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評．暴民法】「防禦性武力」能否為最後手段？
美國明尼蘇達州非裔男子弗洛伊德（George Floyd）疑被白人警員執法時以膝壓頸致死，事件引起眾怒，示威浪潮蔓延全國。弗洛伊德死得無辜，涉事警員被控以謀殺罪。設想一下，如果你身處現場，警察和弗洛伊德就在你觸手可及的位置，你會如何反應？根據美國學者傑森．布倫南（Jason Brennan）的論述，你應該出手制止，如果你有槍，你應該擘槍阻嚇，如果要殺掉警察才可以挽救弗洛伊德，你應該把警察殺掉。
撰文︰陳糸
這是一個瘋狂和危險的觀點。但布倫南在其新著《暴民法》中主張：當政府或其授權人員行事有違公義，為保護自己或他人，平民有權採取「防禦行動」並進行反抗，形式不拘，諸如武力自衛、拒捕、發假誓、作假證供、逃稅、逃獄、毁壞政府設施、竊取並公開政府機密、潛伏顛覆、暗殺官員不一而足。一般情況下，殺人是錯的，布倫南捍衛的是一種激進學說，在特定情況下，道德允許作出武力回擊，甚至採取致命武力。
然而，何謂「特定情況」？作者列出三道普通法下容許殺人的條件：殺人者並非主動攻擊；合理地相信身處嚴重威脅中；唯有殺死對方才可解除危機。原則不應只限於自衛，如果你旁觀他人受害，就有保護他人的義務，條件得到滿足，殺人就是正當的。背後唯一的道德理據，是為制止不義。
遭遇不公 應挺身還擊
弗洛伊德事件正是作者在書中針對的現象。美國警暴無日無之，執法警員濫權成風，相關片段在互聯網上要多少有多少。美國警民衝突夾雜着種族矛盾，執法人員又要顧及反恐需要，使得情況異常複雜。但無論如何，就作者觀察所得，今日的警察大體上比以往好鬥，作風和裝備更趨軍事化，執法過當的情況普遍，而且程度嚴重。
政治上，各級政府正當性愈益成疑，官僚更懂得玩弄程序，繞過監察，權力愈擴愈大。美國現任總統特朗普較諸前任更樂於無視憲法約束，蔑視第四權，民主體制對上述惡行幾乎完全無能為力。凡此種種，使得布倫南的論述深具現實意義。作為被統治的個體，面對社會的不公不義，該作何應對？難道因為守法精神、民主程序、非暴力原則，就要啞忍不義，任其得逞？
遇見惡霸欺凌，道德直覺告知你應制止惡霸；但遇警察毆打巿民，多數人認為不應阻差辦公。即使明顯地執法過當，不少人也認為應事後循既定程序追究，不應貿然干擾警務。但結果如何？就可能是無數宗「弗洛伊德案」。目前無法確定美國有多少平民因警方執法過當而死，但這種模糊更招社會疑慮。遭遇不公最恰當的應對就是挺身還擊，歹徒立心要傷害你，除了負隅頑抗，你別無他選；警察要殺害你的家人，眼前無任何和平方法可以解除即時威脅，你只有先發制人。遇有家居入侵者，不管對方是警是賊，戶主開槍射擊乃情理，傷亡的風險由入侵者承擔。
個體享有不受侵害的權利，當體制無法有效保障人身安全，就有必要訴諸法外途徑。按此推論，如殺人被允許，侵害層次較低的行動諸如撒謊、偷竊、毁壞即全面開禁。《暴民法》的核心論述是「道德對等論」，眾人對等，作惡就是作惡，不因身份而生差異，不因穿着制服，錯的就變成對。政府、公務員、執法人員與庶民同等，並無特權，也無豁免。整部《暴民法》就是「對等論」和「豁免論」的反覆論證。作者表明，目前沒有任何主流論述可為公職人員豁免論成功辯護。
暴力手段 是下下之策
《暴民法》是台譯本書名，副題為「當國家為惡、政治失控、正義失靈，人民的反抗無罪」，但想援引「暴民法」作反政府理論的人要當心，它可能不是表面看來的派得上用場，援引之先當了解「暴民法」不是什麼。
作者說，「暴民法」不用作復仇，當下沒有採取即時行動制止不義，就會喪失行動權利。「暴民法」也無關公民抗命，公民抗命其中一環是服法；「暴民法」是乾脆的拒法。「暴民法」也沒有想過要改變法律、改革體制或喚起社會關注。「暴民法」並不為無政府主義辯護，也沒主張推翻政府，對和平或暴力革命沒有表態。它設想的是單一個體在面對不公待遇時應該或必須作出的道德回應。布倫南不鼓吹暴力，也沒有呼籲大家一旦遭國家欺壓就去放火燒政府。暴力革命在大多數情況下都會失敗，而且難免會傷及無辜，手法極不可取。
作者再三申明，暴力是最爛的方法，防禦性武力是最後手段。原著名為《When All Else Fails》，即在眼及所有對策用盡之前，不應以暴力回擊。作者由始至終唯一的立場只是：平民行惡和公職人員行惡無異，沒有差別對待的哲學理由。如果你認為要制止惡霸行惡，你也應該制止公職人員行惡；如果你認為無論如何都不應私自對惡霸動武，你也不應對公職人員動武。
然而，「暴民法」即使成立，作者也不建議你每見不平，馬上動粗。因為道德上認可的行為，不一定是明智的行為，道德正當也不代表沒有刑責。出手襲警，可能會招致更大的武力回應，甚至被送上法庭。
個體即使有義務阻止不義，但這種義務非恆常首選，履行這種義務可能會妨礙你履行其他更重要的義務，譬如照料家人的義務，箇中權衡難以一概而論。而且你可以行使保衛權，也不等於你行使得正確。公民都有權在選舉中投票，但我把票投予明確主張種族歧視的候選人就是明顯的錯誤和罪惡。
再者，你也不一定掌握事情的背景和細節，你有可能會搞錯。防禦性殺人的合理性取決於其必要性（除此以外別無他法）、嚴重性（不公構成嚴重性命財產威脅）、相稱性（攻守程度要合乎比例）、有效性（行動能否有效制止惡行）、行動代價和後續結果（會否因此造成更大的不公），而且你必須說明何為「嚴重」、「迫切」、「威脅」，並負有舉證責任。
讀者讀到這裏會發現，「暴民法」的應用範圍極狹窄，前提極嚴苛，個人根本無法在事發當刻對處境作如此通盤考慮。由此觀之，布倫南的「暴民法」不是一部「用家說明書」，而更像一套「判準原則」。前者用於事前；後者用於事後。情形好像法庭以法律原則裁斷嫌疑人有無犯罪。原著的副題是《The Ethics of Resistance to State Injustice》，作者試圖建立的是一套倫理學，它有一定的指導作用，但它最大的用場，可能在行動者事後抗辯。
道德公義 乃亙古問題
布倫南是學界頑童，他在前著《投票的倫理》（The Ethics of Voting）中反對全民普選、贊成買賣選票，招來批評無數，《暴民法》也注定引發爭議。作者高舉道德公義，具有無上凌駕性，是善惡的終極判準。布倫南是位哲學家，抱持這種看法不足為奇。他說，法律不能約束公義，只有公義約束法律。法律不等於公義，惡法也不應遵守。個人權利不來自法律，即使法律沒有訂明，天賦權利也不會消失。他又說，民主只是工具，程序確當不代表結果具有道德正當性，個體沒有服從民主結果的必要。
由此而見，布倫南心目中有種道德，不但允許欺詐、刑毁、殺人，既獨立於法律，又獨立於民主程序，似乎不是經驗層次的東西。批評不難想及，「防禦行動」幾完全訴諸個人道德直覺，標準太過任意，難以取得共識。彼之惡乃吾之善，人人各行各法自求我道，則談何社會？今日人人自居正義，警殺民而民又殺警，暴暴相報如何了？
但筆者的疑問還不只是個人道德直覺太獨斷的問題，而是何以布倫南認為個人的道德直覺如此可靠？很順理的追問是，布倫南所謂的道德公義既非此亦非彼，到底是什麼？持之何據？「暴民法」要制止不公義，然而，何謂公義，言人人殊，莫衷一是。流行的說法是，站在不公的對面就是公義了，此聲稱有欠穩妥，我們實在不能只取公義的消極定義。世界從來不黑白分明，政府不公，不代表反政府就是公義，更大可能是不公對不公，邪惡對邪惡。何謂道德公義是亙古問題，筆者相信布倫南有自己的說法，只是沒有在《暴民法》中交代。
百姓有權殺警的主張相當聳人聽聞，布倫南稱這種「防禦行動」為「非文明抗命」（uncivil disobedience）。人類願意進入現代社會奉公守法，為的是換取政府保障，走到二十一世紀，又回到自力保衛的蠻荒時代。但「人民自衛權」是個深具美國特色的議題。《美國憲法第二修正案》訂明，人民有「持有和攜帶武器」作防衛的權利，任何削弱擁槍權的舉措都被視作違反美國立國精神。自衛權不單為擊退賊匪，也為防政府侵權。持槍問題在美國討論了二百年仍然未決，《暴民法》引起的爭議恐怕也沒有眾口稱是的答案。
《暴民法》
副題：當國家為惡、政治失控、正義失靈，人民的反抗無罪
作者：傑森．布倫南
審訂者：楊理然
譯者：劉維人
出版社：聯經出版(台北)
出版日期：2020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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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刊登於第220期《香港01》周報（2020年6月29日）《《暴民法》有權反抗，不一定要用暴力！》，網上標題為編輯重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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