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殺母」的渴望——母親為何成為戰後女權運動的主要攻擊對象

文 | 孫隆基
節選自《殺母的文化》
三輝編按：在孫隆基老師的新書《殺母的文化》中，他從美國「性別角色認同論」逐漸成型的二十世紀早期展開論述。直到二十世紀中期，男性荏弱化與女性「陽具化」（在女同性戀仍不能浮出水面的當時，「性別角色」倒錯的女性往往被冠以「陽具型的女人」的帽子）現象的出現才對美國的性別角色造成了衝擊，同一時期的性解放浪潮更是激化了這一性別危機，「母親」於是成為了強調「分離與個體化」的時代精神下的攻擊物件。隨著戰後女權運動的興起，「殺母」的主體開始超出男性的範疇，主張婦女解放的女性希望與傳統的賢妻良母角色劃清界限，因為這是「用取悅男人的方式生存於一個男性享有特權的世界裡。」
美國新女性的「仇母潮流」至二十世紀七十年代開始出現逆反——這時候的女性主義者已經覺悟，提倡「殺母」是「中了男性的計」。作者在書中提到，艾德里安·里奇在1977年發表的《生於婦人》（Of Women Born）是一個分水嶺：它將制度化的母職和經驗的母職予以分判，前者是由父權社會強加於婦人之身，後者則是婦女自身的體驗。到了二十世紀末，女權勢力籠罩下的大眾文化雖同樣以「個人疆界的絕對化」為核心，但卻將所有罪責統統推在了父親身上。
在對二十世界美國文化和大眾心理地梳理過程中，孫隆基看到的是「一種對情感領域的極端不信任，總是將人間的條件都朝理性化方向集攏，那就是成人階段的、個人主宰的、人我界限分明的、錙銖必較的、按章辦理的、對簿公堂的公共領域。」隨時代背景而演變的意識形態話語，背後共用的是同一套邏輯。孫先生反問道：「甚麼事情都怪罪爸爸是一條新的『總路線』（party line），和二十世紀中期的一股腦兒怪罪媽媽的『總路線』在性質上有啥分別？」
今天想要分享的就是書中所述的戰後女權意識覺醒時，女權主義者炮轟「家庭主婦」角色的選段。值得從中反思的是，在個人主義話語愈發強勢的今天，如何在捍衛女性基本權利的情況下，對此種意識潛在的無限度做出反思，從而避免造成群體之間的對立和交戰、甚至群體內部的撕裂？

當時，美國婦女解放運動對「媽媽」的態度是毫不含混地劃清界限。對美國的新女性說她「很像她媽媽」是一種莫大的侮辱。1979年，女權活躍分子朱迪斯·阿堪納（Judith Arcana，1943— ）發表了一份報告，根據的是對二十名美國城市婦女的訪談，其中統計數字顯示出：63%的婦女說「她們有意力圖避免以母親為女性楷模（…they consciously tried not to model themselves as women after their mothers）」。近期的一部女權著作《母女革命》回顧當年眾多的新女性與「母親」決裂，指出有勢在必行的原因：「母親們將她們女兒時代學會的一套重複在女兒身上。她們教導女兒變成像她們一般的女人，用取悅男人的方式生存於一個男性享有特權的世界裡。」

在戰前已成名的女劇作家莉莉安·海爾曼（Lillian Hellman，1905—1984）在1969年回憶說：她對媽媽本人沒有惡感，但看不慣媽媽在爸爸面前的奴性，並且對她狹小的女性世界產生幽閉恐懼：

媽媽似乎只做爸爸想要的事情，我們（指子女）過的卻是媽媽要我們過的生活。她深切地想拖住爸爸，總是儘量地取悅他。但不論爸爸怎樣地罵，媽媽總無法改掉一些古怪的習慣，這些怪習（的心理來源）佛洛伊德早已了然於胸。窗、門、爐灶像鬼魂一般地纏住她，在其前她會站立發呆達半小時之久，離屋外出時，她常堅持回到屋中去，而我們則不論哪種氣候都得在外面等待她。

在當年，媽媽或許不願離開家庭這個安樂窩，在其中她有大部分的掌控權，但在海爾曼這個解放了的新女性眼中，家庭主婦的領域變成了一個牢籠，而媽媽乃即使籠門打開了也已不懂得飛的籠中鳥。在她筆下，爸爸斥責媽媽「古怪的習慣」而她再順從總是改不了，完全符合二十世紀中期美國文藝作品和電影裡頻頻出現睿智的爸爸批判乖張的媽媽之橋段。事實上，海爾曼這段回憶令人想起《獻給阿爾吉儂的花束》裡的查理的媽媽：天寒地凍並在颳風，她還在門外洗窗，讓鄰居看到她在做家活，以便炫耀自己是「賢妻良母」，而這個怪癖曾受過爸爸的指責。海爾曼的媽媽並無炫耀的動機，但整個人生視野固置在家內則一。

我們不禁要問：美國式的「理性」是否只能在男性化的「公共空間」中培養，而「家內空間」則是病態叢集的溫床？ 這裡反映的是對情感領域的極端不信任，縱使比中國人更計較個人的童年必須在有「愛心」的環境中度過，卻又更焦慮地警惕不要受其迷惑而長期陷在它裡頭。這種對情感領域的極端不信任，總是將人間的條件都朝理性化方向集攏，那就是成人階段的、個人主宰的、人我界限分明的、錙銖必較的、按章辦理的、對簿公堂的公共領域。它充分解釋了美國人格的「反思鄉、反懷舊」的特色。然而，把家內領域看作導致心理殘廢的場所——這種思想之所趨，就不只是迫使婦女走出家庭，而是把對家庭的幽閉恐懼症擴散蔓延於全社會，導致今日的激進派鼓掌歡呼核心家庭的瓦解，以及讓公共領域的法權關係全面侵襲家內的人情，把所有人際關係都法權化。這股傾向已從習以為常的夫妻民事訴訟演變到由男女約會產生的性侵刑事案件——對保衛隱私幾近歇斯底里的美國人，卻越來越多地要求國家機器介入親密關係，這無疑是美國人最大的悖論、最深的諷刺，也是最牢的死結。

「家內空間」的負面化和傳統婦女角色之遭輕蔑，亦表現在女權份子南茜·弗萊迪（Nancy Friday，1933— ）自傳式的《我的母親/我的本人：女兒尋找認同》（1977）一書裡。該書細膩分析她如何逐漸否定媽媽灌輸的傳統婦道，發展成一個更完整的人。她的角色楷模不是自己的母親，而是一位「有自己風格，肯定自己，獨立特行，以與眾不同為榮」的姨媽。她不便明說的倒是：她認同的其實是男性理想。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的美國女性文藝裡大量流露仇母情緒。露西爾·克利夫頓（Lucille Clifton，1936—2010）的詩告訴我們，媽媽沒有發展「自我」，也把女兒永遠當作一片空白的小孩子，而且只懂得訓練她做「女主內」的家務：

媽媽如果／有聲音／她就只有一種聲音／乖女／乖女／乖女／把房間收拾乾淨。

身為上一代女性的母親，總是不知不覺地在當女兒性別認同的楷模，想把舊女性角色在女兒身上重演。為解放而奮鬥的女性，必須沖出這個牢籠。米麗安·帕爾瑪（Miriam Palmer）告訴我們：

在我母親的空樹幹裡／我睡過了漫長的嚴冬／現在是時候了，我將沖碎／融解中的積雪。

爭取解放的婦女對母親的仇視，其實是一種自我憎恨，因為她在母親身上看到自己不想變成的模樣，但媽媽已經是女兒身上無從剷除的部分，像一面自己不想照的鏡子。雪麗·考夫曼（Shirley Kaufman）在〈母親們，女兒們〉（“Mothers，Daughters”）一詩中，寫女兒拼命想形成一個獨立的人格，結果仍然是母親的絕望狀態之鏡中反照：

她是殘忍的，／似乎我的自慚形穢／在同時懲罰著我倆。／我們啃咬著彼此的／頭顱骨。給我那屬於我的。／我得把她曳回去，把我／窒息在她裡面，她在我裡面。

在〈蛇發妖來當繆斯〉（“The Muse as Medusa”）中，梅·薩滕（May Sarton，1912—1995）用古希臘神話的蛇發妖比喻母親，凡人看了她的臉都會化作石頭，但女詩人已經敢直視媽媽的臉，並把那上面凝固著的千載憤恨化為創作泉源，自然也化作為女權鬥爭的動力：

我把頭轉過來！（原來）是我的臉。／我該探究那凝結著的狂怒——／那秘密、自封、被蹂躪的地方啊！／我感謝蛇發妖賜予的這份禮物。

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女權理論家艾德里安·里奇（Adrienne Rich，1929—2012）調頭回顧，對當年女性普遍的仇母做出如下的評語：「媽媽恐懼症（matrophobia）可視作女人的自我被撕裂，想一了百了地清算掉我們母親的全部枷鎖，成就個體化（individuated）與自由，而母親則代表我們自身之內的那個受害者（victim）——那個不自由的女人，那個殉道者。」
 

前引《母親死結》一書的作者簡·拉紮爾記載當年她以耶魯大學法學院學生家眷身份接觸法學院女生時心中產生的自卑，後者是「她們這一代婦女中最有成就者」，不用說「至目前為止抗拒了婚姻的牽扯，更甭談為人之母」；大部分家眷選擇留在法學院學生妻子聯誼會裡，「只有一小撮提起勇氣參加［法學院女生的］婦女解放組織，面對比自己成功的姊妹們，心中充滿怔忡」。美國婦女解放運動就這樣在婦女之間製造了新的等級、身份制與不平觀，令為人母者感到自己一無是處，此情此景，令人想起1983年的電影《母女情深》（Terms of Endearment）中之一幕。

原載： 三輝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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