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歸隱田園．二】擁抱大自然彌補文化缺失 我們想要什麼生活 ?
近年這股知識份子下鄉的浪潮，難免令人聯想到歷史。這個最早源於上世紀五十年代中期、針對城市知識青年、至六十年代後期席捲全國的「上山下鄉運動」，很大程度源於中共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刊於1968年12月22日的文章引述毛澤東的指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
承接上文：【歸隱田園．一】新時代生活態度 內地文化人逃離大城市
毛澤東認為：「農村是一個廣闊的天地，到那裏是可以大有作為的。」最高領袖的個人意志很快變成了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一紙行政命令，並演變為覆蓋全國各大、中、小城市的年輕知識群集體遷徙運動。以高中畢業生和部份初中生為主力的「知青」大軍，約有2,000萬人，浩浩蕩蕩地奔往政府指定的農村地點（即「插隊落戶」）或生產建設兵團，盲目的理想主義和過度的青春荷爾蒙掩蓋了前途的危機四伏。直到文革結束，1977年全國恢復高考制度後，許多當年下鄉的知青才得以返城，最後一批人回歸的時間點約在1980年。一代人的黃金時代就這樣虛耗了，他們的付出值得尊重，但同樣不缺後悔。那一代的鄉村，也遠非今時今日的鄉村。
這場下鄉運動的影響極為深遠，知識群體在鄉村的定居生活也有大量文學作品流傳，造就了影響深遠的「知青文學」這個文學流派；但在現實而言，當年的目的是希望知識青年「在廣闊天地」中「接受再教育」，其實是將知識人降格為體力勞動者去從事開荒、種植等基本勞作。關於這場運動的反思也早於九十年代結束，普遍為公眾接受的結論是：這次群體大遷徙造成二十年的文化真空，使當代中國文化藝術各界別喪失了延續的活力。八十年代後的創作，像很快翻到另一頁。
今時今日的知識、文藝、媒體份子下鄉潮流，已和往日大不相同：不再是被動地源於權力意志式的接受，而是文化個體戶在新時代背景下作出的主動抉擇。但不能不提的是，所謂主動抉擇也有其客觀形勢基礎，各領域文化階層所面臨的普遍處境：傳統媒體行業的蕭條。
迄今為止，內地傳統傳媒人已經經歷過三次辭職浪潮：先是2000年後移動互聯網發展，門戶網站分流出從業者；之後2010年，各行業較為廣泛的創業機遇，又吸引了相當一部份人轉型；到如今，新媒體的發達和對傳統媒體之侵蝕，已讓最後一波人不得不作出基於生計或人生價值的選擇。
不錯，直接導致潮流變成現象的，不會是個別的藝術創作訴求或商機，可以引起共鳴，必定是觸碰到一種潛藏的社會情緒。往靈魂深處一點來說，是「下鄉」一詞，其包含的另類生活想像，直接是對個人存在本質的提問。說白一點，其實是在問：自己到底要過一種怎麼樣的生活？我們現在的生活真的是我們想要的嗎？
價值轉移與資本介入
毫無疑問，這次知識人下鄉浪潮，反映出一種跨階層普遍的焦慮心態。這和是否富有似乎關係不大。前幾年在網絡平台有一篇文章流傳甚廣，表達一位中產賣掉北京房子定居雲南大理後的思考，文中寫道：「無論職業如何……每個人心底都潛藏着一種害怕被時代拋棄、害怕在日出月落中就悄無聲息變成窮人的恐懼。中產階級最大的焦慮，就是害怕跌出自己的階級。」這一點也同樣適用於文化群體，除了焦慮之外，也有更可深究之處。
下鄉的背後，事實上是群體對時代的發問：我們到底生活在一個怎樣的時代？它遇到了哪些根本的危機？個體在此時應該作出怎樣的選擇？顯然，經久不散的霧霾以及爆發的疫情都會引人持續思考這些問題，同時也隱喻着文化的失語，當末日情緒在都市蔓延，發展主義仍不斷製造幻覺並投下巨幕陰影，介入還是逃離？城市還是鄉村？成為對個體價值的拷問。
有人選擇執着地介入，自然就有人逃離。恰在此時，與都市環境形成反差的，是鄉村環境的變化：一則是城市人口老齡化和年輕人出走帶來的人口密度疏鬆，再者是不同區間的政府為吸納能夠帶來活力的人口或資源而提供諸多優惠政策，讓民宿及其他邊緣產業透明與合法化—2015年11月，國務院網站首次明確表態：「積極發展客棧民宿、短租公寓、長租公寓等細分業態」，次年更指出要大力發展休閒農業和鄉村旅遊，有規劃地開發休閒農莊、鄉村酒店、特色民宿、自駕露營及戶外運動等鄉村休閒度假產品。
在這樣的政令下，景觀樸實的鄉村率先為民宿創辦者提供空間和稅收減免的支持，這無疑為對「文化」失望的文化人提供了新的出路（「我們失去了文化，但還有大自然」）。他們在這個新出路上為逃離找到了合理辯詞，也完成了一次價值轉型。
當然，新政策也意味着全新市場的開發，並吸引無孔不入的資本力量，與文化下鄉的理想主義一拍即合。自2016年開始，民宿成為風口，吸引各路人才和資本進場。生活方式眾籌平台「開始吧」就憑藉民宿眾籌，成為內地領先的眾籌平台。一年多時間，有近400個民宿項目上線，總認籌額超過15億元人民幣，平均每家民宿拿到約250萬元。另外，也有連鎖民宿品牌在鄉間建造高端民宿。
這只是簡單的民宿建築及經營，背景及資源多變的文藝份子和媒體人，在下鄉的過程中，更有新玩法，包括和發展商或地主聯手，通過媒體的鋪路，開發包括養老、文化藝術、旅遊生活形態等更為綜合的的社區。
鄉土中國迎來新挑戰
從根本上來說，文藝知識份子下鄉的新潮傳遞了這樣的時代症候：在城市生存空間受到擠壓，但又有資本的協力下，促使人們尋找和踐行新的「自我」。如內地知名學者、首都師範大學哲學系特聘教授陳嘉映所言：「自我」的產生可以被看作是平民大眾對時代的反抗，這是一個平民的觀念，而我們的時代就是一個平民化的時代。
着眼未來，這平民化同時在製造社會的扁平化，精英/藝術家/文人和大眾距離再不明顯，大城市與小鄉村的差異也愈來愈小，新進駐鄉土者，再不一定是原鄉人，吃的也不是靠泥土與種植。已故著名社會學家費孝通在其名著《鄉土中國》中的理解是「從基層上看去，中國社會是鄉土性的」，並把中國社會這方面的特色歸納為依靠土地為生、不流動性及熟人社會—在此新下鄉風潮看來，或需要有「鄉土中國2020」的更新補充：鄉村作為流動新人類的選擇，將改變這古老的鄉土及其規則。往日，城市化視為打破這鄉土傳統的一種可能，到今天，鄉土本身將迎來直接的變化與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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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節錄自第200期《香港01》周報（2020年2月10日）《新時代生活態度 內地文化人逃離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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