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家專題】獨居、協議同居風行，共產主義如何看家庭的終結？

從歷史脈絡來看，家庭不是從來就有，其形式也並非一成不變。在很多人看來，當今主導的家庭形式是一夫一妻一孩的核心家庭，或者三代同堂的擴展家庭。但這種「理想的」家庭形式在當今社會正逐漸成為邊緣現象。

作者簡介：孫大剩，文化研究學者，主要研究方向為文化理論與批判理論。

【01哲學按】

「想像不家庭」的時代正在到來。01哲學推出【婚姻與家庭專題】，邀請哲學及文化研究學者及學子各抒己見或針鋒相對，從性別文化、自由主義、共產主義、倫理學及儒家思想等不同面向漫談危機之下的婚姻與家庭。本文由單身社會的崛起講起，批判上世紀70年代伴隨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而來、作為意識形態的家庭主義。作者認為個體的歸宿不是家庭，進而要求想像一種共產主義式的共居生活。

核心家庭正在衰落，單身社會正在崛起

新世紀以來，美國有3100萬人口獨自一人生活，占到美國戶籍總數的28%，僅次於無子女的夫妻家庭，成為美國第二大戶籍形式。獨居，遠遠超越了核心家庭、多代複合式家庭、室友同居、以及老人之家等其他形式。日本有30%的住戶獨自居住，西歐國家以及澳洲等國家的獨居人口比例也高於美國。當然，獨居人口比例最高的當屬北歐四國：瑞典、挪威、芬蘭、丹麥。在那裡，幾乎40%-45%的住戶是獨居者。獨居人口增長最快的國家是中國、印度和巴西。近來中國出現了「空巢青年」這個流行詞彙，用來意指工作繁忙、生活節奏快、加班多、缺乏自由支配時間從而也無暇尋找另一半、在大城市打拼的獨居青年。這個群體估計有5000萬人口。

正如美國社會學者克里南伯格（Eric Klinenberg）指出，「理想的」核心家庭正在衰落，單身社會正在崛起。他對於單身或獨居生活頗為樂觀，認為這意味著新的社交方式，獨居者在社交上更為活躍，身心更為健康，可以實現更為多面的自己，而不必囿於家庭生活。

克里南伯格的論斷無疑過於樂觀了。以中國的「空巢青年」為例，與他的預設相反，中國的絕大多數獨居者恰恰缺乏社交和性生活，因為嚴苛的工作環境、超長的工作時間、微薄的工資待遇讓他們沒有心力去參與工作之外的社交活動，只能宅在家中，過著最為簡化的生活。據統計，這些空巢青年中，工資收入5千人民幣以下的佔32%，5千到1萬之間的佔43%。面對大城市居高不下的樓價以及其他生活費用，這種獨居著實讓人感到壓抑和焦慮。我們可以將那些在社交上（包括性行為）非常活躍的獨居者稱為主動獨居者，將那些基本沒有什麼社交的獨居者稱為被動獨居者，這兩個群體可以說是兩個階層。後者面對更為嚴厲的剝削和剝奪，在工作中毫無成就感，在生活中缺乏存在感。

當然，主動的獨居之所以可能，除了工作環境和工資收入之外，社會福利也是非常關鍵的要素。獨居者比例最高的北歐四國恰恰是全世界社會福利最好的地區，因為原本屬於個人或者家庭的責任很大程度上為國家所承擔。尤其是生育上，瑞典的獨居女性可謂高枕無憂，因為她們可以享受16個月的帶薪假期而不必擔心丟掉工作，兒童保育制度令她們不必為撫養孩子而操心。也就是說，在高福利的情況下，個人即便沒有家庭的支撐也能扮演自己所有的角色，甚至去扮演新的角色，從而有望成為全面發展的個人。

在北歐式的准社會主義或者完全的共產主義制度下，原本屬於家庭（當然主要是屬於家庭主婦）的義務為國家所承接，家庭所執行的職能越來越少，於是家庭的必要性也就越來越小，這是我們所見證的單身社會崛起的重要原因。相較而言，造成被動單身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勞動收入低迷和社會福利匱乏，導致大量社會人口不敢走入婚姻並生兒育女。日本所謂的「無緣社會」可算是此類現象之一。總而言之，在愈發個體化的現代社會，個人追求的更多是自我價值實現，家庭所起到的號召力勢必越來越小。

事實上，自工業革命起，家庭的生產職能越來越弱，而越來越成為一個再生產和消費的場所。在17世紀的英國，家務勞動可能包括釀酒、乳製品生產、養雞養豬、水果蔬菜種植、紡織、醫療護理等，我們在偏遠的農村依然可以看到家庭婦女從事諸多類似的活動。但在工業革命之後，這些生產活動轉變為各種各樣的社會職業，人們需要用錢來購買相應的產品或服務。家務勞動的內容越來越少，尤其是隨著當下家用電器的更新換代，家務勞動變得越來越輕鬆。

但這並不意味著家務勞動的徹底消失，其單調、無聊、耗費心力的本質也沒有根本改變。現代家庭作為性別分工的場所並沒有民主化，依然是父權制在起主導作用，基本遵循的是男主外、女主內或者女性兼顧內外的模式。這致使女性不堪其累，從而（尤其是具有女性主義意識的女性）不再願意走入婚姻家庭。據統計，夫妻關係之中的男性往往在家感到更輕鬆，而女性則是在工作的時候更快樂。尤其是在日本，女性結婚就意味著放棄工作，成為全職家庭主婦，因此有事業心的女性往往不願結婚。很大程度上，這也導致了日本的低婚率和少子化現象。

女性有了其他經濟來源，不需要依附婚姻；離婚成本太高，會給結婚帶來阻力（尤其是在德國，為了保護女性，丈夫在離婚後還得負責妻子的生活，直至她找到能夠維持生活水準的工作）；不需要結婚才能有性，性的主要目的脫離了繁衍（尤其是避孕套和避孕藥的發明，讓性愛不再成為女性的噩夢）——所有這些都使得婚姻不再成為人們的唯一選擇，寧願成為同居伴侶，如法國的協議同居。

作為一種意識形態的家庭主義

雖然獨居者和不結婚的伴侶越來越多，家庭作為一種社會制度日益式微，但是這並不意味著作為意識形態的家庭的弱化。我們可以將這種意識形態稱為家庭主義。

所謂家庭主義，基本可以概括為「血濃於水」的格言和自顧自的個人主義（歸根結底只能靠自己或家人）。這種理解造就了外部公共世界與家庭私人空間的絕對對立：外部世界是危險、冰冷且殘酷的，我們應該戴上面具；而家庭空間則是安全、溫暖且貼心的，我們可以敞開心扉。

在中國和美國等國家，作為保守主義思想的家庭主義有很大反彈。在中國表現為對儒家家庭倫理的強調，在美國則表現為對所謂家庭價值（family values）的重申——雖然在資本主義的市場社會，家庭生活本身因為經濟原因也會變得毫無人情味。馬克思和恩格斯告訴我們：「資產階級撕下了罩在家庭關係上的溫情脈脈的面紗，把這種關係變成了純粹的金錢關系。」家庭成員因為經濟原因而不睦甚至反目成仇的不在少數。最近內地熱播的電視劇《歡樂頌》之中，我們看到企業家在暴富之後背叛妻子，包養「小三」；但因為財產的原因，妻子們卻選擇維持早已破碎的婚姻，一家人貌合神離。這其實道出了家庭的經濟本質：維護和傳遞私有財產。

作為意識形態的家庭主義號召我們對家人採取利他主義的態度，相互提攜，守望相助。很多人因此認為，我們為家庭或者家族成員而犧牲是出於公心。但這種所謂的公也是私領域內的公，因為它無法越過血緣紐帶，去觸及那些與我們無關的遠方的人。尤其是在冰冷殘酷的市場社會，似乎只有家庭是安全而溫暖的港灣。個人在社會契約的允許下摸爬滾打，為了賺錢無所不用其極，只有回到家中他/她才會摘下麵具，卸下防備，享受家人所帶來的溫暖陪伴。在這個意義上，自由市場中的個人主義與家庭主義是私的一體兩面，相互支撐。這也可以理解為什麼從上世紀70年代以來，伴隨著經濟上的新自由主義政策而來的，是意識形態上的新保守主義，後者的重要內容就是所謂的家庭價值或者家庭倫理。

家庭主義造成的最嚴重的後果是團結的不可能：我們只能依靠自己或家人，外人畢竟是外人。其結果就是我們難以真正投身於公共事務，從而形成更大的團結或共同體——而這種團結或共同體恰恰是讓多數人改善境況、並且感受到溫暖和愛意的前提。孫中山所說的「一盤散沙」，指的便是當時的中國人只知家族而不知國族、無法有效進行動員，從而造成的積貧積弱的狀態。這背後所體現的正是作為私領域的家庭或家族與作為公領域的國族之間的矛盾。這種矛盾自家庭出現以來就一直存在。

內地的儒家在目睹現代社會所帶來的個人主義崛起以及人倫解體之後，重提家庭的價值。比如，張祥龍在《家與孝》中意圖提出「家的哲學」，吳飛在《人倫的「解體」》中提出作為哲學問題的人倫。然而，這種回應現實的方式就好像用重申宗教倫理去回應道德失範一樣，是虛弱無力的。試問，我們怎樣去恢復勞燕分飛的農民工的人倫？我們怎樣去恢復空巢青年的家庭倫理？這些並不是家庭的問題，我們也不能指望通過家庭來解決，這樣只會造成社會問題的去政治化。這種思想與美國的新保守主義所持的家庭價值並無根本區別。

個體的歸宿不是家庭，那將是什麼？

那麼，我們需要維持主動獨居的狀態嗎？克里南伯格樂觀地認為獨居者在社交上更為活躍，更願意參與公共活動。誠然，主動的獨居既保證了一定程度的獨立，同時又可以投身豐富的社交、社會生活，讓人們建立具有深刻意義的聯繫。但那些被動的獨居者所擁有的，與其說是獨立，不如說是孤獨（甚至孤獨終老，死於家中而無人發現）。他們無法確立具有長久意義的社會關聯，沒有心力投入到具有深遠意義的公共事業，只能通過低限度的消費主義來實現自我確證。

如果個體的歸宿不是家庭，那應該是什麼？我們還能想像什麼樣的共居形式嗎？事實上，北歐四國的實踐已經在一定程度上為我們提供了答案。在這些國家，家庭的撫育功能大大弱化了。至於那些單調無聊又耗費心力的家務勞動呢？隨著自動化（尤其是人工智能）的發展，越來越多的職業會被消滅，尤其是很多白領職業，如某一類的醫療工作者、記者及法律工作者等；但也會有越來越多的家務勞動會被社會化，如照看嬰兒和老人，各種定制化的家政服務等。這些可以通過國家提供的社會化服務得以解決，而不必再由個體的家庭成員來完成。

另外，隨著科技的進步（比如體外受精技術和代孕母親的出現），生育也不再限於家庭之內。很多第三世界國家和地區甚至出現了嬰兒農場（baby farm），專門生育供出口到發達國家的嬰兒。對同性戀家庭來說更是如此。伴隨同性戀權利得到進一步的承認，會有更多的同性伴侶領養孩子。這會挑戰「自然的」血緣關係觀念；國家也將介入到人口的生育/生產和撫養——孩子畢竟是社會未來的勞動力。如果生育、撫養孩子（如各種公共保育機構）以及其他家務勞動（如公共餐廳等）都可以社會化，家庭將成為真正多餘的制度。

我們這裡說的社會化，是將原本家庭內的活動交給國家的公共機構來完成，而非一般所理解的市場化——後者將家務勞動交給市場的做法只會強化被雇傭女性的弱勢地位。在富人家庭，孩子的撫養（甚至生育）以及其他家務勞動都是通過雇傭勞動力而完成的。這無疑會在家庭內造成兩個對立的階層——雇傭者與被雇傭者。被雇傭者不光要出賣自己的勞動，還要出賣自己的情感，這是一種不健康的關係；而在共產主義的將來，這些任務會由國家組織社會服務人員來完成，讓撫育和家務勞動成為一種公共服務。

正如恩格斯所說，「隨著生產資料轉歸公有，個體家庭就不再是社會的經濟單位了。私人的家務變為社會的事業。孩子的撫養和教育成為公共的事情；社會同等地關懷一切兒童，無論是婚生的還是非婚生的。」我們可以看到，北歐四國雖然沒有實現生產資料公有（消滅私有制），但在很大程度上實現了恩格斯的預言。甚至孩子的生育在某種意義上也成為「公共的事情」。隨著這些國家家庭主義的弱化，共同體成員之間的交往越來越多，情感紐帶越來越強，人們愈加沒有必要通過家庭去尋求擺脫孤獨的避難所，團結起來爭取公共利益的欲望也就愈加強烈，其未來必然是生產力高度發達、人類全面發展的社會。那時的家庭關係（如果還可以稱為家庭的話）或許沒有我們想像中那樣緊密，但在消滅父權制並且將家務勞動社會化之後，家庭成員的關係因為擺脫財產關係，將變得純粹、輕鬆、自由，將家人維繫在一起的，除了愛，再沒有其他考量。而這種家庭之愛並不會妨礙對於遠處的陌生之人的愛，那將是真正的「好客」，真正的人間大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