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間作為超級政治媒體(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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凱勒.伊斯特琳(Keller Easterling),著名建築師、作家、耶魯大學教授,最新作品《超治國之道:基建空間的權力》(Extrastatecraft: The Power of Infrastructure Space)將全球基礎設施網路視為一種政治媒介。她的其它新作也探討了建築拆除及如何顛覆發展機器等問題。伊斯特琳是 The New Normal Programme 的核心成員之一。她將以「Medium Design」理論為基礎,將空間本身視為一種資訊系統促進對空間和非空間問題的思考。
01哲學編按:基建研究(infrastucture studies)是人文地理學的一門重要分支,牽涉整體城市規劃方法、通勤人口的流動與方向,以至支援都市大量人口的生活所要的相應資源及支援。本文作者凱勒.伊斯特琳則以「經濟特區」這類在城郊從零開始建設的都市為例,這類都市通常享有相對寬鬆的管制政策(例如上海自貿區)。整個新都市裡,趨向同質的空間分配與全球化的財金、資訊流動息息相關。研究這類空間,有助我們理解國家、特區與全球政治的相互作用。

作者|凱勒.伊斯特琳

譯者|孫志健(東南大學本科大四在讀)

校注|俞洲(UIUC建築學人類學雙本科)

 

凱勒.伊斯特琳,《超治國之道:基建空間的權力》(Extrastatecraft: The Power of Infrastructure Space)

 

今天想給大家展示一些城市作品,我的一些書籍被新聞報導過:Extrastatecraft(《超治國之道》)或許會成為一種思維上的冒險,它重新架構了設計思路。所以你可能知道我長期以來不只關注顯像的建築形式和輪廓,還有建築物所處的基礎設施的「基質空間」(infrastructural matrix space)。

這並不是指埋入地下的光纜管線設備,而是某種塑造城市空間的操作體系,它是由法學和計量經濟學(econometrics)、資訊科學(informatics)、全球標準法則共同作用所產生的空間結果。

從整齊均質的郊區住宅和高速公路,到閃耀著當代光輝的摩天樓、大型購物區、停車場、高爾夫球場、機場、度假村、候機廳和免稅區(free zones),再強調一遍——我說的遠不止這些背後隱含的基礎設施,而是想告訴大家:世界上大部分空間都由幾乎相同的模式建造,這些建築是可以複製的「空間產品」,不論是在德克薩斯州(Texas)還是臺灣,不論你在記敘關於「阿諾德高爾夫俱樂部」(Arnold Palmer golf)還是「鬍子爸爸泡芙」(Beard Papa cream puffs)的感人故事。

基礎設施空間

眾所周知,內蒙古本土發生的根本轉變都包含在基質空間(matrix space)的語言裡,它也在事實上成為一種政治媒介,大家也都知道這個空間目前是由非盈利組織和世界銀行來進行運營的,當然還包括一位28歲的麥肯錫公司(McKinsey)顧問兼品質管制專家。這是地球上一些最有權力者的秘密武器,有時它似乎是我們這些僅僅接受創造空間訓練的建築師無法理解的。

正如我所論述的這個空間給我們的藝術帶來了另一種關聯性,以及另一種審美享受(aesthetic pleasures)和政治能力。而且對於大多數追尋更複雜建築語境來檢驗他們自己所謂科學推斷的藝術或科學愛好者來說,這就像一種原型敘事(master narratives)或方法論(methodologies)。

國際海底光纖網絡乃是當今非常重要的基礎建設。在2011年東日本大震災時,於日本登陸的光纖被震斷,使往後一段時間亞洲地區網速非常緩慢。同理,數據中心的所在地亦會影響全球政治經濟的形勢。

 

這本書將基礎設施空間作為一個全新的「試驗台(test bed)」提出,所以我希望大家不要把跨學科(interdisciplinarity)誤解為對建築學原有秩序的削弱(diluting),而要將「空間」研究視為其他學科與建築的交匯點,因為我們所熟悉的知識或許恰好是其他學科的人們很想瞭解的。

 

活動就是資訊

那麼這本書就是在追問所有的沉思者:如果我們可以用另一種語境或速度去改造世界將會如何?我們被訓練了太多如何創造建築的體量造型,然後從天際線和形體去評判它,我們總是能找出完全合理的藉口去追求和雕琢形式。

「一個人、一棵樹和一把斧子就可構成一個資訊系統。」此句出自貝特森《邁向心智生態學》(Steps to an Ecology of Mind),1971年出版。

 

但是正如 Pierre 所說,也有藝術家對動感的形式很好奇,就像軟體裡一些編碼可以使物體形式決定它們自身組織(organize)繁殖(multiply)和迴圈(circulate)的規律。更準確地說,正因為這是個數位化資訊系統到處充斥著政治叛變(political treachery)的時代,所以我把空間本身視為一個資訊系統,就像社會科學家葛列格里.貝特森(Gregory Bateson)所描述的那樣:一個人、一棵樹和一把斧子就可構成一個資訊系統(a man, a tree and an ax is an information system)。

所以當我們熟知如何像非法侵入作業系統一樣侵入空間軟體(spatial software,一種表達城市空間容積的相互作用形式)時,世界會怎樣?是否基質空間越俗套刻板(formulaic),想要設計有意義的物質形式就越困難呢?或許設計有效的形式來利用基質空間中現存的繁殖體(multipliers)會更容易一些。

 

空間的政治手段

剛過世的技術哲學家維希留(Paul Virilio)亦是循此途理解空間:空間不僅僅是形態,裡面所需要的「速度」乃是當中的秩序、管理方式甚至設計的準則。如何管理不同速度就是一門政治,亦即他筆下的Dromocracy(速度政治)。

 

是否基質空間還能指導更多的內容(repertoire),不僅是創造形體(form making),還能提供一條通往激進主義政治(political activism)的非正統(unorthodox)途徑,甚至説明我們發掘潛藏在組織與秩序中有待開發(underexploited)的政治才能呢?

那麼回到開始的那些問題,目前全球流行的所有空間操作軟體中,占主導地位的就是free zone,這是當今全世界的設計師都在用的塑造城市的基礎設施科技(宣傳口號總是如此相似)。它們可以從外太空遠距離穿過雲層投射到地球表面進行定位,如今已是全球最流行的城市空間設計模式。作為一種軟體,它比 MS-DOS(Microsoft Disk Operating System的簡稱,由美國微軟公司提供的 DOS 作業系統)歷史更悠久。

 

亞洲各國,無論他們的政體屬於民主國家還是威權國家,都紛紛成立加工自貿區。由於自貿區的貿易、外匯、資訊流通的法律一定程度上從以外的地方獨立起來,方便吸引外資。與此同時,自貿區亦可以被視為某種政治實驗,讓威權國家測試同一主權下的分階層管治是否可行。

 

隨著管理與主權國家的分離,我們定義的出口加工自貿區(export processing zone)擁有獨立於東道國本土法律之外的權威,所以它可以提供許多福利,例如豁免關稅(tax exemptions)、外匯所有權、簡化海關手續、廉價勞動力、解除勞動管制和環境保護法,由於這些政策避免了當地語系化的官僚政治,所以每個城市部門和公司都想加入進來——聽上去就像歌頌別人的自由的「新自由主義者」的「禱文」(neoliberal mantras)。

自從中國嘗試採取它作為市場探索的手段以後,自貿區就以指數方式(exponentially)急劇增長,如今中國有它獨特的自貿區類型,並雇用了全世界最多的特區工作人員,可以自給自足,此後更多城市受此啟發演變成全球化的狂熱擁護者。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UNIDO)認為特區將會融入東道國的經濟,但事實恰好相反。每個人都想去特區,它似乎成了經濟發達、政治隔離(political quarantine)、企業「具體化」(corporate externalizing)的絕佳載體——企業因此減少獲利的障礙。

正因為吸納特定的業態並淘汰其他產業,它成了一種流行的城市模式,不斷在全球範圍複製迪拜、新加坡和香港的閃閃發亮的「仿製品」,從前的特區或許是像墨西哥提華納(Tijuana)的返銷型外資企業(maquiladora)一樣。

 

非國有版圖

在60年代,世界上只有少部分自貿區,如今它幾乎無處不在,面積甚至以公頃、平方公里計數,已逐漸將城市吞沒。正如全球顧問們口中的「市場準則」(Shibboleth):進入全球市場的信號就是所有科技之間、企業總部之間的聯繫。同時,在這些血汗工廠和宿舍背後隱藏著可怕的「合法」虐待勞工的現象,所以特區有時不能達到預設的經濟目標,如今特區越來越渴望自稱「城市」。

 

香港特別行政區可謂「特區」中的特例,它不僅擁有獨立的貨幣、獨立的金融制度、獨立的貿易地位。美國甚至有《香港關係法》,將香港與中國視為兩個不同政治、貿易個體;但與此同時它也是中國的一部分。

 

迪拜用自貿區來區分每個城市卓爾不群的優勢,這就像特區的聚集體,擁有所有你能想像到的產業,且各自都形成了「城市」。眾所周知的迪拜海濱城(Dubai Maritime City)、迪拜知識新城、迪拜媒體城、迪拜醫療城全都擁有大量迥然相異的免稅額(exemptions)和法律法規,例如在迪拜媒體城,某些人有言論的自由。總之我最近一直在搜集這類城市作品。

我遊歷了世界上130個國家,例如印度海德拉巴(Hyderabad)的高新科技城(HITEC CITY)就是全球範圍內眾多自貿區城市的一員,很多企業辦公園區也會用摩天大樓和狂熱符號來慶賀自己成為自貿區城市網路的一份子。

自貿區愈加流行,現在甚至大城市和國家首都都想要有自己的「區域分身(zone doppelgängers,類自貿區)」來作為非國家組織(non-state actors)的品牌、代理人(proxy)或幌子(camouflage),成了一種非國有版圖。

 

韓國仁川自貿區

 

你們或許瞭解韓國的松島新城(Songdo City),它是位於仁川自由貿易區(Incheon free trade zone)的相當於首爾(Seoul)兩倍大小的新城,貿易區基於威尼斯、紐約、悉尼、中央公園、堅尼街(Canal Street)和世貿中心(World Trade Center)來運營。

 

(未完待續)

 

原載於微信公眾號:全球知識雷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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