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經學傳統」還有必要嗎？丨小哲

作者：小哲

近年來，伴隨傳統文化的復蘇，要求「重建經學」的呼聲不絕於耳。一些學者認為，晚清以降，西學東漸帶來的現代學科體制，使涵蓋甚廣的經學體系分崩離析，原有的經學傳統只能在文、史、哲等分科之學中尋找，而這種分法猶如管中窺豹，無法獲得經學之全體大用。在他們看來，經學的瓦解給中國現代學術研究帶來了諸多弊端，如果要更深入的理解和利用傳統資源，就必須回到經學，尤其是回到完整的經學體系當中。這裡的言外之意即是：不重建經學體系，就難以利用傳統資源來推進現代學術研究。然而，事實是否真如上所述呢？在本文看來，答案顯然是否定的。我們需要從傳統中獲取資源，但重建「經學傳統」卻不是必然的。

一、晚清之際批判經學之緣由

經學在傳統文化領域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威，是傳統文化的價值之源：「經稟聖裁，垂型萬世，刪定之旨，如日中天，無所容其贊述。」蓋經者非他，即天下之公理而已。」（《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經部總敘》）經學思維的基本模式是：「凡學皆貴求新，唯經學必專守舊，世世遞嬗，毋得改易」。[①]在經學籠罩下產生的是迷信傳統權威、缺乏創新創造的思想傳統。在晚清之際，當西方的堅船利炮敲開守舊的國門時，諸多國人幡然醒悟到，迷信經學權威導致的守舊，已帶來了沉重的民族危機。在知識界，擺脫經學的禁錮、更新傳統文化，以實現救亡圖存的目標，成為了新興知識分子的普遍訴求。20世紀20年代的新文化運動就是當時知識分子反省、批判經學的高潮。「整理國故」是新文化運動的一項重要任務。毛子水、胡適、陳獨秀等，皆表達了要以科學精神來「整理國故」的觀點。通過「整理國故」，破除專經守舊的思維觀念，瓦解經學傳統的神聖性和權威性，使傳統文化沐浴科學的春風，從而完成傳統文化的現代轉型。

二、傳統文化在現代學科體系下重獲新生

為「重建經學」搖旗呐喊的學人有一個共識：經學體系的瓦解，使得各門學科各行其是，學科之間壁壘深嚴，這樣就無法把握到那個統一之「道」，更有甚者，無法認識中國之為中國的根本特質。然而，這裡要問的是：重建經學體系是必要的嗎？現代學科體制瓦解經學真的產生了如此嚴重的問題？答案顯然並非如此。回溯史實我們知道，晚清政府腐朽不堪、國家幾近衰亡，這是政治制度的問題，但從更深的角度來說，也就是經學籠罩下的傳統文化的問題。在晚清之際，經學成為眾矢之的並不是偶然。要應對迫切的民族社會危機，回應西方文明的挑戰，需從根本上廓清傳統文化的弊病。在這一方面，作為傳統文化價值之源的經學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胡適、古史辨學派等借助西方現代學科體系，「肢解」依附于經學的各門學科，以此整理國故。表面上看這似乎使傳統文化走向消亡，然而實質卻是使傳統文化完成了現代更新。傳統文化在文、史、哲等學科領域內得到了重新闡釋的機會，並由此進入了人們現代社會生活當中，成為現代人可供吸取的傳統資源。經學作為學術研究對象是可行且必要的，但如果要「重建經學」，將經學凌駕於諸多學科之上，重新確立起經學的權威，這無異於否定各門學科在現代學科體系下獲得的豐碩成果。在實際操作中，重建經學也是難以施行的。在傳統社會，經學統攝一切學科，學科的詮釋都要依據於經學、服務於經學，越出了經學的範疇就被視為離經叛道的罪過，這極大限制了各門學科的發展和深入。而在現代教育制度的分科體系下，伴隨天體物理學、生物學、化學等等學科的推進，人類能認識的微觀世界和宏觀世界在持續擴大，通過發射太空探測器觀察廣袤的宇宙星辰，通過顯微鏡觀察肉眼無法識別的微型生物。人類對宇宙和人生的認識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這都是在現代分科體制下實現的。而這些學科，為何需要在經學的統攝之下呢？這是毫無理由、毫無必要的。

三、要吸收古代傳統，但更應繼承近代傳統

希爾斯的《論傳統》一書旨在為傳統辯護，他開宗明義說道：「這部關於傳統的書證明我們需要傳統。」[②]我們不否認希爾斯所作的論斷，任何時代都需要以往的傳統作為人類延續的基石。傳統影響著我們的思想、行為，影響著我們的創作和表達，「現代生活的大部分仍處在與那些從過去繼承而來的法規相一致的、持久的制度之中；那些用來評判世界的信仰也是世代相傳的遺產的一部分」[③]，這即是希爾斯所表達的我們一直處在「過去的掌心中」。在對「傳統」的探討中，希爾斯主要以西方社會為對象，尤其關注西方的「實質性傳統」，「實質性傳統的核心是家庭和宗教的權威，以及對鄉土和其他原始事物的眷戀。「[④]而實質性傳統針對的就是啟蒙時期以來的理性主義和個性解放。在希爾斯看來，啟蒙運動時期可以被稱為人類目前為止最偉大的階段之一，啟蒙運動取得了諸多成就，個人價值充分肯定，社會更加公正和富有人道主義精神，這形成了啟蒙運動的新傳統，但「它是在一個實質性傳統相當強大的社會中發生和發展的」。[⑤]因為實質性傳統的存在，啟蒙運動才能擁有堅強的基礎，並在此基礎上蓬勃發展。然而啟蒙運動的理性主義和個性解放損害了實質性傳統的「家庭生活、宗教信仰和限制欲望的傳統」，因此也就導致了人們道德敗壞。曾經潛在的「惡」被激發出來成為了現實，以致西方傳統美德社會的斷裂。要修復這種斷裂，就務必回到「實質性傳統」的軌道上，使社會回歸「正途」。在這裡我們需要考慮的問題是，現代社會真如希爾斯所言變得那麼壞了嗎？以此反觀當下提倡「重建經學」的觀點，他們希望回到傳統的經學體系當中，這與希爾斯強調的「實質性傳統」有某些類似之處。馮契在總結現代中國文化時，認為它繼承自兩個傳統：一是古代傳統，一是近代傳統。他說：「我們有五千年民族文化傳統，這是足以自豪和需要批判地加以繼承的，但是，構成當代人直接精神背景的，卻不是原封不動的古代傳統。古代文化中那些在當代仍然有生命力的東西，大多數是經過近代歷史的篩選，並發生了不同程度的變形的東西。所以，批判繼承民族文化傳統的問題，首先應該注意的是自1840年以來一百餘年間（主要是20世紀）形成的近代傳統」。[⑥]而現代人們談到傳統時，往往是古代的傳統，然而我們更需要注重近代的傳統。例如，以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為例。很多人認為，馬克思主義之所以能夠中國化，乃是因為它與中國傳統的「天然契合」，例如說共產主義社會理想與中國傳統理想「大同」社會相契合，助人為樂、大公無私的共產主義品德與中國禮讓互助、克己奉公的傳統道德觀念都相契合等等。這些觀念確實相似，但不是馬克思主義能夠中國化的原因所在。從接續的傳統來說，馬克思主義接續的更多的是近代傳統而非古代傳統，即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廣泛傳播是近代以來中西合流的繼續，而不是因為契合於古代的傳統。從引入的時間看，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廣泛傳播的時間在五四運動前後。自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各種西學思潮爭相被引入中國，進化論、馬赫主義、實用主義、新實在論、邏輯實在論、唯意志論、生命哲學、無政府主義等等。在馬克思主義傳入之前，這些西學思潮已經在中國經歷了七八十年的發展，正是因為有諸多西學思潮在古老中國的廣泛影響，作為外來文化的馬克思主義才能夠迅速的被當時的知識分子所接受。

比照西方和中國，似乎人們都在現代化的進程中努力回顧和眷戀著傳統的魅力，然而我們必須對這些傳統有所區分。我們贊同希爾斯說我們一直處在「過去的掌心中」，社會總是由曾經的而走向未來的。但是，遙遠的傳統似乎很難成為當下社會的直接來源。希爾斯對遙遠的「實質性傳統」受到的危害顯得憂心忡忡，而對理性化的社會又十分警惕。在他看來，實質性傳統丟失了，現代理性化的社會又沒有實現，這反而造成了現代社會的混亂。希爾斯預言：許多政府運用理性化來設計規劃國家的未來，在他們取得了更多的經驗後，會將社會更加推向理性化或現代化，然而他們最終會走向失敗。但是，我們通過最一般的經驗可以看到，在現代社會，經歷了理性化或現代化的進程，實現了社會公正和人的解放，沒有誰還會想著回到被壓迫的時代。我們需要傳統，需要它給我們安排秩序、安頓生活，需要適時的引入它來解決當下社會的問題，然而並不需要「經學傳統」來主宰我們的社會和生活。希爾斯也說：「一項傳統一旦不為人們所慣常地遵奉，便不能再特意地恢復。後來那些願意恢復它的人的條件、動機，更不要說記憶，都不適合於這項任務。所出現的將是一種對已消失傳統的狂熱歪曲，一種重新強加給人們的、不可能持久的歪曲，因為被迫接受的人會發現它並不適合於他們的環境和趣味。它將是一種意識形態性的重建，而一種意識形態狂熱是不可能持久的。傳統並不能進行實驗，不可能有一段試驗期，在其中考驗某些被認為是更好的東西，並不能一旦發現替代品不合乎人們的期望，就再來恢復傳統。」[⑦]我們必然是處在傳統中的人，但是我們不必然需要「經學傳統」給自己加上緊箍咒。

注釋：

[①] 皮錫瑞：《經學歷史》，中華書局，1959年，第139頁。

[②] 希爾斯：《論傳統》，上海：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9年，第1頁。

[③] 希爾斯：《論傳統》，第2頁。

[④] 希爾斯：《論傳統》，第344頁。

[⑤] 希爾斯：《論傳統》，第349頁。

[⑥] 馮契：《“通古今之變”與回顧20世紀中國哲學》，《馮契文集》（增訂版）第8卷，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6年，第492-493頁。

[⑦] 希爾斯：《論傳統》，第35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