協會，去年8月起組織學界及社福界人士，整理以《我們能為這城市做什麼？》為題的情緒輔導資源合集，供教師參考，當中包含一套疏導校園負面氣氛的行動方案「給守望者」，列舉「同行」、「休息」、「尊重」、「關愛」及「盼望」等五大原則。本身是迦密愛禮信中學校長的香港輔導教師協會副主席何玉芬解釋，學界以往的危機處理主要集中在學業、朋輩或家庭範疇，是次大規模情緒創傷源於社會衝突，所以校方需要因應情況宣揚「陪伴」、「接納」等理念。
以「關愛」為例，協會提出各界應以愛相待，不被仇恨蓋過理性，不以身份、背景、出身標籤別人，「不會有某種職業全部都是壞人、或者因為是新移民就有身份價值高低之分，這是錯的。如果同學或老師因為家人是警察而被欺凌，這是絕不能接受的。」何玉芬表示，不論什麼政見，各界都應該遵守這五個重要原則，「因為學校是由大家組成的，我們要看到別人的需要。」除此之外，協會亦與賽馬會合作，在「給守望者」行動方案中推出了靜觀工作坊，讓學生透過靜觀修習來平復情緒，提供靜定以後的對話機會，讓師生之間能夠真誠溝通。
培訓未能回應工作需要
何玉芬說，教師最重要的職責是照顧學生，包括他們因社會撕裂而衍生的情緒問題。然而，教師的專業並非心理輔導，在校園日常中如何幫助學生？何玉芬表示，校方能做的是觀言察色，例如某些同學在看到甚或參與社會大型衝突後情緒不佳，翌日或有遲到、早退、請假的情況，教師可主動關心這些學生，與他們密切聯繫，適當時作情緒輔導。
協會整理的輔導資源合集搜羅了不少網上情緒評估工具，讓老師對同學的情況作初步了解，如果同學有驚恐症、焦慮症、創傷後情緒病、抑鬱症等精神病症狀，則需轉介至精神科醫生。何玉芬指，香港輔導教師協會與香港醫學會精神醫學部合作，如同學因反修例衝突而需要情緒支援，可獲轉介至精神醫學部的義診服務。
單靠協會之力並不足以應付校園的「精神健康疫症」。協會去年9月曾經訪問162名會員中學的班主任、學校行政人員、學校社工及輔導人員，發現學生的「無力感」、「壓力」及「動搖對未來的希望感」最受社會衝突影響（3.7－4分；滿分為5分）；另外，受訪者亦一致認為，學校現有情緒支援的培訓工作只屬一般，當中有社工認為校方的「情緒教育」和「情緒輔導（辨識、支援及轉介）」訓練未能回應有關工作的需要（低於3分；滿分為5分）；調查又指，這些培訓除需要相當的資源投入外，亦亟待教育局及專業組織等提供適切支援。
教育局曾否提供相關支援？2015年9月，本港爆發學界自殺潮，至2016年3月，學生自殺及企圖自殺個案高達20宗。為跟進學生自殺事件，教育局成立了「防止學生自殺委員會」，以分析學生自殺個案的成因及提出預防學生自殺的建議措施，並於2016年11月公布《防止學生自殺委員會最終報告》（下稱《報告》）；2017年10月，勞工及福利局成立跨部門工作小組，跟進青少年自殺問題，並主責檢視《報告》中建議措施的落實進度。為加強人手辨識及支援有需要的青少年，工作小組建議於中學實行「一校兩社工」政策，將舊有駐校的1.2名社工增加至2名，期望藉此強化學校社會工作服務，應對中學生在學業和精神健康方面所面對的複雜問題。「一校兩社工」政策於本學年開始實施，但何玉芬指出，是次社會事件為學界所帶來的情緒疫症規模龐大，單靠社工不能應付學生的多方面問題。
何玉芬認為，學生輔導工作有賴全校員工參與，尤其在當今時勢，教職員需要提高警覺，辨別例如學生是否真的因病請假、受什麼情緒困擾，這有賴學生對教師的絕對信任。不過，她也指出，教師在反修例運動期間承受極大壓力，例如各區示威人士堵路時，教師或需要護送學生回家，而當「各區開花」愈演愈烈、不少學生參與其中時，教師同樣需要照料學生的精神狀況，惟教育局所給予的相關支援並不足夠。
再者，教師本身已面臨沉重工作及壓力，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2018年的調查發現，有三成教師出現中度或以上的抑鬱症症狀，他們未必有心力兼顧學生的精神健康個案。
2016年，食衞局聯同醫管局、教育局及社會福利署推出「醫教社同心協作先導計劃」，由醫管局精神科護士、專責教師和學校社工組成跨專業團隊，支援有精神健康需要的學生。不過，直到2018/19學年，只有40間中小學參與計劃。何玉芬建議，教育局應積極與學校聯繫，並因應需要投放資源，與校方合作、建構支援學生平台：「我們也找到資源（情緒輔導材料），但這些事情是不是應由我們民間揼石仔做？」她坦言，協會成員都在校務工餘時間，抽身整理情緒支援材料，而當局能夠動用大量人力資源，更加應該加緊與學界合作，共同為學生提供適切的精神健康服務。
總結：照顧市民 政府職責
根據聯合國《殘疾人權利公約》（下稱《公約》），殘疾人士（包括精神病患者）與非殘疾人士一樣，在融入社區、醫療衞生、復康及工作就業等方面享有平等權利、自由及尊嚴，而政府在制訂政策和推行服務計劃時，必須有效地促進和保護全港市民的精神健康，同時確保精神病患者得到良好及全面的醫療、衞生和社區支援服務。在如今情緒疫症蔓延的社會，政府更應着力擬訂精神健康策略。遺憾的是，當局至今仍未制訂相關政策，保障全民精神健康，特首林鄭月娥在去年10月發表的《施政報告》中，更對精神健康服務隻字不提。
醫管局曾推出《2010-2015年成年人精神健康服務計劃》，作為醫管局成年人精神科服務的藍圖，目的是發展高質素及成效為本的精神健康服務。然而，計劃對象只集中於成年精神病患者，並未涉及兒童和青少年的精神健康討論。再者，目前公立醫院精神科門診穩定新症輪候時間最短為港島東醫院的54周，最長為九龍西醫院的112周，即輪候時間由一年至兩年不等，可見，該計劃成效不彰，市民在輪候期間病情或會惡化，亦不知如何尋求其他服務。香港精神健康議會早於2014年就指出，醫管局及社署各自為政，未能有系統地處理市民精神健康的需要，服務協調不足使市民對如何尋求及使用適當服務感到困擾。
預防勝於治療，政府除了協調精神健康服務外，亦應教育市民如何保持身心平衡，並透過收集和分析精神壓力較大的的社群資料，作出針對性服務。政府於2017年成立「精神健康諮詢委員會」，由前律政司司長黃仁龍擔任主席，計劃今年進行全港精神健康普查。然而，在社會面臨「情緒疫症」的當下，委員會毫無作為，政府能否就普查報告結果擬訂長遠精神健康的規劃藍圖，也是未知之數。
港人精神健康惡化是不爭的事實，在社會悲傷情緒彌漫的日子，政府應檢視政策的不足，而非將照顧市民精神健康的責任推卸於民間各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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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刊登於第198期《香港01》周報（2020年1月20日）《政策「不設防」 愁緒籠罩港人 「情緒疫情」爆發 民間獨力難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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