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五月風暴被視為反叛次文化：磨滅革命的歷史｜克里斯汀•羅斯

（文題由編輯所擬，本文摘錄自紐約大學比較文學系克里斯汀•羅斯教授《68年五月及其死後之生：導言》一文，該文原載於《生產》第6輯，轉載自微信公眾號保馬。）

【保馬按】「五月風暴」主要是指1968年5月—6月在法國爆發的一場學生罷課、工人罷工的群眾運動。在這場「全體起義」背後，可以說是貫穿法國整個五、六十年代乃至更久遠的世紀裡那種對平等的深切渴望和對宣稱代表人民的國家官僚機器的根本懷疑。然而，今天當我們回溯那段歷史時，統治階級為了確證當下統治的合法性，學生的反抗被漸漸描述為嬉皮士們玩世不恭的個人主義反抗，而工人對傳統工會組織失望而進行的反抗則被「激進」、「性自由」這樣抽象的詞語所概括。

到了1970年代中期，新的身份已經替代了工人和反殖民鬥士身份的位置，這個新身份至今仍然是媒體關注的中心。「平民百姓」，這是個被神聖化但又是絕望沉默的身份形象，它也是今天處在人權話語中心位置的難民身份形象的先驅。「持不同政見者」身份形象使法國人的注意力不再集中於構成1960年代特徵的南北軸心敘事而是專注於冷戰敘事方式。在人道主義危機受害者的新表徵系統之中，「全世界受苦人」徑直變成了「受苦人」，也就是說原先形象表徵的所有政治主體性和普遍可能性都被提出淨盡，直接被化約成了純粹它異性的身份形象，無論他是受害者還是野蠻人。至少在法國，就像我在第三章要論述的那樣，以人權為中心形成了道德倫理新話語，大多數這類話語都是由迫不及待地與戰鬥的過去保持距離或躲躲閃閃安於忍受五月精神的幻滅的前左派生產出來的，而這類話語也已經成為了遺忘68年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們可以說，真正的困難出現於1976年左右，否定五月的需要助長了從政治向倫理的撤退，而這撤退不僅扭曲了五月的意識形態，也讓絕大多數有關五月的記憶面目全非。唯獨宣稱自己就是五月記憶保管人的前左派做好了準備，隨時可以通過他們正在經歷的「精神改造」方式重塑68年的意義。1968年的事件和政治文化實際上從來都表現為對道德說教的激烈的——有的時候是狂暴的——反對，那種說教話語倒是1970年代晚期的主流，但畢竟68年事件和政治文化已經根據個人倫理而非政治被重構了。隨著居伊•奧康蓋姆稱之為「武士道德」的新哲學家的道德的出現，時代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在本書的後半部分，我將探討抹除68年印記的需要是怎麼由新話語和新表徵系統刺激起來的——新的話語推廣極權主義，而新的表徵系統當中的兩個修辭形象，即人權和古拉格／大屠殺，自1970年代晚期以來便開始聯手吹奏善惡交響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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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人死於68年事件」。被太多次重複的這句話實際上是錯的。它的一再重複應該被理解為一種症狀，實質是想給造反及其參與者（既包括戰鬥者又包括國家）賦予某種教養良好的「好孩子」似的迷惑人的品質。事件不能通過傷亡人數計算的方式去把握嗎？不能，當然不能，如果事件已經被歸類為文化事件的話——就像五月在1980年晚期的官方敘事版本中所呈現的那樣。五月風暴期間，沒有甚麼事情是以政治方式發生的；它的效果純粹是文化效果——民意測驗這樣說，官方敘事也這樣講，並使這文化效果獲得權威，對之加以利用，公開地進行慶祝，通過印刷品和電視節目進行紀念，就像我在本書第三章將要論述的那樣。「文化效果」通常無非指1970年左右開始出現的生活方式的變遷，日常生活習慣和行為舉止的變化——比如婦女更喜歡穿褲子而不是裙子或口語話語中新的親密形式的出現等等。但是，五月風暴這些所謂文化效果在多大程度上與事件的特殊性相關呢？正如尚-富蘭克林•納羅（Jean Franklin Narot）所說，並非那幾個月裡發生的所有事情都是運動的組成部分，並非所有繼五月風暴而起的事物都能歸因於五月風暴本身。大多數歸在「五月的文化效果」標題之下的生活方式的調節和日常生活的變化同時也在所有經歷著加速發展的資本主義現代化進程的西方國家發生了——無論這些國家是否有自己的「68年」運動。

如果我們採用了像「文化效果」這樣的流行語彙來指與盎格魯-撒克遜國家的「反文化」相類似現象又會怎麼樣呢？1960年代和1970年代美國和英國這些國家經歷了繁榮勃興而富於創新性的反文化發展，特別是音樂方面的反文化發展，然而與這些國家不同的是，法國1968年之後的反文化形式大多數是舶來品。在英國和美國，就像彼得•迪尤（Peter Dew）指出的那樣，你確乎可以通過反文化的後門偷偷地把某種政治文化放進來；相反，在法國或義大利，1970年代的「反文化」卻基本上代表了比美國發生的運動要強烈得多、暴力得多的政治戰鬥性的衰退。當然，1968年事件通過哲學和其他理智探尋的模式在那個生機勃勃的現實形勢中起著影響深遠的作用，正是那個生機勃勃的形勢使得法國的1970年代成為了一個史無前例的創新和創造的年代。1968年之後緊接著的幾年中，出現了似乎不受任何約束的思想探索和全新的思想交流場所——新刊物，出版界的新實驗等等，所有這些新事物多少都力圖通過將政治能量移置到別的方面，移置到相關的研究中的方式而讓五月事件持續存在下去。在第二章，我就將把有著不同的政治表述模式的集體實驗和在歷史編篡學領域內出現的新刊物當作典型例證進行考察。我所討論的這些刊物僅僅只是林林總總的新刊物中具有代表性的刊物，弗朗索瓦絲•普魯斯特（Françoise Proust）就曾開列出這些刊物的清單，足以讓我們對刊物品類之廣有一個基本的瞭解，而我所引用的僅僅是其中的一部分。在大量湧現的新出版社或已有出版社出版的數量激增的叢書當中，我們可以看到：10/18出版社（1968），Lattès出版社（1968），Champ Liber出版社（1968），Seuil出版社的「Points叢書」（1970），Galilée出版社（1971），Gallimard出版社的「Folio叢書」，Editions des Femmes出版社（1974），Actes Sud出版社（1978）。在期刊和文化類刊物中，我們能看到：《轉變》（Change, 1968），《另類場景》（L’Autre Scène, 1969），《新精神分析評論》（Nouvelle Revue de Psychanalyse，1970），《現在》（Actuel, 1970）《如是》（Tel Quel, 1970），《非洲-亞洲》（Afrique-Asie, 1972），《邏輯造反》（Réoltes Logique，1975），《社會科學研究學報》（Actes de la recherche en sciences sociales, 1975），《希羅多德》（Hérodote, 1976）。還有報紙：《切腹畫刊》（Hara-Kiri Hebdo，1969），《愚人國際》（L’Idiot International，1969），《一切》（Tout，1970），《解放》（Libération，1973），《快樂的步履》（Le Gai Pied，1979）。這份清單所反映出來的此類富有冒險精神和積極氣質的思想，正如普魯斯特所說，必然會引起某種反動，如在她以及其他學者所勾勒的時間表所示，與68年相關的豐富多彩的創造性熱潮，在1976年到1978年間就已經表現出了明顯的疲態，其終結的開端到來了，並且新哲學家們和新的知識媒體也開始登上舞臺。

著名意大利導演Bernardo Bertolucci的《戲夢巴黎》，正是以五月風暴為背景，點擊圖片了解更多

就法國高級文化生產領域特別是文學界而言，五月風暴的影響甚微——無論是對主題的影響，還是對形式的影響。正如帕翠克•康貝（Patrik Combes）論證的那樣，幾乎沒有人嘗試小說的形式創造以表現五月的政治圖景。小說對68年的事後表述只具有偽全面性。這種偽全面性從來都是在媒體表述劃定的領域內原地踏步，比如，選擇性地對某些事件戲劇化，其呈現視角總是來自某個個體有時被誇張地變形了的意識——這個人永遠是在街壘背景下經歷著可怕的生存危機的形象，這種表述方式全然不顧這樣一個事實，正如我的研究一遍又一遍地揭示出的那樣，個體對那段時間的記憶的內容幾乎總是自己融入某個社會集體的分享與參與。1980年代初期，只有在一種比較流行的文類，也就是偵探小說之中，我才看到了嘗試對當代社會各種重大事件進行敘述的切實努力，這裡所說重大事件是指已經在剛剛過去的那段時間裡被遺忘的事件——阿爾及利亞戰爭和68年的斷裂，以及那些時刻所表現出來的政治學和特殊的政治交往方式。

我在本書中的大部分論點都與1980年代那些論調的理路完全相反，那些論調即便不把五月事件歸因於「道德」或「精神」，也總是把它歸因於純粹的「文化」。實際上，我一直以來都在試圖呈現幾乎與之完全相反的某種東西。在5月間，所有事情都是以政治方式發生的——當然，只要我們將「政治」理解為與那個時候我們所說的「政客政治」（專門化的政治，或選舉政治）幾乎無關或全然不同的另類政治。

五月本身並非一個藝術的時刻。它是一場沒有多少影像的事件；畢竟法國電視業當時也在罷工之中。出自賽納（Siné），威廉（Willem）和卡布（Cabu）等人之手的素描和政治漫畫一下子激增起來，並且還有攝影。似乎只有藝術手段中那些最「直接」的技術才能跟上事件發展的速度。但這麼說的同時，也就已經表明了政治在多大程度上給文化施加了磁力，使之離開了它專門的或專業化的領地。藝術突然看到了自己的目的就是緊跟事件的發展節奏，並且達到與即刻當下事件及其周邊事件的同步性——這麼說意味著甚麼呢？

似乎對文化與政治之間關係起支配作用的不平衡性或不對稱性，對法國68年這段時期也是適用的。實際上，不平衡性正是這場事件所要呈現的基本特徵：力圖給難題提供答案的不成功的文化解決方式，在直接抵抗既有文化形式過程中表現出來的政治配置和政治發明，以及支配著文化實踐的政治實踐的緊迫性。再沒有甚麼能比美術學校學生的經驗更能清楚地說明這一點的了。1968年5月中旬，這些學生佔領了他們的學校，把學校改為革命的「人民美術工作室」（Atelier populaire des Beaux-Arts），開始以快得驚人的速度生產支援罷工的招貼畫，這些畫將在幾個月中貼滿巴黎的大街小巷。大多數這類招貼畫所傳達出的「資訊」內容刻版而嚴厲，表達了認可，有時候甚至是命令：停工也好，罷工或者「開動火車」的行動也好，無論發生的事情是甚麼，只要繼續下去就好——「Continuons Le comat（讓戰鬥繼續）」，「La grève continue（繼續罷工）」，「Contre offensive: La grève continue（迎著進攻：繼續罷工）」，「Chauffeurs de taxi: La lutte contine（計程車司機：繼續鬥爭）」，「Maine Montparnasse: La lutte continue（蒙巴納斯購物中心：繼續鬥爭）」。這也就是說招貼畫表達的這些資訊沒有一條希望對發生了的事情進行「表述」；毋寧說，其目標就是與發生了的事情保持同一性，同時性和同步性。速度，某種高速的技術，極其重要；在充分地意識到這點之後，學生們放棄了早期使用的平版印刷術，因為，這種技術每小時只能印出十到十五張成品，這太慢了，根本不能滿足每小時印刷250張的需要。速度和靈活的媒介為藝術的絕對滲透——甚至是通過招貼畫實現的這種滲透——提供了方便，但是，在使藝術獲得捕捉事件的即刻性的能力方面，速度還不是最關鍵的要素。三十年後，「人民美術工作室」的積極戰鬥者之一熱拉爾•弗羅芒熱（Gérard Fromanger）在其簡短的回憶文章中追憶了68年招貼畫的興起。這篇回憶的標題是「藝術是使生活比藝術更有趣的事（L’art c’est ce qui rend la vie plus intéressante que l’art）」。這篇文章之所以著名，是因為它介紹了那段時期令人目眩的開放性的形成，當時整個社會都不願處在藝術「之外」或與藝術保持距離，當時藝術也實現了呈現而不是表述的功能：

68年五月就是這樣的。藝術家不再待在他們的工作室裡，他們不再工作，他們也不可能再工作了，因為現實要比他們的構思強有力得多。自然，他們成為鬥士，我也是其中一員。我們成立了「人民美術工作室」並且創作招貼畫。當時我們夜以繼日地畫招貼海報。整個國家都處在罷工之中，而我們卻經歷了有生以來工作最艱苦的一段時間。最終我們成了不可或缺的人。

弗羅芒熱通過大量細節對5月期間藝術和藝術家拆夥分離的各個階段的情形進行了介紹：在五月中旬群眾示威的過程中，美術學生是怎樣「放下架子而與他們的同伴集合起來」，就像毛主義者們會說的那樣，他們是怎樣把藝術丟到身後而奔走於一個又一個示威者之間。「我們這些藝術家參加運動已有十天，我們在示威人群之中相互奔走。我們徹底離開了我們以前所有的一切。我們不再睡在畫室……我們就住在大街上，住在被佔領的建築物裡……我們不再繪畫，我們不再思考它了。」第二個階段則是向熟悉的空間的撤退：「我們這些畫家告訴自己說，我們必須做點和美術有關的事情，我們不能讓建築物空著，不能讓它們關門了事啊」。一台老舊的平版印刷機架了起來；第一張招貼「車間大學聯合起來」（USINE-UNIVERSITE-UNION）馬上被生產出來了。此時不少人想印出三十份拿到位於「龍路」的一個畫廊裡出售，用這資金資助運動。但是也正是在這時，「現實」，以運動形式出現的「現實」介入了，這下子那種先讓藝術成為資產階級文化中的藝術然後再劫持它的步驟簡化了。似乎沒有時間讓藝術品成為商品了，即便是已被改變方向而為運動服務的商品。在去畫廊的路上，美術學生抱著的三十份副本被一搶而空，這些副本立即被貼到周圍可以利用的第一堵牆上。招貼畫成了真正的招貼畫。

伴隨著「人民美術工作室」的成立而發表的宣言稱，「資產階級文化通過賦予藝術家以某種特權身份而使之與工人分離和隔絕。特權畫地為牢囚禁了藝術家。我們已經決定改造我們自身的社會存在」。

我想，也就是在流覽一盤一盤電視紀錄片錄影帶的時候我做出了一個非同尋常的決定，在一本有關對法國1968年五月風暴的記憶和遺忘的書中，在我的這項研究中，不進行任何訪談。我能把誰當作受訪者呢？為了把這場群眾運動當中一些本質性的東西呈現出來，我不願求諸因為總是注意力關注的對象而已經成為五月傳說中的重要形象的那些人，如今我們可以看到，他們中的許多人在權力結構之中佔據要津，儘管那些位子特別總是給他們一度公開譴責的那一類人預留的。我也不打算對工人，農民，特定的社會思潮等特殊部類作人類學的研究，這類研究現在也發表了一些，其中不乏好的作品，而我在本書中也有所參考。這場群眾運動在全法國展開，觸及法國的所有城鎮，涉及一切行業和年齡群體，在選取有關這場群眾運動證詞的過程中，我所能使用的選擇證詞的標準是甚麼呢？和過去幾十年已經發表的所有的研究著作一樣，本書當中，尚健在的證人和參與者所寫下的文字與已經被整理和篩選了的事件始末文獻記錄非常接近。但是，發表的證詞至少是向一切願意閱讀它們的人開放的；與口頭訪談不同，這些文字並不只面向特定的對話者。發表的證詞，正如保羅•利科（Paul Ricoeur）所說，總是隨時進入爭論的證詞，它們將自己放置在其他證詞的注視之下。正是出於這一原因，我將自己只限制在這些公開發表的記錄的範圍之內，儘管把角度豐富而又各異的不同記錄材料（公開的和私人的檔案檔，論文，雜誌和刊物文章，紀錄片，回憶錄，報紙）彙集一處是非常不科學的做法，但我也儘量不加質疑，而是希望通過這些材料瞭解圍繞事件而形成的各種看法和經驗及其對主流表述形成補充的敘述方式，並且瞭解事後回憶和討論這些事件的方式。在本書下文中呈現的各種個體的——有時候也是短暫的—— 主觀性將構成一個「拼貼」，它們決不是某種「樣板」或是「生活傳記敘事」。如果不求諸這些主觀性，那麼我將不可能澄清那時政治社會交往——也就是說已經失落了的那種政治社會交往——的任何一種特殊形式的意義。我特意勾勒的不僅是官方敘事——它們隨處可見，就像所有陳詞濫調一樣——而且還有與之不同的其他敘事，因此我也做出了特殊的努力，讓這些回憶各就其位，既不服從對事件「現場性」的偏好，也不會充當對當代權力配置進行合法化的工具。

近來在法國，對事件「現場性」的追求不斷更新發展，伴隨著這情形的則是，68年事件的多種可資借鑒的審視角度也得以形成。1995年，也就是在西雅圖事件發生前的幾年，法國的冬季大罷工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事件，它表徵了某種新形勢，勾勒出了包括法國在內的其他地區政治創造性的新的意義。在我自己看來，在法國政治和知識界氣候的變化方面，還有兩個引人注目的現象具有特殊的重要性。近些年來，對過去三十年的別具眼光的政治敘事大量湧現，這些作品由68年那一時期的積極活動者寫出，他們現在覺得有義務揭示一段過去，他們自己的以及別人的過去，在他們看來在吉斯卡和密特朗時代已經被扭曲甚至綁架了的那段過去。于此同時，青年一代的學者——多數是歷史學家——已經開始嚴肅探討阿爾及利亞戰爭時期和68年那段時間的歷史，這在法國尚屬第一次。這兩個作者群體的勞動，就其本質而言，構成了1968年記憶當中一個全新的重要篇章。這也使我自己的工作不再那麼孤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