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間作為超級政治媒體（下）

凱勒．伊斯特琳（Keller Easterling），著名建築師、作家、耶魯大學教授，最新作品《超治國之道：基建空間的權力》（Extrastatecraft: The Power of Infrastructure Space）將全球基礎設施網路視為一種政治媒介。她的其它新作也探討了建築拆除及如何顛覆發展機器等問題。伊斯特琳是 The New Normal Programme 的核心成員之一。她將以「Medium Design」理論為基礎，將空間本身視為一種資訊系統促進對空間和非空間問題的思考。
01哲學編按：基建研究（infrastucture studies）是人文地理學的一門重要分支，牽涉整體城市規劃方法、通勤人口的流動與方向，以至支援都市大量人口的生活所要的相應資源及支援。本文作者凱勒．伊斯特琳則以「經濟特區」這類在城郊從零開始建設的都市為例，這類都市通常享有相對寬鬆的管制政策（例如上海自貿區）。整個新都市裡，趨向同質的空間分配與全球化的財金、資訊流動息息相關。研究這類空間，有助我們理解國家、特區與全球政治的相互作用。

作者｜凱勒．伊斯特琳

譯者｜孫志健（東南大學本科大四在讀）

校注｜俞洲（UIUC建築學人類學雙本科）

脫離國家制約的地區

更為諷刺的是，在阿斯坦納（Astana）——哈薩克（Kazakhstan）新建的首都城市同時是自貿區，據說現在是這片區域的法律中心——一個意圖脫離國家制約的地區，這裡充滿了各種著名建築師炮製的古代成吉思汗（paleo-Genghis）意象：金字塔狀的和平解放宮（Palace of Peace and Reconciliation）或帶有巨大微氣候帳篷的可汗沙特爾娛樂中心（Khan Shatyr Entertainment Centre）。這是納紮爾巴耶夫（Nazarbayev）總統先生，我想說空間是「超治國之道」的鮮活容器，這本書的標題中的「extra」就意味著「在國家之外」。有了自貿區（zone），國家可以設計游離法律之外的「暗道」（trap door），一個為其處理豐厚利潤的秘密交易的代理人或幌子。

「超治國之道」並不是在描述後民族的世界（post-national world），而是國家主權（sovereignty）的成倍的嵌套形式（nested forms）。

我最近和 Saskia Sassen 談過這種空間，它就像她所謂的「經濟清洗」（economic cleansing），作為理念村（intentional community）的一種奇特形式，有五彩繽紛的噴泉和高爾夫球場，這是一個大家都講世界語（esperanto）的地方，大家可以消費石油美元（petrodollars）在美輪美奐的度假村和宮殿裡放鬆身心。

並且現在它的宣傳視頻越來越精神錯亂／具譫妄特質（delirious），正如這種空間意象（imagery）在全球越來越風靡。

所以這種區域的組織和政治構造（constitution）總是用這些語彙描述：奢華、開放、享樂、自由，但要維持內部自治（autonomous）體系，這片區域也包含了固有的極端同質化傾向（isomorphic disposition），這本身就是一種資訊悖論（information paradox）。

寬頻都市主義

大量資訊在這些所謂經貿中心被摧毀（pull down），用大量的資訊去保持人們的「愚昧」（stupidity）正是一種常用的權力手段。當它作為經濟自由主義（economic liberalism）的工具被大肆頌揚（extolled）時，特區經常為更複雜的國家治理（state governance）和市場操縱（market manipulation）層面提供國家官僚（state bureaucracy）的交易。

雖然盡力擺脫與政治的關係（apolitical），但特區仍處於國際衝突的交叉地帶（crosshairs）。這種所謂的經濟工具和合理邏輯（logistical rationalization）實際上是對不理性（irrationality）的嚴酷考驗（crucible），正如下一個最貧窮的國家不惜任何代價想要「平鋪直敘」（tiled）的天際線（笑聲）。

讓我們把目光移向東亞，看看全球基礎設施空間的重大轉變，尤其是肯亞（Kenya）——全球最後一批接入國際光纜（international fiber optic cable）的國家之一，它也是從2009年至今電信產業（telecommunications）增長最快的地區。

現在它有三個國際海底電纜（submarine cables），肯亞源源不斷的寬頻輸送信號（broadband）服務于龐大的手機用戶群體，大家隨處可見他們的電信廣告。在2000年，全世界只有不到八億部手機，到2010年全球已有超過50億部手機，其中約3/4的訂購量（subscription）位於發展中國家，行動電話和寬頻通訊已成為國家政府間最大的共用交流平臺（shared platform），寬頻設施已如同水資源一樣不可或缺，它的使用權被認為是一種權利——如同獲取食物的權利。

Development 2.0

在肯亞有許多類似28歲的麥肯錫顧問和銀行家之類的年輕實業家人才，掌握著商學、科技、資訊科學和計量經濟學等專業技能，這些將寬頻與GDP聯繫起來的能力預示著寬頻對所謂「發展 2.0」的影響。在那些使用行動電話就意味著接入互聯網的國家，「發展 2.0」正改變農業、銀行業、醫藥和教育以及相應的城市設施配置。

有大量企業家（entrepreneurs）為無數手機設計軟體，這些企業家就是商業模式的來源，所以懂得如何使用手機作為關係載體的企業家可以產生巨大的空間影響力（spacial impact）。但是空間有時被認為是網路的偶然情況下的副產品，或許任何城市規劃專家（urbanist）都知道高速公路和鐵路對一座城市的意義，他們或許瞭解基礎設施是如何按地區分配（territorialize）的，但我們對寬頻和行動電話對空間產生的影響的認識是不足的。

我們尚且不清楚光纖的引入會不會強化現有的城市發展地帶促進自貿區的騰飛，還是滲透進鄉村地區促進教育的發展和改良。光纜寬頻的分佈並不像公路和鐵路，無處不在的原子化的（atomized）手機信號和微波隨時都可能控制這個基礎設施空間，從而形成阻礙（choke point）或壟斷（monopoly）。

複合空間裝置

雖然城市規劃師常用基礎設施分析城市價值和形態，例如鐵路、公路和水利設施，它仍缺乏應對關於寬頻設施中複合空間配置的分析，線性的光纖電纜賦予了相應的土地特權，為現代移動通訊提供頻寬，這項技術借助霧化的拓撲技術創造了無處不在的覆蓋體系。在那些機構間買賣和傳輸頻寬的伺服器提供商通過提供資訊資源接入點給出了第三種配置因素，任何設計想要有優勢，或許都要隨著網路的擴張不斷重新評估自身配置，不僅要關注它說什麼，還要關注它做什麼。

所以數位科技會對空間產生影響，但空間技術也會影響數位化網路，目前為止還沒有人草擬寬頻技術（broadband technoscape）中的空間相關的規章制度（protocols）。大家平時看到的都是平庸的（generic）、過時的（outmoded）特區，所以肯亞也不例外——肯亞 Konza 科技城（Konza Techno City）和肯亞拉穆港－南蘇丹－衣索比亞交通走廊（LAPSSET）看起來都是非常精彩的方案，LAPSSET 交通走廊將會串聯特區和度假村，並為海岸（coast）輸送精煉石油。

所以那些想要改變「以基礎設施為中心的城市模式」的國家仍在採取一種極其傳統甚至頗有風險的發展模式，過度依賴資源開採（resource extraction），例如馬查科斯新城（Machakos New City）或新肯亞－中國經濟區（new Kenya-China Economic Zone）或非洲其它地區。

自貿區本身是對建築技術或政治意圖的放大，它作為外飛地（enclave）的地理位置凸顯了它法律或其他政治不便的豁免權。由於自貿區持續吞噬城市，設計師們或許能在它的配置操作上找到大顯身手的機會，我們可以為相同的技術配置一個不同的形式，例如通過將自貿區映射到城市自身，動機和安全性依然不變，但該組織的配置將從封閉的迴圈變成全通道網路，城市性將愈加明顯，新增玩家將使資訊交互更加活躍，如果自貿區的新模式具備和其他模式一樣的「感染力」，配置的改變就可能導致巨大變化。所以問題不僅僅是「誰制定規則」，而更像「誰在製造它使一些事情成為可能、而另一些事不可能的環境」。即是我們可以敏銳地察覺到它，不管它的活動和聯繫多麼轉瞬即逝，這個問題依然存在：它是如何被操縱的？這麼做的政治含義是什麼？重要的線索存在於它自身空間佈置之中，但想找到創造它們的工具卻極其困難。

例如一個司空見慣的基礎設施的靜態佈局——高速公路系統、輸電網絡或郊區，如何評價其中發生的活動或資訊交換？我們往往不把城市組織視為行動者，而是看作物體的集合，我們不習慣把活動同樣放到多方面的關係和相對位置中去思考。但如果我們更仔細地觀察批量生產的郊區住宅，就會發現它的組織明顯代表著一種獨特的活動。開發商並非在製造獨立的住房，而是在「耕作」這些住宅——樓板、框架、屋頂，成為一種「農業性」的基質空間。這些住宅如同針線編織般重複出現分散了我們的注意力，讓我們忽略真正被創造的東西。住宅群落具有統一的傾向，它突出了重複性活動的優勢，使獨立的房屋設計格格不入。真正被創造出來的是一種類似於協議或非數碼的空間軟體，它同時塑造和生成製造房屋的活動。僅接受外形設計訓練的建築師總是急於設計單獨的房屋，以便拿出作品來炫耀，他們最終只會被愚弄。

空間

空間可以有所表現，也可以成為資訊的載體，空間即使與感測器或編碼無關，它仍是一個資訊系統，並且資訊只能寄存在我們「佈局」的地方，一個組織的特點或傾向存在於他自身的潛能或行為之中。「佈局」這個詞並不神秘的，幾何學告訴我們：一個在傾斜平面上的小球具有「勢能」，可以用連線作它受力傾向的標示。連線的拓撲學始於一個都市問題——例如著名的格尼斯堡七橋問題從酒吧賭局開始：你能不能去城裡繞一圈，每個橋僅穿過一次還能回到酒吧？

我們瞭解這些佈局，甚至知道它們的政治氣質，而這種政治氣質又賦予了已知佈局另一種力量，我們知道如何調整這些佈局中集中權力、權威或暴力的地方。我們知道哪個是「走私集團」，哪個是大型電腦，哪個像鐵路；我們知道哪個是地下電纜，哪個像是微波雲，我們知道哪些如同自貿區，哪個如同 FireChat（以藍牙通訊的軟體，被香港的示威者使用以防通訊遮罩）。（「走私集團」這個短語模擬出了一個封閉的玩家圈子裡的秘密狀態。一個線性鐵路系統或線性光纖電纜的特性跟移動通訊的原子海洋的特性是不同的。對輻射式網路來說——例如大眾傳媒電視或者收音機，其中每個活動或關係都必須與具備傳播資訊優勢的單一中心點聯繫。樹形結構具有層級又是集中許可權的，就像從骨幹到小街巷的街道系統。全管道或分散式網路 （all-channel or distributed network），像一張開放的網格，點與點之間都是互相連接的。大型電腦網路是一個依照順序傳遞資訊的線性網路，而平行網路則是同步交互，而非依序列（sequentiaI）交互。一座摩天大樓可以被理解為一個串列組織（seriaIorganisation），因為人是借助電梯依序進入每一層。類似市場、火車站或者其他有多個進入或交互點的組織方式，或許應該同步和平行地進行組織。傾向性因而是可以被設計的，就如同人們可以決定斜面上的球體的幾何形狀和相對位置 。）

一個我常舉的簡單的空間軟體（「空間軟體」指某些特殊功能的空間）的例子，就是薩凡納（《阿甘正傳》（Forrest Gump）裡阿甘吃巧克力的長椅所在的城市），它是由 Oglethorp 設計的18世紀美國城市。他並沒有把城市規劃當作物質形式去設計，而是當作一個軟體，就像定義一個網路共用協定那樣。確定各方同意的法則標準後任其自由發展，這個城市以「坊」的方式成長，這些「坊」為私人空間、公共空間和綠地制定了明確的比率，甚至對偏遠的農田同樣適用。所以他並不是設計了一個具像的「物體」，而是一套物體的關係法則。 即便已經有明確的空間規則，你仍不知道這個城鎮的具體外形。這就像恒溫調節器，像汽車調速器（自動控制汽油輸入引擎以控制汽車相對恒定的速率的裝置），像各種制約因素的相互作用，像緩慢釋放的藥物一樣，這套規則持續對城市空間中的活動施加影響。

所以，設計一個「倍增器」（multiplier）是很簡單的，我們可以設計一個 Δ：設計一個閥門，設計一個調速器，一個開關；我們可以調和一種拓撲學（指「f」，即物體間的關係）。所有這些——並非只有這些——它們就像小標誌或是一段代碼，或一種能動形式（active form，「能動」是指物體本身具有施加影響和自主決定的能力）。它們與軟體的特性相同，但是以空間為形式，所以它們並非在塑造單個物件，而是在塑造一系列物體。能動形式並沒有取代物體形式，它們一起發生效用，促使「物體形式」和不同的「審美愉悅」以及「政治能力」一起進入一個倍增的操作領域。

這是我從 Gilbert Ryle 那借來的概念，「審美愉悅」如果涉及「怎麼做」，它就是在思考如何加速智力活動，這是一種思維習慣——思維能夠和未完成的過程一同運作。能動形式和相互作用只能作為這種未完成的狀態的動態標誌。這是如同國際象棋大師的思維，只要遊戲是理性的，就可以從「一步」想到「很多步」之後。

原載於微信公眾號：全球知識雷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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