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五月風暴變成身份認同的標籤，歷史就被掩埋｜克里斯汀•羅斯

（文題由編輯所擬，本文摘錄自紐約大學比較文學系克里斯汀•羅斯教授《68年五月及其死後之生：導言》一文，該文原載於《生產》第6輯，轉載自微信公眾號保馬。）

【保馬按】「五月風暴」主要是指1968年5月—6月在法國爆發的一場學生罷課、工人罷工的群眾運動。在這場「全體起義」背後，可以說是貫穿法國整個五、六十年代乃至更久遠的世紀裡那種對平等的深切渴望和對宣稱代表人民的國家官僚機器的根本懷疑。然而，今天當我們回溯那段歷史時，統治階級為了確證當下統治的合法性，學生的反抗被漸漸描述為嬉皮士們玩世不恭的個人主義反抗，而工人對傳統工會組織失望而進行的反抗則被「激進」、「性自由」這樣抽象的詞語所概括。

「我不知道法國歷史上還有別的哪個時代能給我相同的感覺，讓我感到正在發生某種非理性的事情。」
——雷蒙•阿隆，1968年

「重要的是出現了行動，就在所有人都斷定行動是不可能的時候。如果說它發生了，那麼它還能再次發生……」
——尚-保羅•沙特，1968年

這是一部有關五月事件死後之生的著作，有關法國68年五月——現在已經過去三十年了——以何種方式被其後的各種表述淹沒的著作。它也是關於如下主題的一本書：這場事件怎樣持存，怎樣抵抗被消滅，怎樣強調或表明其事件性以對抗社會的健忘症，對抗總是試圖加之於它的工具化，對抗解釋它的各種社會學，並且對抗聲稱對它享有記憶壟斷權的前學生領袖。

我使用「死後之生」這個詞，並不是想對「五月風暴」的失誤或成就加以羅列，也不想一一歷數那些「教訓」，儘管它們也許已經被五月運動向我們提了出來。我之所以使用這個詞，毋寧說只是想表示為人所熟知的「68年五月事件」如今不可能從圍繞著它們的社會記憶和社會遺忘等角度孤立地理解。那種記憶和那種遺忘早已獲得了各種物質形式，構成了我將在本書中予以考索的事件歷史。對五月事件記憶的處理——事件的政治維度已經由於這種處理方式而被各種評論和解釋取消或打散了——現在成了1968年歷史難題本身的中心。

提出這段不遠的過去的記憶問題，就會與我們時代以分析為基礎而形成的整體理解方式相遇，這種方式就曾經處理過另一件大事——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社會記憶和社會遺忘過程。實際上，第二次世界大戰在法國和別的地方為當代學術「生產出」了記憶工業，而且破壞，災難，有組織的屠殺，暴行，賣國通敵，種族滅絕的資料參數使某些精神分析病理學範疇——如「創傷」，「壓抑」等——越來越容易地獲得合法性，使這些範疇更加容易地成為理解集體記憶之過度和不足的概括方式。但在我看來，這些範疇只能使我們疏遠於我們對「重大事件」的任何理解甚至感知，畢竟，「重大事件」於我們看來並不是被標上「災難」或「大滅絕」的標籤而發生的。換句話講，「重大」已經開始經常性地暗示著死亡人口的「眾多」，而不再是指團結協作以組織他們的集體生活的群眾的「眾多」了。

無論將病理學範疇運用於歷史層面的方法在第二次世界大戰這個個案上是否合理——彼得•諾維克（Peter Novick）和諾曼•芬肯斯坦（Norman Finkelstein）近來發表的著作就對這些範疇的使用，至少是在美國語境中的使用，提出過質疑，在我看來非常明確的是，「創傷」和「壓抑」這類範疇，無論是集體意義上的還是個人意義上的，都不適用於68年那段歷史。儘管使用明確的標籤，但這些範疇遠不能喚起一系列讓人回憶起1960年代的聯想——愉快，權力，激動，快樂和失望。過去不久的那場政治事件，它的氛圍和社會關係群是如何被記憶或遺忘的，尤其是左派政治文化是怎麼逐漸被重塑，重新配置或遮蔽的，有關這一切的資訊，我認為，那些範疇透露給我們的很少，竟或沒有。

當然，在社會史中，特別在以工人集體為對象的歷史學家們當中，逐漸形成了提出這種質疑的模式。但就這些歷史著作而言，記憶問題幾乎總是被表述為確認身份同一性的問題：幾乎總是將代際之間錯綜複雜的線索加以重新編織，目的是在這個或那個亞群體或亞文化之間建立牢固的連續性；強調被當作慣例的氣質，習慣，生活方式，身體實踐，正是這些支撐著某個特殊的社會身份同一性——比如，鬥士的身份，某地區長住居民的身份，某宗教團體成員的身份，邊遠山區慣於隱忍的鄉民的身份，等等。照這種觀點來看，記憶可被理解為社會群體的某種財產，即可以被佔有的某種東西，或即便這個記憶曾被取走，它還會被重新灌輸到這個群體之中並使這個群體的身份同一性得到加強。記憶被用來服務於對身份同一性的佔有和再佔有，近來所謂身份同一性日益在更為狹隘的意義上被理解為倫理的或地方區域的身份同一性。

和所有令人迷惑的大運動——或者用希爾薇•拉紮盧斯（Sylvain Lazarus）的話說，「晦暗不明的事件」——一樣，68年五月在過去的三十年中已經被埋葬了，一直經受著苛刻的指責，變得無足輕重，或者被表述為一個面目全非的怪物。就68年而言，它成了卷帙浩繁的敘述工程，這個工程並非沉默的裹屍布，但也促發了對法國那場事件的積極遺忘。回憶，「自慶」，電視紀念，抽象的哲學論文，社會學分析——五月風暴經受著太多的注視。在1968年6月事件剛剛平復的那段日子裡，有關事件的長篇累牘的文字就開始令人吃驚地氾濫起來，這類出版物的發表以某種可以察覺到的時長時消的節律延續至今。68年的話語製造了出來，它最基本的作用就是用68年的舊詞彙對68年歷史加以清算，使之消除並蒙上迷霧。

現在，這種情況看上去並非完全真實。如果你讀一讀，比如說，加拿大小說家馬維斯•加蘭（Mavis Gallant）在巴黎逐日寫下的對5月和6月的記錄，那麼你就可以從她的雜記評論當中得到有關此事件本質的鮮活感受，其中就記錄了這樣一個現實：那兩個月期間的巴黎，書籍銷售量上升了40%。這沒有甚麼好吃驚的。在那座城市裡，學校都已關門，沒人能夠發出一封郵件，找到一份報紙，拍出一份電報或兌現一張支票，沒人能搭乘一輛公車，開動一輛摩托，發動一輛汽車，人們找不到香煙，買不到白糖，收看不到電視，收聽不了廣播新聞，甚至連垃圾也無人清理，沒有人能乘上火車出離這個城市，收聽到天氣預報，在這個城市的所有地方人們夜間都無法安睡，因為到處都堆滿了催淚瓦斯，甚至在五層高的公寓之中，在這樣一個城市裡，只有閱讀才能填滿時間。從百貨公司售貨員到造船廠工程師，九百萬人停止工作之後，日常生活的變化所造成的某種感受都潛藏在這些細節之中了。68年五月風暴是法國歷史上最大的群眾運動，其間發生了法國工人運動史上最大的罷工，發生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世界上最發達地區的普遍「暴動」。這次總罷工首次突破了傳統工業生產的中心地區，擴展到了通信和文化工業領域，擴展到了社會再生產的全部領域之中。沒有一個行業，沒有一個工種不在這次罷工之中受到影響；法國沒有一個地區，沒有一個城市或鄉村沒有受到觸動。

總罷工持續著，隨著罷工的爆發和對日常生活的改造，可能性一下子激增起來，有關五月風暴的文本和文獻中只有很少一部分提及或有選擇性地提及這種經驗的本質。

1968年5月中旬，繼本月前些時候學生主導的暴力示威之後，爆發了一波又一波全國性的停工鬥爭。經過5到6周，法國陷於癱瘓。在1960年代全球範圍內爆發——其中影響顯著的有墨西哥，美國，德國，日本等國——的騷亂當中，只有在法國，在某種程度上來看還有義大利，知識界對主流意識形態的大拒絕和工人騷動之間出現了某種同步性或「匯合」。既在地理意義上又在行業領域意義上所說的「總罷工」的迅速擴張已經使所有的分析框架力不能逮；在很短的時間內，法國工人就進行了三次罷工，就算是1936年人民陣線時期也未出現過這類情況。如此規模的事件的過剩，以及當其發生之時它產生過剩的那種方式——對即便是最機警的鼓動者的期待和控制，我認為，是本書探討的對事件的兩種徵用方式——傳記（個人化）版本和社會學版本——的一個重要因素。這兩種歪曲策略並不新鮮。遺忘正如記憶一樣，只有借助各種敘述配置的運作才能成為可能，就在行動主體創造了事件輪廓的同時，這些敘述也開始塑造他們的身份同一性。為了把一場群眾運動化約為一小部分領袖，發言人，代表們的個人行動（特別是那些代表已經承認了他們過去的錯誤），是一個陳舊但屢試不爽的可靠的事件徵用策略。通過這種策略的篩選，集體反抗被弱化了；運動最終無非變成了個體命運的生存苦惱；反抗被表述成為個別「人物」的職責，媒體就曾給他們無數次機會，讓他們對最初的動機加以修正和重構。

社會學總是將自己裝扮成大法官的模樣，事後所有的現實——事件——都要被帶到這個法官面前接受審判，被權衡歸類和存檔。就68年五月風暴而言，問題是複雜的。專治當代史的法國學院歷史學家，他們儘管和其他人一樣都處在68年集體記憶的風景之中，但一直以來，甚至直到現在還保持著漠不關心的態度，並不認為這個事件是研究的物件，甚至指明這種冷漠態度的正是歷史學家自己。1989年尚-皮耶•里烏（Jean Pierre Rioux）說：「當代史學家——千真萬確，不是別的學科的學者——何以如此甘心將這個領地拱手讓給以技炫人的社會學呢？」同一時候，另一位歷史學家安東莞•普魯斯特（Antoine Proust）在對史學領域進行盤點之時指出了1972年以來研究的「貧困」，他指責歷史學家當中存在的「過度謹慎的態度」，批評他們未能審理或評價可以獲得的文獻，他指出，這是研究鬆懈的一種症狀。作為一個群體，也許歷史學家們發現在事件尚在曖昧不清的狀態時要使之成為歷史知識是非常困難的。法國學院歷史學家就此事件只有兩卷文集（每一卷都是會議論文集）和少量的「回憶材料」發表。是只著迷於維希政權的歷史研究，是不情願或難於克服近來在當今自由主義氛圍中出現的好戰文化所造成的種種困難，還是不願意審理他們已經遺忘的記憶——無論是何原因，歷史學家們放棄了他們的責任，較之於其他學科學者而言，使這個事件向著更高程度的工具化敞開了。這種放棄促生了一種解釋真空，有待於其他人——也就是說社會學家和已經發生變化了的左派——去填補。這兩個群體日益被媒體賦予「權威」，日益成為記憶的保管者。他們支配著68年五月事件的話語，一前一後聯手合作，自1970年代中期以來創造出來一部官方歷史，創造出一套可以辨識的套語。相對系統化的一套詞彙，表述，形象，敘事方式已經為怎樣構想「五月風暴」劃定了邊界，這些系統正是這部官方歷史和套語的產物。在我畫的編年表中，這些產物在1978年到1988年間，也就是在「五月風暴」十周年到二十周年之間被大批量製造出來。

官方版本的歷史已經被編碼，在眾多大眾媒體的蔚為壯觀的紀念儀式上被公開頌揚，一直流傳到今天，這個歷史是一部家庭史或代際戲劇故事，它剝去了所有暴力的內容，也剝去了所有那些殘酷的，或明顯屬於政治範疇的東西，這個故事講的是習慣和生活方式的溫和改造，這一改造必然伴隨著法國從極權主義資本家國家向新的，自由的，現代金融資本家國家的現代化發展。

官方的歷史宣稱「五月風暴」中有一些更為激進的思想和實踐實際上是沉渣泛起為資本效勞。官方歷史還不只限於這一類表述。它還宣稱，當今資本主義社會代表的不是五月運動精神的失敗和破產，相反，代表的恰恰是五月運動最深層的願望的實現。通過把現在作為過去的目的而建立起一套目的論，官方歷史把並非因循守舊而是探索或設想新的藍圖的記憶全部擦除，把探索替代方案的記憶盡數抹除。

在這種目的論之中，五月事件註定只能被理解為對政治現狀的鞏固，被理解為有助於達成一致意見的一場混亂，意識的改造，被理解為青年一代不滿於窒息了法國文化現代化必然動力的文化結構而進行的一場反抗。官方對五月事件的「死後之生」的解釋版本特別適合那些社會學家的旨趣，他們總是樂於將一切斷裂重新納入一成不變的邏輯之中，強調使社會結構再生產成為可能的群體和系統的同一性；同樣也適合那些懺悔了的戰鬥者的旨趣，他們一心想把他們過去戰鬥的歷史像重擔一樣從肩上卸下——儘管這兩類群體所宣稱的對那段歷史所享有的權威性是那麼地不同。運動的前領袖斷言有權在保留駁雜繁多的個人經驗的基礎上說話，依賴於經驗而拒絕承認事件的關鍵特徵性方面，或讓這些方面脫離它們的一般意義。相反，社會學家偏愛抽象的結構和常規，偏愛均一化和量化，喜好以二元對立的方式苦心營構一些原型——所有這一切都深深植根於對經驗的不信任之中。無論他們的表述多麼對立矛盾，這兩個群體畢竟聯手打造了一套非歷史化的和非政治化的符碼，而68年「五月風暴」在今天就是通過這套符碼被理解的。

在這個意義上說，「官方歷史」的修正主義說法，無論是把五月說成是憤怒青年對他們的父親的嚴厲管束的大反抗的說法及其各種推論，還是把五月說成是「青年」這個所謂的新社會範疇的崛起的說法，都不是我所感興趣的。我感興趣的是，這個特殊的歷史版本是怎麼流行開來的，那兩個相矛盾的方式或趨向，即經驗和結構，是以何種方式彙聚在一些範疇的表述之中的，這些範疇，比如「一代人」這個範疇，最終的效果就是去政治化。五月記憶的悖論可以直截了當地被確定下來。這場群眾運動的初衷首先是，在我看來，反抗專家統治，打破自然化了的職權領域（特別是分化了的專門化政治領域），可是在後來的幾年中這場運動經過轉譯之後，差不多就等於有關68年的「知識」，自稱專家和權威的整整一代人都宣稱他們具有對68年的專門知識，而這個轉譯是怎麼完成的呢？這場運動沖決一切理論領地和社會定義，並且在那些相互協作集體管理他們事務的不同人群之間建立起來了不可預見的聯盟和同步性。這樣一場運動在「學生環境」，「一代人」諸如此類被規劃的「社會學」範疇之中是如何被重新部署的呢？

在這本書裡，我把大量精力用在這樣一個工作之上，即重構一個歷史以展現官方敘述是以何種方式宣稱對事件的權威性的。當然，下面就是我概念化研究的最初思路：68年五月在發生10年，20年，30年之後，它在法國是怎樣被記憶和討論的？但我在研究的過程之中，第二個目標，和第一個一樣吸引著我的目標，逐漸地呈現出來：考索並找回事件的政治氛圍和政治記憶的吉光片羽，也就是說考索五月的另一種截然不同的「死後之生」，那不是社會學家所說的社會氛圍和記憶，也不是事後言之鑿鑿地認為運動的官方真理已經實現的那些人所給出的證詞。如果說我想要解釋官方敘事是怎麼流行開來的話，那麼我就得把多年前的「五月」的歷史從一些「前演員」——他們已經在1980年代成為了「一代」明星——手裡解放出來，從諸如「青年造反」這樣一類假說性社會學範疇系列當中解放出來。1968年事件首先是千千萬萬人甚至是百萬人參加的群眾性拒絕，他們拒絕在社會事務中領會我們通常所領會的東西，那些東西無非就是最狹隘的社會學範疇所規定的東西。要書寫這拒絕的歷史，以及這拒絕的記憶和遺忘，在我看來是必須尋找到一種艱巨的書寫形式的，這種書寫就像運動本身那樣不在社會學域限之內，既高於它，又低於它。高於社會學，也就是說，這種書寫接近哲學批判的層面，那些著作家和行動者表明了哲學批判的立場，他們以政治方式對68年的介入也已經開啟了拷問究竟什麼才使政治成為可能以及如何思考歷史性行動的持續探尋。所以，我的研究轉而求諸這些著作家和行動者，對他們來說，68年「五月風暴」在他們的理智和政治軌跡當中即便不是一個奠基性時刻也構成了一個關鍵點，這些哲學家包括，尚-保羅•沙特（Jean-Paul Sartre），阿蘭•巴迪歐（Alain Badiou），雅克•洪席耶（Jacques Rancière），莫里斯•布朗肖（Maurice Blanchot）和達尼埃爾•本薩伊（Bensaïd），行動者兼出版人弗朗索瓦•馬斯佩羅（François Maspero），或作家兼行動者馬坦內•斯托蒂（Martine Storti）和居伊•奧康蓋姆（Guy Hoquenghem）。低於社會學，我所追索的乃是大街上人數龐大的無名者的歷史性特定語言，主體性和實踐，這些人建立起了街區委員會和工廠委員會，他們是工人，學生，農民和發現自己有義務提出問題的其他人群——提問題並不局限在自己個人利益的層面，而是在社會本身的層面，在它的整體性層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