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展2018】書展宣傳海報太媚俗?或只是文化精英的偏見?

撰文:胡雅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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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經典固然值得捍衛,但目前對流行文學的批判也並非沒有問題:一方面這種批判模糊了大眾文化與高雅文化各自不同的社會功能;另一方面,批評者秉持著一種從高雅文化或傳統理論而來的權威姿態,但實際上解讀、評判的已是另一類型的文化,這未免有些多米尼克•斯特裏納蒂(Dominic Strinati)所說的「精英統治論」。

你一定有這樣的經驗:買衫要選最有型、最好看那件;搬入新屋,室內佈置要賞心悅目;擺盤精美的菜餚都顯得更加秀色可餐;即便是打機,界面設計精美都會吸引更多玩家,否則便可能令人興致大失……此時,我們已經落入審美設下的「陷阱」。

 

今日恰逢2018香港書展開幕,此前書展曾以一張令人大呼「救命」的海報激起熱議;但你可曾想過,批評者眼中醜到可以嚇跑愛情的海報,在它的設計師眼中或許有萬千美的理由(除非設計師早已預設要以「醜」為引人注意的傳播方式)。美醜的偏好似乎千差萬別,哲學家們不斷試圖回答「美是什麼」及「美從哪裡來」的問題,但尼采在《偶像的黃昏》中說:「在美這件事上,人以自己為完美的標準。」即他認為,人將反映其自身的事物認為是美,反之體現敗壞的象征便是醜,如:沉重、衰老、倦怠的表現,這被尼采稱為「自己類型的黃昏」,是為人所不喜的。或許你未必認同尼采的觀點,但他確實揭示出美醜的判斷有一定參考標準。

 

老土書展海報的美學問題

 

上月書展海報一出,便在文化界激起千層浪,有作家評論該海報「連基本審美底線都沒有了」,也有斥責設計者和主辦方「連判斷力都消失的無影無蹤」,而後《文學放得開》節目乾脆將海報的字體、顏色逐一拎出來品評,認為是其底色是「粉紅而顯得土氣」,字體更是「媚俗而不合理」。

 

依照艾柯在《醜的歷史》中的區分,書展海報之醜其實並不是「醜本身」,應該屬於「形式上的醜」:一個整體的各部分之間的有機聯繫缺乏均衡。

若參考柏拉圖在《理想國》中的美學原則——一口鍋如果根據正確的藝術規則做成,就可以認定為美的——這張海報顯然在某種藝術原則上犯了規。這種犯規從可理解為違反了畢達哥拉斯學派強調「和諧」的數學原則,也可能恰恰與亞里士多德「零散的因素結合成為一體」謂之美的理念背道而馳;再具體些,依照艾柯(Umberto Eco)在《醜的歷史》中的區分,書展海報之醜其實並不是「醜本身」,應該屬於「形式上的醜」:一個整體的各部分之間的有機聯繫缺乏均衡。但歷來就美醜的探討絕不止於技術或數理層面,更涉及美學特質與價值。

 

通常認為,人們在判斷事物美醜的同時還伴隨著對其的道德評判。例如托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就說:「美不但來自適當的比例、亮度或明度,也來自品德正直。」卡爾·羅森克朗茲(Karl Rosenkranz)也在《醜的美學》中將美醜與善惡相對,認為「惡」若代表地獄,那麼「醜就是美的地獄」。艾柯同時將醜看作一種社會現象,直指「上層」階級對「下層」階級審美品味的厭惡及取笑,他更將這種歧視歸因於文化而非政治、經濟,例如藝術家或有教養的人常被視為「美的事物」的專家。

 

美醜與精英文化的關係

 

正如美感經驗不只關乎知覺功能,這張書展海報也絕不僅是美學失序這麼簡單,評論者斥其媚俗的背後還包含著對大眾文化的鄙夷,這一點在隨後對年度主題作家名單的批駁中也得到證實。批評者一方面質疑流行作家之作品能否經得起時間考驗,另一方面也睥睨大眾文學程式化、批量化的生產及對市場的俯就,稱其與具有精神向度的嚴肅文學不能比。

對於大眾文化,伯明翰學派給出了更加積極的觀點,並指出高雅文化與大眾文化的社會功能不同

但流行文學是否真的一無是處?或許未必。實際上,當下這種以捍衛文學經典為名對大眾文化的討伐,仍沒有逃脫法蘭克福學派(Frankfurt School)與伯明翰學派(Birmingham School)對於大眾文化的爭論。對於大眾文化,法蘭克福學派的態度相對保守,認為其本身就具有平庸、媚俗的特質,通過對意識形態的操控,大眾文化將消解受眾主體的反抗與顛覆性可能。類似的傳統批判理論還認為,大眾文化是「缺乏智力的挑戰和刺激,偏愛一無所求的幻想和逃避現實的舒適」。

 

但英國伯明翰學派則給出了相反的觀點。約翰‧費斯克(John Fiske)通過提出「金融經濟」與「文化經濟」理論,肯定了大眾文化中受眾參與的重要性,即「由大眾主動參與的社會意義的生產和流動才是真正意義上的『大眾文化』」。同時,他亦認為大眾文化的消費性對文化等級具有消解作用,並明確指出大眾文化與高雅文化其實各自獨立,「承擔著各自特殊的社會功能」,大眾文化在顯示出「誇張」與「淺顯」的同時,其實也提供著意義開放的可能。再參考布希亞(Jean Baudrillard)的《消費社會》,大眾文化其實暗含著後現代文化的真正邏輯。

 

文學經典中的人文精神與哲學性思辨固然值得捍衛,流行作家之作品在文學性上或許不能與之相較,能否經得起時間考驗也有待觀察,但目前對流行文學的批判也並非沒有問題:一方面這種批判模糊了大眾文化與高雅文化各自不同的社會功能;另一方面,批評者秉持著一種從高雅文化或傳統理論而來的權威姿態,但實際上解讀、評判的已是另一類型的文化,這未免有些多米尼克•斯特裏納蒂(Dominic Strinati)所說的「精英統治論」。

 

在流行作家同質性強、難分高下的現狀下,以嚴肅文學的批評方法批駁流行文學必然會呈現出不相適應的狀況。在大眾文化與經典並存的當下,「要完整無缺的回到經典時代已是不可能」,因此如何形成一種與流行文學相適應的文本策略及批評方法或許更加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