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肺炎】從「新冠狀病毒」到香港的「官僚病毒」
新春過後，香港依然未能擺脫動盪不安的社會氣氛。持續逾半年的「反修例風波」至今尚未平息，緊接着又出現了源自武漢的新型冠狀病毒肺炎。隨着病毒在本地社區散播以及香港出現首宗本地死亡個案，香港隨即陷入一場公共衞生危機。按常理而言，非政治性的問題，尤其是如抗疫這種涉及每個人人身安全的問題，應當較容易贏得社會上的支持。然而，政府缺乏前瞻性的防疫計劃以及後知後覺的抗疫應對措施，卻進一步令市民與政府之間的關係惡化。這不禁令人思考，香港曾經引以為傲的高效行政體制究竟為何會落入今日之田地？香港社會為何會散發出連2003年沙士（SARS）期間都未及的恐懼和忐忑不安？本文旨在分析與此相關的政治因素，並為香港該如何走出低谷作思考。
撰文：石中堅
反修例風波後，以林鄭月娥為首的特區政府班子已經失去足以領導和治理香港的公信力。政府幾次的遲鈍反應，疊加廣大社會仍為未有任何主要香港官員被問責的不滿，促使民間反對聲音日益加劇。甚至連建制派陣營中，也陸續公開表達對政府的憤怒和嚴厲批評。
港府離心離德 致有能者疏遠
近幾個星期香港接連出現生活必需品，如糧米廁紙，在超級市場被搶空的畫面。一方面，這反映了香港人對疫情的重視、擔憂和恐懼，另一方面，這也是一種群眾通過行動對政府投下的「不信任票」。疫情擴散日趨嚴重，這不僅打亂了港府原本期望 「遠離政治，回歸民生」的如意算盤，更毫無遮掩地揭露了當下政府的管治弊端。當政治缺陷及制度失衡導致連民生也搞不妥，香港社會大眾彷彿已經達成共識：即使不論及政治改革或為過去一年風波問責，連最能鞏固游離或所謂「淺藍」市民支持的民生援助，目前的政府亦不能勝任。
政府犯錯愈多，愈導致社會有能力、有影響力的人不願與政府靠攏和不願為其提供協助，進而削弱政府的施政能力，成為惡性循環。遠有去年夏天林鄭廣邀「有心人」成立對話平台（如今毫無音訊）吃的閉門羹，近有不少權威醫學專家公開批評政府防疫抗疫反應遲鈍，置市民於水深火熱之中。政府在尋找合適的隔離或檢疫地點所面對的窘況，明顯反映他們已嚴重缺乏動員能力。因此，社會人士提供的諸多建議，如借用迪士尼酒店、郵輪、非政府組織的郊外設施、離島設施等，往往落空。疫情面前，香港需要一個能夠使社會團結一致的領袖。顯然，今天的香港政府即使有心，也已無力。一個備受孤立的政府根本沒有辦法有效管治。
香港政治體制的所謂結構性問題，即指因政治制度設計本身衍生的問題。這些問題並不能完全歸咎於普選進程多番原地踏步。病入膏肓的政制問題，並不能以單純的全民普選便全面解決，因為全民普選的口號雖然動聽，但並未能解決香港權貴及精英與基層民眾的根本性脫節。連番的施政失誤，自然與行政長官及其主要官員擺脫不了關係，他們終究要為香港陷入當下局面負最大的責任。然而，要真正尋得能使香港走出低谷和「重回正軌」的解決方案，我們必須開始探討內在的深層次問題，因為換湯不換藥，只會是自欺欺人。
須改革問責制 重建市民信心
第一，現有問責制度缺乏有效的問責人。自首任特首董建華推行主要官員問責制以來，主要官員不再由公務員系統直接提拔，改以合約聘用，將主要問責官員的權力集中在特首身上。過往雖有如前財政司司長梁錦松和前保安局局長葉劉淑儀引咎辭職的案例，但這種單依賴特首作問責者往往因問責人與被問責者之間存在利益關係而產生衝突。尤其是當特首本人須被問責，更會出現要求問責者「自我監督」的漏洞。經過逾八個月的動盪，如今社會已將特首和官員捆綁為一體。比如，衞生署在接到酒店通報後仍未有效識別和及時隔離個別新型肺炎病患，就有許多人藉事件批評特首用人不當或者是施政無能軟弱。
此外，這種制度也容易受到特首的個人因素影響。倘若特首抱有在危機面前絕不能「臨陣換將」的思維，又或者被問責人是其個人親信，在這些情況下，特首根本無法充當有效的問責人。當問責制度將權力及問責的潛台詞都集中在一小撮人身上，任何人事調動皆會為特區政府及北京帶來嚴重的兩難：不問責，則令更多港人對政府徹底失望，感覺到香港政府連內地一線城市的政府擁有的調整空間也沒有。問責，則等同臨陣換將，風險過大。兩難下的泥沼，政府只會愈陷愈深。
第二，政策推行受官僚式保守態度及思維所掣肘。落實政策前作充分和嚴謹的研究本是一個優良的工作實踐方式。可是，當評估過程變得過份冗長、但凡獲得建議便一概表示懷疑和給予消極的回應、「嚴謹」變為限制創意力的思想壁壘，那這種施政方法既對社會無利，也會引起極大的反彈聲音。特別是面對疫情爆發等突發事件，這種取態更會使人們感覺政府沒有站在處於「水深火熱」的市民的角度考慮問題，引起民憤。
自1月中後旬，面對口罩供應緊絀，港府卻遲遲沒有推出任何政策。直到個人衞生物品物價飛漲，市面口罩已然成為稀有品，政府才表示向國務院求助及向其他地區購買口罩，以及尋求辦法增加本地口罩供應。而不少高官非但沒有從市民出發點去考慮如何釋除市民的疑惑或憂慮，反而按着既定而生硬的「劇本」向公眾發表官樣答案及資訊。新加坡政府雖然相關抗疫物資也欠充足，但起碼能夠將民眾心理融入「心戰室」裏，對症下藥，務求防止謠言滿天飛。
掌握國情民情 平衡中港利益
第三，在「一國兩制」下，特區政府以及協調中央與香港之間的港澳機制實際定位及功能釐定一直模糊不清。特區部份官員也許忘記了，身為港人代表，必須在尋求中央政府協調時，反映港人的立場及心聲。作為中國一分子，香港絕對有義務為國家分憂。但當醫療體系根本不勝負荷，香港稠密的人口為病毒爆發提供了一個非常危險的溫床，政府絕對有必要向中央痛陳利弊，據理力爭地捍衛港人利益。
更深層次的一個整體問題便是，如今香港充斥着兩種主流聲音。一種便是，中央應該強勢接管香港事務，將「港人治港」這個半死不活的原則提早放下，從而確保政府能夠強勢施政。另一邊廂，不少對「一國兩制」執行喪失信心的港人，認為只有投身激烈而不切實際的港獨運動，才能維護香港利益。香港需要一個政府，能願意配合中央經濟及政治發展，但在有可能觸碰到港人核心利益時，提出能夠達致雙贏的折衷方案。中國每一代領導人各有自己的願景或政治抱負，如果港人領袖連掌握國情及了解中央意向的能力也沒有，憑什麼談管治和帶領香港？一個只會聽從命令而不會靈活變通並找出雙贏方案的政府，只會成為兩面不是人的「四不像」。
最後，無論是反修訂逃犯條例事件也好，是次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爆發也好，事實證明，需要一個清楚中央底線並了解香港於國內發展中所能擔當的角色的領袖班底。與此同時，這個班子必須有足夠勇氣對「寧左勿右」的意識形態壟斷說「不」。有一位外國學者朋友對中央治港方針這樣評價：「北京管香港，比北京管澳門或上海都更嚴。」當中反映出的，正正是回歸二十三年來，中央和港人之間的互信不斷下探新低。這當中未必是任何一方的錯，而是整體來說，陸港之間的協調機制出了根本性的問題。如今港澳辦及中聯辦皆出現重大人事調配，但真正值得留意的並不是個別官員的去留問題，而是中南海最高領導層明顯有意大刀闊斧地摒棄過往「無為而治」的方針，對香港進行有為而治。
「有為而治」並不等同「高壓統治」。但從「無為而治」轉化成「有為而治」的過程當中，港人絕對能夠發揮關鍵的作用。如果港人能夠展現給中央看，適當地擴闊政治空間並不會威脅到國家安全或經濟穩定的話，相信中央也不是鐵板一塊，更不會像部份偏激媒體所說，完全沒有退讓的空間。此時香港需要的，正正是能夠說服中央去考慮兩地雙贏方案的政治家，讓香港的政治人才庫能夠透過適當的引入競爭及所催生的鯰魚效應，重新得到再生。香港應該透過循序漸進而細心經營的政制調整，讓香港在一個沒有全民普選的政制裏，都可以有着優質管治。香港人值得一個更好的政府，也值得當權者去推動政治改革，但我們並不需要顛覆性的所謂「革命」。
石中堅：
一群對香港未來抱有希望的90後，相信香港必須自身從根本上改善管治，才能在環球政治中及中國崛起下維持獨一無二的地位，讓「一國兩制」能夠重回正軌。
上文刊於第202期《香港01》周報（2020年2月24日）《從「新冠狀病毒」到香港的「官僚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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