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31】從「他們」到「我們」——今年「六四」不一樣？
六四事件31周年，在新冠肺炎疫情反覆的背景下，警方首次以此為由禁止維園悼念集會。經歷去年的「反修例風波」，相較過去幾年而言，今年「拒絕悼念六四」的聲音似乎小了很多。所謂「本土思潮」自2012年迅速崛起後，備受俗稱「90後」的新世代所吹捧，他們不但質疑支聯會的悼念活動「行禮如儀」，更主張香港應與六四切割，因為那是「鄰國的事」；然而，浩浩蕩盪的「反修例風波」過後，年輕人對「悼念六四」似乎有了不一樣的想法。
「六四維園燭光集會」是香港為悼念1989年天安門被軍方鎮壓死難者而舉行的年度悼念活動，自1990年6月4日起每年由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舉辦，30年來從未間斷。儘管今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而被警方禁止集會，上周更迎來全國人大授權人大常委直接為港訂立「港版國安法」的決議，但昨晚（6月4日）不但有大批市民衝破鐵馬進入維園，而且各區都有不少市民響應支聯會「遍地開花」的號召，令全港燭光處處，而且大致和平。
「也許是（悼念晚會）首次未被批准吧，再加上這一年來，會有種『威權統治』離香港越來越近的感覺。就連本土派可能都會覺得這種威脅感不止存在於1989年的天安門廣場了吧。」香港城市大學公共政策學系高級特任講師張楚勇如是說道。
港人對中共的不信任由來已久，從建國後的「反右運動」，到1970年代前後的「文化大革命」，都令香港人對共產黨心存芥蒂。至1989年由青年學子針對改革開放後滋生的「官倒」和特權等腐敗現象而發起一場愛國民主運動，最後卻被定性為「動亂」而釀成悲劇——這不但把港人的恐共情緒推向巔峰，更成為陸港至今也無法解開的心結。時至今日，港人仍然不時「聞共色變」，更因而抗拒任何涉及內地的政策和主張，令《基本法》第23條持續立法無期，甚至爆發令國家安全備受威脅的「反修例風波」，導致陸港互信所剩無幾。
中央忍無可忍之下，投下「港版國安法」這枚震撼彈，不少人第一時間的反應是——支聯會會否被取締？六四悼念集會還可否年年舉行？平反訴求是否從此會被消失？數以萬計的人群高舉燭光呼喊「結束一黨專政」的場景又會否成為歷史？這些最直接的擔憂，也正好反映港人年年悼念六四的意義。有趣的是，類似的擔憂，此前的數年內也不時出現，但和中共沒有太大關係——所謂「本土思潮」自2012年迅速崛起後，當支聯會於2013年以「愛國愛民，香港精神」作為當年的機會主題時，隨即遭到以陳雲為首的本土派口誅筆伐，批評支聯會和民主派多年來「像奴隸一樣乞求中共平反六四」；往後數年，不少大學生紛紛認同「六四不關香港人的事」，又破天荒拒絕舉辦悼念活動，甚至質問港人要悼念到何時。
悼念六四從來不應被騎劫
社運人士陳景輝認為，那是年輕人歷史意識淡泊所致，因為香港從不善於好好總結屬於香港的六四歷史，而多年來好像只是不斷借用內地的六四歷史意識，學習當年天安門廣場的抗爭方式，記憶六四遇難者的傷痛，悼念他們的死亡，卻沒有深思香港曾經奮力支援那場愛國運動的重要角色。文化研究學者許寶強則指，新一輩之所以否定上一輩的六四論述，可能是源於絕望和虛無等情緒編制而成的虛無主義，認為自己看透世事、看清政權，所以不在相信傳承和改變。而傳播學者李立峯分析，本土論述得以迅速擴散，受惠於本土派在政治傳播的過程中出現了不少形象較好、吸引年輕人認為對方足以代表他們的「代言人」。
如果說上代歷史見證者對六四事件的情感，是親身經歷的憤怒，那麼新世代年輕人的情感，則更多是對強權和不公義的憤怒。於是，本土思潮下的年輕人想要自己找尋「六四」對於香港的價值，但卻總也脫不開「去中國化」意味。本土派一直以來都批評晚會「行禮如儀」，形式僵化，聚集起眾人不一定只可以唱歌點燭光，還應進行有關香港出路的討論。這不無道理，但本土派對支聯會的不滿，實則集中於「本土主義」價值中的「去中國化」——但顯然，即便主題是反權威，支持民運，但其訴求中「建設民主中國」的「國家」意味也很明顯——這是認為「中港無關」的本土派所不認同的。
不過，經歷一場「反修例風波」，新世代對「悼念六四」明顯有了不同的看法。張楚勇認為，即使這麼多年來一直在探討紀念六四的意義，但心理上的接近和對去年「反修例」的反思，賦予了今次這場悼念活動一種新的價值。
今天的香港，社會撕裂嚴重，立場不同之人各說各話，社會失去了同理心。但是這一天，沒有人再去討論晚會的形式、內容、主題，大家只是想通過各種渠道參與其中，令悼念的燭光搖曳。張楚勇認為，這是由於反修例運動「不分裂」價值的影響。「運動中可以發現，想要和平抗爭的一派與勇武的一派是可以共存的，你會發現延續到今也是這樣，激進點的本土和溫和點的泛民也不會將六四活動變成一個互相針對對方的議題。」他也指出，今年的活動連能否照常舉行都很困難，因此也就沒有「core point」，令本土派「無從反對」。
也就是說，年輕本土派過去幾年「拒絕回憶六四」的其中一個原因，是確實沒有親身經歷之感，但現在整個社會瀰漫着對「香港未來如何自處」的迷茫之際，讓港人對當年的民運產生了真正實際的同理心。「但我不覺得這對他們的理念會有什麼深層的改變。」張楚勇表示。但是，兩個世代的六四記憶，產生了不同理解，但無論如何也不可令政治分野騎劫港人共同價值，傳承的應該是放下社會撕裂，尋求共同出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