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歸隱田園．一】新時代生活態度 內地文化人逃離大城市
「疫情過去後，必須跑到山裏去吸口新鮮空氣！」「幸好我們一早就逃離了大城市！」「在山裏蓋一整棟房子的價錢，只能在北京市中心地段買一個洗手間。」……
早在這次肺炎疫症出現之前，「逃離北上廣」大潮已經被廣泛討論，那批後來被統稱作「新下鄉時代」先行者的決定，在此非常時期，可能得到最恰當的認可。
在那裏遠離人潮，自給自足，呼吸着山裏空氣，起碼不需時刻戴上口罩。這股基於當時一二線城市生活質素下降，房價卻不斷飆升，加上城市環境和空氣惡化作為主因的逃逸潮，過去幾年，在不同的「桃花源」落成、伴隨下鄉同人的曝光傳播下，不僅已變成上班族或打工仔的潛在夢想，在廣義的知識階層和文化藝術界的推波下，更成為一種看來你我都可實踐的另類生活方式。在眾多先行者中，尋求轉型的媒體人、尋找靈感的藝術家，以及試圖進行鄉村試驗的社會理念實踐者，紛紛跑進鄉村，根據各自的動機建造屬於自己的烏托邦。
對比歷史，這可算是又一次知識份子「上山下鄉運動」，但在新的時代，這批新文藝知識份子再不是被動地響應國家召喚，而是嘗試通過自足的經濟條件和不拘一格的生活理念，來回答那個古老、但在此刻更形重要的問題：我該過一種怎樣的生活？
因為優美的自然風光和鮮明的地方民族特色，加上早期拿地或租貸便宜，位於西南邊陲的雲南曾一度成為當下知識份子「下鄉」的首選之地。十多年前到訪時，還聽到那些把老宅租下用十年才一萬幾千元租金的故事。起碼早在二十年前，這傳說已吸引了一批媒體人和藝術家入駐，其中包括內地著名雜誌《新周刊》創始人孫冕、詩人于堅、建築師彭濤、雕塑家兼畫家羅旭、畫家方力鈞等。
他們時或在此交際，自成為一個群落，共同演繹和倡導「雲南生活方式」。按照孫冕當時的講述，這種生活方式帶來一種內心慰藉和滿足：「高速發展的地方，人們總是焦慮，總是想快，總想走到最前面。幸好有雲南這個地方，可以讓我們找到心裏空缺的東西。我不需要大魚大肉，隨便甩碗米線，到晚上有口酒喝，旁邊有朋友，就可以很滿足。」
文化人轉型與新探索
藍天白雲、充足清新的空氣以及慢節奏生活，讓人回歸到生命本質—這些今天說來已像一堆老掉牙的符號，但對那陣子追求新鮮感的文化圈具極大吸引力。可能文化人或藝術家就是任性，也比常人敏感，早早就嗅到大城市不宜久留的味道。
但這初期的所謂「雲南經驗」，往往還只停留在一種短暫的「充電」，因而縱有「雲歸派」之說法（對比海歸派的「浸鹹水」回國，這裏意指經歷過雲南生活所帶來的文化及價值衝擊的一批人），但早在十多年前，真的放下大都市中的一切，跑到山林湖邊定居，還未作為一個常見現象來討論，更不用說沒有太多現成案例。
現在可不一樣了。可能是經濟自由實現了，也可能是真的開始多人厭倦了大城市生活，往日止於空想的世外桃源夢，近年一下子成了熱話與行動，甚至在社交媒體中被廣泛關注。
如果探究下去，現在這新一波文藝知識份子下鄉的動因各有不同—從文化根源出發，可追溯至中國文化中事業功成或慾望淡泊後，追求隱逸的文人傳統，是遁入避世桃花源的理想在當代的妥協式呈現。但跟單純的避世不一樣，多數文化人尤其是媒體人在過程中不只是靜態地享受歸園田居，也是在謀求自身的轉型，探索新路，投身其他領域。
比如孫冕，他在徹底告別傳媒行業之後，發起《百心百匠》計劃，盡力挖掘雲南豐富但鮮為人知的傳統技藝和文化遺產，並借助自身的人際網絡組織演出。如果他只算是半個隱逸派，沒有真的長期在當地居住，那麼，他的繼承者《新周刊》前主編封新城前年長守大理鳳羽古城，就是這現象的明確標示—他們本人作為媒體人轉型的特例，也反映中國當代媒體人的際遇和新選擇：在移動互聯網風靡、傳統媒體輝煌時期已過、「嚴肅閱讀不受歡迎」的當下，朝向更實際、在地及跨領域方面努力，鄉村往往成為了這種嘗試的起步點。
除尋求自身轉型外，遠離濃厚的商業氛圍，在鄉間開啟新創作，也是創作人及藝術家選擇下鄉的另一個重要動因。青年建築師、藝術家彭濤早於2004年就關閉了在大城市的工作室，返回老家雲南羅平，花費七年時間，用掉200萬元人民幣，在山谷中建造了一座鑽石塔（又稱「柏濤塔綜合體」。「柏」是其母親姓氏，所以「柏濤塔」寓意探尋最本真的自己）。這大宅很少對外開放，可說是一個寄存精神和發揮創作的空間。
尋烏托邦與商業經營
彭濤曾在此舉辦一場名為「坐井觀天」的個人藝術現場展覽，表達在獨特地緣環境下，創作人也可以煥發精神活力，找尋更本質的生命意義。在更廣泛的藝術創作領域，內地大城市所能提供的空間已然不多（或說只變質為藝術交易空間）。儘管在蘇富比、佳士得以及北京保利的藝術拍賣行情看似如火如荼，但近年焦點明顯已轉向國際藝術家和潮流藝術的奢侈化，即焦點已非當代中國藝術家及其作品。
在這樣的環境下，內地眾多掙扎中的藝術創作人，很難像他們的前輩一樣獲得快速的名聲認可和對應的收益，那自然就多了藝術家們還鄉的訴求。反正，與其在大城市中開個小小的工作室，倒不如在山間建一個兼容居住與工作的大空間。
除追求個人創作空間外，考慮到當下中國鄉村環境，商業化和資本在持續滲透，下鄉經營精品民宿成為另一條出路。如曾就職於多家報業集團的資深媒體人李列，2016年辭職，在浙江桐廬富春江畔開設了野渡蠡村民宿。個體謀生之計，總難免考慮到興建烏托邦式居亭及鄉村改造的情懷。李列的理念，是通過民宿探究「打破中國城鄉二元化的解決方案」，近幾十年，中國都是從鄉村到城市的單向流動，城裏人到鄉村開民宿，可以將城市的資源、理念、審美各種元素帶到農村。
在這個方向上，一度成為知識份子介入鄉村改造的典型案例——策展人歐寧和左靖發起的「碧山計劃」則規模更大，也更具影響力，而且引發的後續討論及爭議也更多。該計劃於2011年在安徽黃山市黟縣的碧山村正式啓動，以類似公社及舉行對外活動的方式，創建「碧山共同體」，不僅主辦藝術節及各種主題展覽，同時有講座，邀請國內國外專家、學者參與，又開設先鋒書店和民宿，希望通過在地介入，推動及改變鄉村地區的經濟和文化生活，同時建立一個人文藝術烏托邦。
現在回看，這計劃的目的和現時發展並不一樣，主因是與當地的主管單位不能協調，甚至發生了大型藝術節開幕前才獲告知不能舉辦和斷電趕人的極端做法。原本的理想被迫縮小，個別發起人離開，基本上只作為民宿、書店、景點來運作。可想而知，一旦涉及地方政策和利益，下鄉改造看似有滿腔理想，但現實落差反映了這行動的高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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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節錄自第200期《香港01》周報（2020年2月10日）《新時代生活態度 內地文化人逃離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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