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看不見的病毒：貧窮與不公（下）
7月上旬，剛卸任聯合國赤貧和人權問題特別專員的阿爾斯通（Philip Alston）發表有關貧困現象的研究報告。儘管文中批評世界銀行等國際管治組織，在過往滅貧政策的「成效」只是用上錯誤指標，而得出脫離現實的結果，但他同時亦在後疫情的陣痛期，為各國開出一劑社會工程的藥方，望能切合社會改革所需。阿爾斯通提出的通則搬字過紙，全球通用，特區政府亦可視為原則性的建議，修繕陳舊的管治哲學。
改革社保制度的通則
過去一年多，世界各地示威、騷亂此起彼落，由香港至智利、黎巴嫩到法國、伊拉克至美國，不論社會貧富，皆可見民眾對政府不信任程度有增無減，完全將社會長年累積的種族、性別、宗教、階級等差異化成憤怨，並在街頭的怒火中呈現。
正如聯合國的報告指出，「如果社會保障的底線早已建立，那數以億計得不到醫療、食物、住房及基本安全保障的人，就可以避免承受最壞的後果」。雖然阿爾斯通的判斷和建議，已無法撫平目前各場社會運動的傷口，但是港府亦可視之為社會改革的原則，未雨綢繆。
如同阿爾斯通所言，這種重量不重質的滅貧標準和眼光，理應被普遍的社會保障取代。首先，滅貧政策須有其必要的規範基礎，意即與保障社會人權聯繫起來，成為政府施政的不變責任，而非可變的政策選項；其次，本港長年依新自由主義的藥方，來構建經濟和資源分配的無形經濟秩序，惟社會的財富增長，大多都流向最富有的階層，其本質就是經濟叢林法則，根本不符合社會保障政策強調扶助弱勢的優先次序。
社保是政制穩定基石
對比一世紀前，我們現在身處的時代物質水平雖然已有飛躍進步，而大規模饑荒亦成為歷史，但如上文提及，隨着社會的物質和精神進步，民眾對「基本生活」的理解，早已不是上世紀以蕃薯充飢、家住茅屋的生活水準，而是要有適足住屋面積、可負擔的醫療保健等，才能滿足適切的生活水平，故社會保障的範圍和深度，亦不能落後於時代一成不變，否則從政者只會錯判社會當下的需求，錯過解決社會矛盾的時機。
美國前總統羅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在1933年推出新政，其主軸之一—救濟窮人與失業人士，不但首次確立組織工會和工人勞動的權利、也催生社會安全保障基金等沿用至今的社會保障體制；另一次則是1945年，西歐多國相繼搖身一變成為福利國家，推行現代社會保障制度，為全體民眾提供教育、醫療、住房、養老、失業等社會安全網。這兩大社會工程雖然同是緩解民眾物質匱乏的問題，但其改革動力卻是源自社會動盪。一如1919年國家社會主義者（納粹黨）誕生於威瑪共和國在一戰後搖搖欲墜的經濟結構，群眾的極端政治思潮，乃經濟危機共生之物。這才迫使決策者在1929年經濟大蕭條，以及1939至1945年的二次世界大戰後，大刀闊斧改造社會保障體系。
上文節錄自第222期《香港01》周報（2020年7月13日）《看不見的病毒：貧窮與不公推動社保新政 提升扶貧成效》。如欲閱讀全文請按此訂閱周報，或按此試閱周報電子刊，瀏覽更多深度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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