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邪不壓正》的哲學問題： 男人可以向女人學到甚麼？

【劇透注意】姜文最新電影《邪不壓正》你看得懂嗎？ 為甚麼臨死前的朱潛龍（廖凡飾）還要訛稱「自己沒有殺師父」，卻又誠實承認只要師傅賣地就「當然不會殺他」？為甚麼藍青峰（姜文飾）兩次質問李天然「你真的知道自己要做甚麼」之後，對他決絕的回答大加讚賞？為甚麼在電影結尾，關巧紅（周韻飾）告訴李天然，不需要知道她在哪裡，因為她一定會找到他？

作者｜張嘉榮，清華大學哲學系博士生，齊澤克《暴力》譯者

「真正的英雄都是女人，男人是靠她們的錘煉才得以成長。」

如果影評人認為《邪不壓正》的姜文還是過去的姜文，認為他的邏輯還是停留在表現形式上，那是因為他們沒有真正看到姜文提升著發問問題方法或視野。

這是當今「後現代」文化的通病，一切（政治、文化和科學）都沒有質變，任何改變只是形式上的變化。

然而，只要看姜文的北洋三部曲，其視野的提升關鍵恰恰體現於他對《邪不壓正》的概括，即「女人」是「男人」成長的條件。

那麼，為甚麼這個思考問題的方式是一種提升呢？

1. 被困於象徵關係的人

我們得先看看姜文的北洋三部曲的敘事方式。

「北洋三部曲」故事中，角色們的對話往往顯得十分荒誕，這是因為對比起那些「容易看」的電影劇本，姜文的劇本來得更為「象徵」。「容易看」的電影要表達的很多時是一種我們日常生活的「幻覺」，那就是對白都是來自於「人」的「內心」，而姜文電影裡角色的對白則是從「他」或「她」與其他角色位置之間的張力所構成的。

用哲學的語言來說，這種角色與角色位置之間的關係被稱為象徵關係，象徵關係的特性是「它」在利用我們的肉體去說話，而非「人」在說話。換言之，姜文電影裡角色的對白多是「被」象徵關係所說出來的，而不是角色「自己」內心世界的表達。

《讓子彈飛》中黃四郎的「這就是當麻匪的下場，就算是我親爹都得死」、《一步之遙》中項非田的「馬走日，你成了殺人犯啦」都表現了角色的立場因象徵位置的轉換而迅速改變。《聖經》裡的彼得「三次不認主」的故事也是這種象徵位置轉換的例子，這種位置的轉換能在一夜之間把「我愛您」轉變成「我不認你」。

這就是姜文電影難看的原因，角色與角色象徵位置的轉換速度非常快，他透過電影語言加速轉換了我們日常生活中原來轉換得較慢的象徵位置。

在《邪不壓正》裡，這種象徵關係的轉換同樣表現得很快。

藍青峰（姜文飾）和朱潛龍（廖凡飾）之間關係，都因為不同的事件（亨德勒之死、七七盧溝橋事變）而改變，藍取亨德勒而代之成為了李天然（彭于晏飾）的父親；朱潛龍從警察局局長成了「真正的」漢奸。然而，不管他們之間的關係如何轉換，他們都圍繞著某種認同而行動，而這種認同則從來沒有改變過。藍對成為棋局操控者的認同；朱對自己稱帝的認同。這種對某一種位置的認同在哲學上被稱為象徵性認同，意思就是認同某種結構位置。

這種認同構成了位置的轉換動力，就好像打遊戲的玩家一樣，玩家為了到達較高的位置前必須先到達某一個較低位置。

然而，問題就來了，到底這些位置的先後或高低是誰來決定呢？答案是群眾，他們的共同認同構成了統治者的權力地位，正如柏斯卡（Blaise Pascal）所指出，人民不會因為某人是皇帝而把他當作皇帝，而寧可是因為人民把某人當作皇帝，他才作為皇帝的身份出現。

這就等於在《讓子彈飛》裡的群眾，不論「派槍」還是「派錢」，他們都依然認為敵不過黃四郎。這就證明了不是黃透過多少的實力來告訴群眾「他是統治者」，而是群眾的集體無意識或意識形態決定了黃的統治地位。因此之故，群眾透過集體的謊言貢獻了權力給黃，現實的統治與被統治是被謊言所支撐的。

而拍攝《讓子彈飛》時候的姜文面對這個問題所給出的答案是以「謊言」打倒「謊言」，所以他利用假的「象徵轉換」（殺死假的黃）鬆動了群眾對黃的象徵性認同。因此，深明哲理的黃四郎得知「替身死了」就等於他的象徵位置死了，那他的權力就一下子煙消雲散。

2.「被說謊」的男人

如果我們只能生活在象徵關係的「謊言」裡，而突破口則是創造另外一個「謊言」的話，這是不是意味著姜文已經找到了答案？答案是否定的。

看看《邪不壓正》，裡面的「男人」都希望通過一個個的謊言來突破固有的象徵秩序。藍殺死亨德勒、朱殺死自己的師父、根本一郎讀《論語》都是一種挑戰固有象徵關係的舉動。可惜的是，對比起張麻子，他們創造新的「謊言」的目的只是為了得到另一種象徵性認同（棋局操控者、皇帝、日本帝國擴張），而不是像張麻子那句「沒有你對我很重要」。

張麻子的這句話代表的是，真正脫離象徵性認同的桎皓的一種態度，所以張麻子的說謊是一種主動的說謊，而《邪不壓正》中的男人們則是「被說謊」——他們都被象徵秩序要求說謊了。

說他們是「被說謊」是因為，他們對所有人撒謊是被「忠誠於象徵位置」所決定。這就是為甚麼，朱臨死前都要訛稱「自己沒有殺師父」，然而一旦李天然問他如果師父願意簽署賣地契還會不會被他殺時，他從一個凡事「說謊」的人奇幻地突然變成了一個「老實人」，並自然地答「當然不會啊」。

姜文在北洋三部曲一直在追問這個哲學問題，就是人應該如何面對這種「被說謊」的控制。

在《一步之遙》中，這種「被說謊」被演繹到極致，馬走日被要求重演自己的「犯罪過程」以換取自己的存活，也就是要他以放棄自己在社會中的象徵生命來換取肉體生命的延續。他被要求把謊言說到底，因為群眾所「欲望」（象徵地認同）的就是馬走日的「死亡」。因此，「說謊」和「被說謊」只差了一步之遙。

李天然恰恰和馬走日被放在同一個位置，他的「死」可以換來象徵的認同（藍會得到朱的認同而殺根本），但藍卻被他自己下了二十年的大棋控制了，因為棋局出現了大量的藍不能想像的偶然性——關巧紅（周韻飾）和唐鳳儀（許晴飾）的出現，而這些偶然性就是姜文一直想理解的「女人」。

「女人」成了如何突破謊言與真相、生與死、忠誠與背叛之間的「一步之遙」的關鍵。

3. 超越象徵性認同的女人

這裡說的「女人」不是生物意義上的女人，而是一種在人類社會象徵體系裡的「陰性」的存在。

其實在《邪不壓正》，第一個出現的陰性形象不是女角色，而是亨德勒醫生（Andy Friend 飾）。這是因為，在這種陰性意義下的女人代表的是，對上述所謂的象徵關係的放棄。

在電影裡，亨德勒醫生本身就是個大白人主義者，但他對李天然卻視為自己的親子，這本來就很不一致。另外，唐鳳儀放棄當皇妃而希望找到真正的愛情，同樣是一種「放棄」象徵性認同的展現。

這同樣也可以在《一步之遙》的武六的堅持中看到，她願意放棄一切象徵性認同而拯救馬走日，所以她才會質問自己母親有沒有真正愛過一個人。

這些在所有追求象徵性認同的人看來都是非理性的、顯得十分不理智和危險的舉動，讓男人延遲的欲望找到了藉口。

李天然的復仇意志一而再、再而三被藍所壓抑，原因恰恰是因為這並不合乎「棋局」設定。這就解釋了戲中的暗號「你還在等甚麼呢？」的答案為甚麼是「c’estla vie」（這就是生命），因為它恰恰是隱喻著人們被象徵挾持著自己的生命——難道我們的欲望就只能是這樣被延遲下去嗎？難道我們只能一次又一次的背叛我們自己的欲望嗎？

作為「被說謊者」，電影裡所有男人的生命都只是象徵秩序的附庸，反而只有女性在其中真實地面對欲望。

關巧紅曾經被象徵所騙而延遲欲望，其丈夫就是那個替象徵秩序講話的人，因此她教育李天然不要延遲欲望，而真正有意義地問他「你還在等甚麼呢？」。

「女人」在電影中代表了這種激進精神。

「她」可以如同唐鳳儀一樣一度成為男人的欲望工具，但「她」又可以突然不受象徵所規範而為李天然通風報信。既然「她」不受象徵所規範，那就代表「她」就是一種真正的偶然性，正如在電影的後段裡，李天然被唐鳳儀和關巧紅所營救而破壞了朱潛龍和根本一郎的計畫。

「女人」教育了男人這個世界的真理——它充滿著偶然性。

當他真正面對自己欲望而不再被象徵所困的時候，李天然就不再面對那在《一步之遙》中哈姆雷特式的「to be or not to be？」（是生存還是滅亡？）的象徵性問題。

那就是說，不用再問我們象徵的父親（不論是死去的父親、亨德勒或藍青峰）要求我們做個怎樣的兒子，而該問為了忠誠於欲望我到底可以放棄甚麼？

因此之故，電影中的「女人」告訴了李天然一個更為重要的訊息，那就是「你得強大到可以放棄一切象徵或父親的認同」，也同時表達了「人的強大不在於他擁有多少（象徵的認同），而是他可以放棄甚麼（象徵的認同）」。

李天然的成長就在其真正能從女人那裡看到對欲望的堅持，並放棄父親的認同，真真正正地實踐自己的欲望。這也是為甚麼到最後，關巧紅告訴李天然，不需要知道她在哪裡，因為她一定會找到李天然。因為如果她真的欲望李天然的話，不管有多困難，找到他是必然的，她現在真正要做的是去復仇。

生命的真實就是從「女人」身上學懂這種不妥協，忠於自己欲望的精神。這也是姜文北洋三部曲連貫性的訊息——面對你的欲望，「你還在等甚麼呢？」

* 原載於微信公眾號：激進陣線聯萌，原題為〈《邪不壓正》的哲學問題： 超越象徵的女人與「被說謊」的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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