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台灣導演侯季然：「文青」的標籤，我避之唯恐不及

編按：

【標籤人物】沒錯，現今在文藝或學術界打滾，總免不了被打上一兩個矚目的「標籤」。「標籤」的存在，實在方便可人，彷彿只要借助一兩個名詞或形容詞，就可掌握素未謀面者的大概面貌；「標籤」同時又是時代的表徵，直接呈現了當下青年潮流的動脈。今天請到的是台灣導演侯季然，他的紀錄片以「文青風味」著稱，然而……

陽光和煦的下午最適合慵懶漫談。侯季然談話的語調，讓人輕易便聯想到紀錄片《書店裡的影像詩》裡面那些輕柔舒適的鏡頭。這位生長於台北的導演，或許香港觀眾對他會略感陌生，然而他的新作——台灣民歌紀錄片《四十年》在港台電影節中廣獲好評，《書店裡的影像詩》更可稱得上是開創了全新的「台灣印象」；喜愛台灣文化與電影的讀者，必定不能錯過這位精於詩意敘述與懷舊情調的年輕導演。

要描述侯季然的電影作品的特色，大概不可離開「時間」與「時代」二字，從成名作《有一天》到紀錄片新作《四十年》，導演持續而婉約地詢問著二者的關係。因著對時間的細膩觀察與體悟，侯季然的電影作品常常被報導打上「文青必看」、「小確幸」的標籤。然而，他對這種標籤的反應，竟然是「避之唯恐不及」……

Q：01哲學

A：侯季然（下稱侯）

01哲學：你的劇情片往往用戀愛中的男女關係去討論時間。例如《有一天》感覺是在預言與回溯的兩個時間方向當中，尋找一點兩個方向得以相遇的位置；《南方小羊牧場》也有呈現相似的時間經驗。你是怎麼看待和處理「時間」？用影像去觸碰「時間」有什麼優勢？

侯：以我們現在的認知，時間是一樣不能回復的東西；而事物因為不能回復，反而變得更美，那變成了純粹個人感受的迴響。簡單來說是，我覺得任何事情只要加上時間的因素，就會變得比較「可口」。

我比較偏好將時間的參照點放進故事的敘述裡，有比較多時間的映照或對比。置身事情當下的時刻，我們的感情比較直觀與單一；但若果加上時間的參照點之後，事情會變得比較複雜，會因為某些相似點或對比，由一件事聯想到另一個事情。這個時候，你的感受就比較有厚度了——所謂的「快樂」與「悲傷」變得不再單純，其中會滲雜了更複雜的情感。

我們常常說張愛玲筆下的「參差的對照」，很多時候我們說一個東西「很美」，是應為它是滄桑、有厚度的。咖啡紅要比一個純淨的大紅色來得更有趣味與深度，更耐人尋味。一個不是那麼紅的紅，配上一個不是那麼綠的綠，那就是「參差的對照」。

電影本身就是一個跟時間相關的創作媒介，它很適合用來描述時間。拍攝的過程其實是相當擬真地留下了那段時間，更完整地把時間保留下來。電影能夠無論在觀看還是拍攝的過程，只需要很簡單的方法，就能讓時間在其中重疊，產生化學作用。電影也是一種最直觀的藝術創作形式，觀眾可以直接地感受到拍攝事物的完整性，比較少被割裂。這種體驗是文字、繪畫、音樂等媒介所無法具有的，——文字流於抽象，聲音的包覆性不夠全面。而看電影就像能直接看到時間的流動。

（《四十年》記錄了台灣民歌歷史中的代表人物如陶曉清、楊弦、木吉他合唱團、李宗盛等的現況，還原「傳奇」標籤下，歌手們真實的生活質感。）

01哲學：每個時代都有自己代表的時代精神或社區經驗。你的紀錄片很能捕捉一些細微經驗，例如書店、民歌、台灣黑電影。為什麼對這些題材特別有興趣？又為什麼選擇記錄片而非劇情片的形式去再現這種時代經驗？？

侯：「時代」就是集體的時間吧。因為某個時間有一些共通性，可能透過文化、政治或商業，讓處於同一個時間的人有了相同的記憶參照點；之後只要說起這個參照點，大家都能想到那個時間。那個東西對我而言，就叫做「時代」。

時代包含了許多人的時間，我覺得這非常迷人。每個人都是單獨的個體，人跟人之間的共鳴其實還是很偶然的，時代就像是預設的共鳴點；但在這個預設的共鳴點上，每個人發出的聲響又是不一樣的， 這就是迷人的地方。例如我們現在談論時代，會喜歡用以前流行的一首歌、一個廣告、一次社會事件、一次很特別的天氣作代表，每個人又會以自己的生命經驗去觸碰這個共鳴點，中間又會有分歧甚多的地方，所以他有某種戲劇性在裡面——每個人在特定的位置交集、相遇，但是每個人又是那麼的不同。我們講故事，特別喜歡在這個共同點上出發。例如愛情故事，是兩個人突然有了一個共同點；或者是恐怖故事，很多人在同一個空間感應到了什麼。故事的發生，就是在共同點中看到了相異之處；如果沒有共同點，就無法看到交雜之物的秩序。就是說，共同點是最容易在故事中產生秩序的東西。

01哲學：你覺得紀錄片中的「時間」與劇情片中的「時間」有什麼分別？

侯：我沒有特別想過這個問題，無論是紀錄片還是劇情片，那都是電影的時間。 大家定義二者的區別時，大概是以當中的素材真實與否作為參照。也許因為紀錄片的素材是真實的，因此在現實的層面上它與觀眾產生關聯。劇情片的話，你可以把它當成與你完全割裂的、另外地方的東西。

01哲學：紀錄片《四十年》讓那些民歌的標誌人物回歸生活，並列他們的訪談片段；《書店裡的影像詩》讓那些社區知名的獨立書店背後的主人得以現身。透過如此的安排，你最想捕捉怎樣的內容？

侯：我們說故事的時候，特別容易用「簡化」的方式去得出某個所謂的「意義」。但是對我而言，「簡化」是一件越來越難以忍受的事情，所以我盡量完整地呈現每一個人的生活，讓他們的生活本身，得到自己說話的機會。

我希望我的電影，可能是從一個標籤出發，但卻是一個解除、還原標籤的過程。所以我用更多的篇幅，去描繪不同人各自的生活軌跡，並且特別留神，避免過分簡化。像我剛才說過，很多敘事的開始是因為時間的共同點。在《民歌四十年》裡面，這個共同點可能是四十週年；書店的話，可能那是一個共同性質的地點。但要說一個故事，對我而言最有趣的，是把它的特殊性表現出來。像《四十年》裡，民歌這個共同性當中，每個人的特殊性是什麼呢？我不希望用一個共同的、可能是一個形容詞或名詞的標籤，去框住所有出現在我電影裡面的人物。

01哲學：你會擔心這些記錄「時代經典」或「時代印記」的影片，變成只是某種消逝之物的遺跡嗎？

侯：也沒有說擔心啦。我認為很多東西的消逝是必然的。就像書這個載體，在網絡時代來臨之後，必然面臨消失的命運，只是時間的早晚而已。我們這代人是由書餵養長大的，所以才為之可惜，因此想寫一篇文章或拍一部影片告訴年輕一代，閱讀實體書、去書店其實是一種美好的經驗，希望你也可以試試看。但我心裡面也很清楚，那可能無法抵抗整個時代的向前。

與其說擔心，不如說是可惜，但又不會覺得絕望。在我的信念當中，相信文明就是會不斷向前滾動，科技將改變人類生活的樣貌，就像我們現在也不可能回到沒有電力的日子，或是回去聽黑膠音樂——這是不可逆的，美好的時代消逝了。但是美好時代的消逝，不代表美好就消逝了，它可能只是變成了另一種形態。現在這代人是網絡原生代，他們從出生的時候就有電腦、手機了，我相信這代人也有屬於他們從生活而來的美好與獨特美學。以前依賴文字的時代，我們有《紅樓夢》等文學作品；但是以後的時代也會有偉大的作品，只是它們來自於完全不同的生活經驗。

01哲學：許多報導為你貼上了「文青導演」、「文青必看」的標籤。你怎麼看待這個定位？又如何定位自己的觀眾群體？換句話說，你覺得「文青」具備哪些特點？

「文青」這個標籤，你要問我的話，現在是避之唯恐不及。我的意思是，當今時代下，「文青」變成跟「政客」、「殺人犯」相似，變成了我們語言種姓制度中的最底層了。所以大家現在說「文青」，我都以為是在罵我。這個時代是一個「不耐煩」的時代，其中有很多原因，可能是他們對現實不滿，或是對虛偽的東西的反彈，或者是對緩慢的不耐。所以現在的人特別不能忍受裝模作樣，而「文青」常常被認為是裝模作樣與虛假的代表，是一個酸人的形容詞。

要是完整地還原「文青」，意思大概是「讀文學的青年」或「喜愛文學的青年」。這非常值得探究——為什麼「喜愛文學的青年」在現在會變成一個罵人的字眼？問題是出在「文學」還是出在「青年」，還是出在其他地方呢？會不會是說，文學是一種讓人不耐的東西呢？簡單來說，在現在這個快速美學的時代，對緩慢的不耐是可想而知的。可能「文青」代表了一種比較緩慢、比較多想像甚至是空想的思維方式，這種思維方式對現代而言，是相當無法忍受的。

01哲學：「文青」已經變成商業化標籤，是否也加劇了「文青」的這種惡名？

侯：商業化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商業化把事情簡化了，把它變成可以被複製與重複的行為。把「喜愛文學的青年」的形象作為商業手段來挪用，加速了這個形象的崩壞。「喜愛文學的青年」是一個會被更嚴格檢驗的東西——你喜歡什麼樣的書？你喜歡的是誰寫的文學？你真的是青年，而不是中年、小孩嗎？或許根本沒有人可以肯定地說自己能夠通過「真假文青」的檢驗。當商業化將「文青」塑造成一個不食人間煙火的形象時，這個檢驗顯而易見地，非常容易被打破。

（《書店裡的影像詩》每集3分鐘，記錄了台灣40家獨立書店的人物風景。）

01哲學：說起「文青」，不得不提「小確幸」。你覺得這稱得上是台灣新世代的「時代精神」嗎？

侯：當然不是。現在是2017年，我相信現在兩岸三地沒人會以「小確幸」來標籤自己。它也跟「文青」一樣，變成了一個不太好的字眼。原因是一樣的，商業化跟標籤化帶來的簡化。

據我所知，「小確幸」這三個字是來自於村上春樹，他是說生活中一些微小的東西，但是很確實。舉個例子，例如在夏天喝了一杯冰的果汁，它的冰涼是在炎熱之中，確實的幸福——它很微小，但是它很確定。

很多人挪用「小確幸」的時候，其實並沒有看到它背後的土壤是什麼。為什麼強調「小確幸」呢？那不就是因為在大的氛圍裡面，我們找不到確定的幸福嗎？所以只能退而求其次，在一個無可奈何的情況下自娛自樂，去描寫生活中的「小確信」。

但它同時是一種叛逆。也許是因為經歷過那種「巨大幸福」的時代——不知道香港有沒有這樣的時期，但是大陸跟台灣都有過。台灣曾經是，所有人都服役那種「偉大的」價值，它是不可被侵犯的；而所有的個體在這個「偉大」跟「集體」之下都是不重要的。台灣以前在國慶日的時候，會安排很多的學生在總統府前面舉著一塊板子，有人拿紅色，有人拿白色，有人拿藍色——因為從一個很高的角度看下來，他們會拼成國旗的形狀。國旗就是由很多很多的個人拿著一塊板子，在太陽底下，為一個偉大的價值、一個偉大的口號服務。當集體化、口號化的時代消退了以後，大家意識到其中的虛妄。在村上春樹寫「小確信」的當下，我相信他是深刻了解到，所有龐大的東西的不可信任，或者是，所有概括性的東西的虛無，所以他才會書寫生活中最確實的幸福是什麼——就是這麼小的幸福，因為它如此微小，所以我可以其確信它是真的，而且我確實地領受到其中的幸福；因為只是這麼微小的幸福，所以我的生命可以平復、依托其下。

這其實是一個極其悲傷，極其虛無，極其絕望的想法，你不覺得嗎？你已經無法相信所有大的東西了，所有大的東西都幻滅以後，你突然發現了生活的真相——你能夠掌握的，只有那微小而確定的幸福。這是很悲哀的事情，同時是非常諷刺、非常世故的感觸。「小確幸」這種在文學中世故的感觸，變成了時髦的名詞，被挪用在雜誌、電視、電影、流行歌曲、時尚廣告裡面。很多人在使用這個「小確幸」的時候，只知道它表面的意思，而不知道它的背後有如此巨大的虛無的時候，這三個字的崩潰是必然的。

01哲學：我們可以從什麼地方重新振作，又以什麼去灌注我們的精神？

侯：我覺得現在這個時代又回到了循環重新開始的時候了。我們經歷了理想主義的時代，經歷了集體主義與集體主義的崩潰，然後到了個人主義的時代；個人主義發展到極致的時候，我覺得現在又循環回去了，可能又會回到理想的時代。

我覺得任何東西走到盡頭，它總是會翻轉的，沒有一種思想可以解釋所有的時間和每一代人。可能很多人會體認到自己是無法獨善其身，無法自外於時代的潮流、自外於政治、自外於經濟的龐大趨勢；如果你想改善自己生活的處境，你就必須投入到很多的行動，去創造自己覺得比較理想的生活環境。我覺得這是一個時代又重新再循環的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