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低端人口」，從這5本書入手！

今冬，北京著力清退居住在城市邊緣的「低端人口」，回收土地所有權，昔日「北京歡迎你」的歌詞如今再聽顯得異樣。

作為一個官方文件發明（現今又被屏蔽）的概念，「低端人口」不是一個社會學概念，也不算北京獨有的現象——幾年前，台北華光社區的拆遷抗爭已經牽涉「低端人口」在都市更新中的尷尬存在。

現代城市的發展與更新充滿暴力，完全和諧的建設在矛盾重重的現實中並不存在。這不只是「騰籠換鳥」的區域產業升級——某種世界經濟發展史的常態，還有直接以暴力展開的運動式治理。「低端人口」的「製造」，其實牽涉到有關城市化與現代性的很多命題：城中村及貧民窟等空間，城市的權利與土地「所有權」問題，非正規居住與非正式就業，以及新自由主義下日益不穩定的工作狀況（precarious work）。

從維多利亞時期的英國，19世紀的法國巴黎，再到20世紀下半葉亞非拉那些脫離殖民地的國家，放在更大的脈絡來看，「低端人口」也是現代化不可避免的後果之一，通過納入與排除的社會機制，製造大量的「赤裸生命」或「人類廢品」。

今天，我們要概念化地理解「低端」的城市化、全球化與生命政治，這則來自城市地理學、社會學與哲學家的書單或許有用。

低端的空間與人群

貧民窟，無疑是一所城市的「低端」空間。

儘管都市未來主義者們一度幻想著現代化的「光明城市」，然而直至21世紀，大多數城市仍蜷伏在泥濘、髒亂與污染中。美國城市理論家邁克·戴維斯預言，未來的地球更有可能是一個貧民窟星球——據聯合國人類居住規劃署定義，貧民窟（slum）是「以低標準和貧窮為基本特徵的高密度人口聚居區」。當新自由主義的烏托邦，啟動城市重建和「美化」的冷酷機器時，也把數百萬貧民驅逐到城市附近灰色地帶的絕望處境之下。戴維斯勾勒的現代貧民窟圖景，黑暗堪比科幻小說中灰暗冷酷的未來世界，這種預言並非為燃起憤慨，而是為著更多的警醒和關注。

作為一個歷史學家，戴維斯在這本書中首先追溯了「非正式人居」的全球軌跡——尤其是第三世界在20世紀下半葉的情形：自1960年代以來「希望的貧民窟」開始，經由1970至1980年債務十年中城市貧困的「大爆發」，直到今天百萬人口以上的貧民窟。在里約熱內盧、金薩沙到孟買這些第三世界城市，城市化逐漸與工業化甚至經濟增長分離開來，正式就業持續低靡，而非正式經濟似乎成了幫助政府解決就業的最佳方案——然而若將此看成社會問題自我消化的解決之道就大錯特錯了，戴維斯批評這種新自由主義的自助幻象，貧民窟不是罪惡之地，但貧民也不會乖乖地呆在那裡照顧自己——戴維斯發問，「如果這種非正式的城市主義變成死胡同，貧民們能不革命嗎？」

「低端空間」中藏著最「純正」的都市生活，然而要給有教養人士欣賞這種美學，就要抹除「低端」群體的生態圈……都市更新的弔詭。

《裸城》被視為珍．雅各1961年傳奇之作《美國大城市的生與死》 （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的現代升級版，算是對紐約的全景式調查。作者朱津是一位社會學教授，也是記者、資深評論家與觀察員，這本書因而寫得敏銳卻又好讀。她追溯了六大原型區域的經濟與社會變遷，帶領讀者參觀紐約第一間宜家家居、憑弔世貿中心遺址，也一一分析那些深刻重塑了都市空間的消費文化——比如飲食業的競逐。她指出的問題在今天可謂老生常談：地產開發商和政府官員聯手抹平城市街貌的粗礫與差異，消除社區的歷史與認同，讓一切變得乾淨和嶄新。

朱津最關鍵的貢獻是在談及城市縉紳化時，挖掘了我們當下十分執著的「純正」都市生活的概念。今天的有教養人士總是珍視一所城市之中的「純正」元素，比如古老建築物、藝術館等等，在他們看來這些有品位的地方與那些千篇一律的乏味都市規劃截然不同。然而，這種對於「純正性」的市場需求，卻在將製造那些「純正」鄰里氛圍的人們驅離此地——包括外來移民、勞工階級及獨立藝術家。飛漲的房價、昂貴的商店和嚴密的監控系統實際上令一般民眾與弱勢者最受衝擊。

「低端人口」，也有接近城市的權利？

自列斐伏爾以來，城市權利成為地理學者必要討論的部分。Don Mitchell這本《接近城市的權利：社會公正與公共空間的鬥爭》只是其中之一。作者結合歷史和地理分析，考察了美國的公共空間鬥爭與社會公平運動。他用一系列的二十世紀勞工示威，言論自由運動、伯克利人民公園的歷史，反墮胎抗議以及移除街道無家可歸之人的努力做了具體分析，探索了政治異議者在真實、自然的城市空間之中如何獲得意義和動力，又如何受到管制和監督。質疑公共空間的性質，詢問它如何使用以及在什麼條件下使用是城市地理學的永恆追問。

現代性的廢棄物與赤裸生命

廣義上的「低端人口」，是現代化製造的「人類廢品」。

今年年初去世的鮑曼，在這本書中提出了對於當代社會文化的一個重要判斷：現代化不可避免的後果之一，是製造大量的「人類廢品」。 鮑曼是當今最著名的社會學及哲學家之一，「後現代主義」概念的創造者，他以「廢棄生命」描述移民、難民及地區性過剩人口，他們是秩序建設和經濟進步的犧牲品或副作用。

鮑曼認為，政府通過在難民、移民、尋求避難者與恐怖分子之間做出聯繫，激起大眾對於小規模犯罪的厭惡和恐懼，從而轉移公眾視線，令其不再追究那些政府無法解決、也無意干涉的嚴重社會問題。廢棄之人成了一個合適的標靶，被部落戰爭、大屠殺、監獄及難民營消除和吸收，喪失了社會存在所依賴的一切標識。「我們的星球已經滿載」，然而「人類廢品」的產生有增無減，地球上能夠容納這些人口的「廢棄品處理站」卻迅速減少。

《神聖人》是阿甘本的成名作，也是其生命政治系列的開篇之作。阿甘本從古希臘理論與傅柯的生命權力獲得啟示，在傳統政治理論史中探查關於一種生命權力理念的隱秘在場。亞里士多德說人是一種政治的動物，傅柯認為自現代時期以來，自然生命已開始被容納到國家權力的諸種機制和計算之中，政治變成了生命政治（biopolitics）。至高權力（sovereign power）轉型為一種關於人的治理，經由諸種精密的政治技巧，人被動物化了——保護生命，與授權發動大屠殺一樣，同時成為可能。

阿甘本的研究建立在兩大基礎之上：一是卡爾·施米特的主權者的狀態，主權者狀態是其所守衛的諸種規範的例外；二是人類學的研究，神聖之域同禁忌之間的緊密關聯。由此，阿甘本將神聖之人定義為那種能被殺死但不能被祭祀的人——這恰恰是現代個體的狀態——所有個體的集體性「赤裸生命」都處在嚴密控制的系統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