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評．瘟疫與人】疾病改變人類歷史
在新型冠狀病毒肺炎肆虐全球、成為大流行病（pandemic）之前，「瘟疫」一詞對於生活在先進文明社會的人類而言，似乎已經頗為陌生，或者只是存在於小說、電影、電腦遊戲之中，與現實絕緣。即使近年有禽流感、豬流感、中東呼吸綜合症等疾病，最後也只是區域性的小規模爆發，尚未到達「大流行」級數。然而，全球確診新冠肺炎人數破二百萬的驚人數字，讓我們從夢中驚醒—原來瘟疫從來沒有離開，儘管集合世界上最聰明的腦袋，似乎也無法解決病毒給人類文明造成的衝擊。
作者：羅乃智
這本《瘟疫與人》（Plagues and Peoples）乃經典之作，由著名歷史學家麥克尼爾（William H. McNeill）所著。此書是麥氏在1976年所成，卻歷久不衰，影響深遠，台灣天下文化出版社選擇在今年重新印刷出版，旨在讓華文讀者重讀經典，用意明顯不過：了解瘟疫在人類歷史中扮演的角色，以及其對人類文明帶來的影響，從而思索下一步的走向。
一般提及歷史，佔據主流的必然是政治史，繼而是經濟史、文化史、軍事史等領域各擅勝場，卻鮮少提及疾病史。麥克尼爾開宗明義狠批過往歷史學者，指他們對於各種疾病模式對歷史的影響缺乏敏銳的洞察力，他本人希望將瘟疫這個在傳統歷史中備受冷落的事件，提升到歷史觀中的樞紐地位。
這位伊拉斯謨獎（Erasmus Prize）得主認為，大部份的古文明如中東、中國、印度，人類在與該地的病毒長期接觸後，或多或少發展出免疫力，雙方達致微妙的平衡，共存互生，形成所謂「文明病媒庫」。因此在原有民族及文明之內，大致上相安無恙，但當與另一個文明接觸或衝突時，由於對方未有足夠時間產生抗體，面對全新的病毒，往往毫無還擊之力，感染者立即病發，甚至造成大量死亡。
病毒「協助」文明擴張
換言之，一地之風土病，演化為另一地的瘟神死神，在史書中屢見不鮮。作者不諱言，在歐洲人所謂「征服」美洲時，九成五的原住民並非死於戰火，而是白人帶來的天花、麻疹及流感等，成為致命武器，也導致文明的擴張來得輕而易舉。「被征服」的族群，往往在物質或者精神上均受到沉重打擊，甚至造成社群內部瓦解，以致在信仰上作出徹底改變，畢竟要解釋為何自己的神不保佑自己民族，而是讓對方節節勝利，實在過於難以解釋。
除了文明的擴張以外，作者對不同文明的特質也作出別出心裁的詮釋，當中又以演繹印度種姓制度最為有趣。麥氏認為，基於溫暖潮濕的區域氣候，來自印度乾旱西北部文明的軍隊無法進犯位於南方及東方的森林民族，因為相互接觸時，會將本身民族習以為常的傳染病惹給對方，導致軍隊潰敗，不堪一擊。唯有退而求其次，放棄武力，轉而透過種姓制度，將森林民族納入印度文化聯盟，擴大管治勢力及影響。
不過，在保留森林民族儀式、風俗等生活習慣的同時，卻嚴禁不同種姓階級的人接觸，遑論通婚，一旦被發現違反禁忌，必須淨身。這種不同社會族群之間制定的「安全距離」，有人會以血統論解釋，有學者以權力角度解釋，也有歷史學家歸因於機率或蓄意選擇，但當作者套入流行病學的理解框架，自然是源於對疾病的恐懼心態。
作者始終認為，印度的文明社會架構與擴張初期所遭遇到的獨特流行病情況，離不開關係。直至在漫長的時間過去後，人類的免疫力和病原體的耐受力漸漸相等時，雙方才可以安心比鄰而居。
作者的流行病學史觀也延伸至對宗教教義的討論。他認為像印度這般流行病猖獗的國家，加上物資稀薄，讓該地宗教領袖必須正面處理驟然病逝這項人生重大課題，從而衍生嚮往來世而非重視今生的人生觀、教信眾死亡只是從痛苦中解脫的哲學觀，成為無可奈何的適應行為。同樣的邏輯，作者也套用在基督教之上。如此這般，以地理環境因素演繹宗教教義的源起，姑勿論說服力是否足夠，也着實有趣。
作者由狩獵族群、古文明世界，談到歐亞疾病、蒙古帝國，銜接至近代醫學，格局之大，盡顯功架。例如談到蒙古帝國時，他表示，當時染病的老鼠、跳蚤搭上順風車，透過躲在騎兵軍隊的鞍袋、糧草兵穀物中，輕易讓傳染病菌突破河川山脈等天然屏障，蒙古軍隊迅捷的行軍速度也加快整個傳染病流行的速度。鑑古知今，後來人類發明輪船，渡過海洋，去到全球化的今天，世界各地飛機航班往來絡繹不絕，交通更為便利，人類帶着病毒穿州過省、橫越國度，也助長病毒的傳播。
公共衞生VS個人自由
至於十九世紀初的醫療改革，也值得一書。麥克尼爾表示人類在壓抑瘟疫期間，其實遇到不少困難。例如在十九世紀三十年代，英國的衞生改革派希望透過重新設計水管系統及下水道系統，改善衞生環境，解決霍亂肆虐的問題，但由於工程牽涉不少私人土地，惹來自由意志論者不遺餘力的反對和批評，認為當局「違反個人處置自身財產權利」的規條，導致政府難以頒布讓大眾同意的法令規章，只是後來霍亂來襲，死亡的恐懼籠罩市民頭上，才讓改革順利進行。
同樣的爭議在接近二百年後重臨英國，英國首相約翰遜早前的「群體免疫」（herd immunity）論不但遭到媒體狠批，還造成全民恐慌，其姍姍來遲的停工停學措施也被人詬病，在後來的封城中，警察行動更被部份傳媒形容為執法力度過猛，損害市民自由，當中以《經濟學人》最為尖銳。其3月28日一期封面標題是《Everything's Under Control》的文章中，大照片是一名戴着口罩的男子拖着同樣戴口罩的狗，但該名男子卻同時被另一隻「有形之手」以繩繫上脖子，箇中隱喻，讀者不難領會。至於香港，公共衞生、民眾安全、人身自由、警察執法等議題，更是爭辯不休的熱話。
其實，麥克尼爾在書中也有觸及「群體免疫」，他以不同例子說明，在許多流行病的歷史案例中，族群往往需要經歷一段快速、半災難式的初期調適，這個階段的感染個案中，宿主及病原體的死亡率可能居高不下，直到新宿主族群發展出後天免疫力，寄生物也適應了宿主的免疫力，該傳染病便會慢慢發展成為風土病。人類族群一般需要一百五十年左右，才會對猛烈的新傳染病發展出穩定的反應模式。
然而，現代人卻不可能像古人般，花長達一百五十年的時間適應新病毒，以達致「群體免疫」，畢竟大流行對經濟發展的打擊，過於沉重。如果麥氏沒有在2016年離世，今天依然健在，觀察這次大流行的演變及發展過程，究竟會作何感想？
唯一不變的是，流行病對人類文明、歷史的發展，猶如幽靈般，在人類上空徘徊、纏繞不散。誠如麥克尼爾在書末所言：「我們能改變巧思、知識以及整合組織，但是不能消除人類容易遭受寄生物侵入的特性。」
史學觀點也啟迪後人
換言之，麥克尼爾是鮮有將病理學與歷史學結合以重新解釋歷史發展軌迹的學者，將傳染病列入歷史重心，時至今日，觀點角度依然不過時。尤其當前不少傳媒、學者均急於分析，大流行後國際社會秩序會否出現變化，或許可以從這本數十年前的作品獲得啟迪。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國與國之間加強合作，各個世界組織應運而生，世界衞生組織（WHO）這類以國際為定位的機構帶領人類抗疫，成效更較前人彰顯。不過，變化的不只是病毒，人類也在變化。世衞在是次處理新冠肺炎大流行中，做法備受西方社會批評，美國總統特朗普上周更宣布暫停資助世衞；英國下議院外交委員會亦表示希望成立二十國集團公共衞生組織（G20 for Public Health），免「重蹈覆轍」。不過，美國此舉卻遭多國盟友譴責。
著作等身的麥克尼爾在書中，由非主流的史學觀點切入，希望透過揭示各種疾病傳播的模式如何影響遠古與現代人類的歷史，想把流行病史帶入歷史詮釋的領域，為不少後來學者帶來靈感和啟迪，當中又以普立茲獎得主、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地理學教授賈德．戴蒙（Jared Diamond）的《槍炮、病菌與鋼鐵》最廣為人知，推論過程、資料搜集也較嚴謹細膩，影響力較諸麥氏這本經典似乎猶有過之。
當然，任何學術作品都免不了招惹批評，最主要的批評是整本《瘟疫與人》過於重視環境地理因素，而忽略社會文化因素對歷史的影響，顯得偏頗；此外，書中將「文明擴張」描述得像純粹生物淘汰的過程般—是天花麻疹等病毒導致原住民大量死亡—似乎有為殖民主義說項之嫌。但總的來說，瑕不掩瑜，既為經典之作，此時此刻，值得咀嚼。
《瘟疫與人》
副題：傳染病對人類歷史的衝擊
作者：麥克尼爾（William H. McNeill）
譯者：楊玉齡
出版：天下文化（台北）
出版日期：2020年2月
上文刊登於第210期《香港01》周報（2020年4月20日）《《瘟疫與人》 瘟疫改變人類歷史》，標題為編輯重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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