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拉尼奧：我們的道德標準即革命，我們的美學即生存
也許你已經讀過《荒野偵探》，讀過《地球上最後的夜晚》、《遙遠的星辰》或者《護身符》，還沒有來得及讀或讀完《2666》，對於作者的詩歌創作尚不甚熟悉，但無論如何，只要你接觸過羅貝托・波拉尼奧（Roberto Bolaño）的作品，它們就已經從你所處的宇宙擴展出了謎一般的層層宇宙，甚至與你所處的宇宙共同構成一個別樣的宇宙整體。
與他留給我們的作品一樣，波拉尼奧的人生對於讀者，尤其是中文世界的讀者而言，也是謎團重重。今天是波拉尼奧逝世十七週年，讓我們嘗試粗略地勾勒這位在世紀之交為新世紀文學創作奠定分量的偉大小說家的人生軌跡，期許能夠得益於對作者生平的了解，來更確切、更豐滿地理解其作品。
波拉尼奧的長篇鉅著《2666》：
羅貝托・波拉尼奧1953年4月28日生於智利聖地亞哥。父親是一位卡車司機及職業拳擊手，母親則是小學教師，二人在兒子的童年關係美滿，後來則婚姻破裂。波拉尼奧在出生地時間很短便舉家搬遷到另一座城市：富庶的港口城市瓦爾帕萊索；接著又搬到了奎爾普的鄉間別墅，在那裡七歲的波拉尼奧有了第一匹馬，這段記憶曾被他在小說《地球上最後的夜晚》中喚起；再後來他們搬到維納和考克內斯，波拉尼奧記憶中那是酗酒者和唯靈論者聚居的地區。1968年波拉尼奧十五歲時一家人移居墨西哥，原因是母親陷於慢性哮喘病的折磨，每到墨西哥治療便有好轉，回家又復發，父親最後決定乾脆搬到那裡居住。而數年後夫妻也在那裡離婚，波拉尼奧跟著父親，母親和女兒（波拉尼奧的妹妹）移居西班牙。
在墨西哥城又搬了兩次地點，最終少年波拉尼奧開始了他在瓜達盧佩・特佩亞克的勞工階層社區的生活。直到十八、九歲，波拉尼奧都是典型的宅男，懼怕公共空間而總願留在家裡。他在家裡的全部時間都花在吸煙、閱讀和寫作上，只是偶爾於臥室和洗漱室之間穿梭。當時他閱讀甚至反復閱讀的作家包括卡夫卡、艾略特、普魯斯特、喬伊斯、博爾赫斯、馬奎斯、奧克塔維奧・帕斯（Octavio Paz）、胡利奧・科塔薩爾（Julio Cortázar）。他也是一個憤怒的青少年，不過喜歡喝的飲料是奶茶或芭樂奶昔。波拉尼奧在1968年抵達墨西哥時，剛好碰上政府血腥鎮壓學生運動，數十或數百學生被殺，隨後奧林匹克運動會如期舉辦。對此刻的波拉尼奧來說，奧運火炬與學運鮮血、大城市的繁華及其陰暗面都同時向他的生活範圍逼近。
那個時候的墨西哥社會可謂階級壁壘森嚴。波拉尼奧則逐漸成為一個在其他文友眼中的異類：他竟會穿著熨過的衣服，留著長髮，而別人都不過是邋裡邋遢、踢著塑膠拖鞋而已。波拉尼奧的這種做派源自家庭的上流意願和子女教育，這使他兼具絕不妥協的叛逆精神與即將步入社會正軌的學生哥氣質。很長一段時間，波拉尼奧都完全要仰仗父親工資來養育，他如同一個被寵壞的孩子，既依賴父輩同時又不受社會習俗約束。當他在歐洲給父親來電，索要一筆父親遺產的預付款時，把父親惹惱了，從此耿耿於懷，兩人斷絕來往接近二十年。儘管父親操持的家庭並不富裕卻同樣要求兒子遵循最起碼的道德準則，哪怕在社會規範上要求則更為寬鬆。這樣的家庭鼓勵波拉尼奧早早地開始探尋自己的人生目標。
簡單，誠實，忠於信念，在生活中富含幽默感，這便是從那個家庭長大成人的波拉尼奧。他把文學創作視為自己的終生目標，很快就顯示出這方面的過人天賦。在1976年，二十三歲的波拉尼奧就出版了第一部詩集《Reinventar el amor（重新發明愛）》，儘管他的首個出版人，一位流亡墨西哥的西班牙前共和黨人、專門發掘新詩人和支持地下詩人的胡安・雷哈諾（Juan Rejano），只為這本詩集刊印了225冊並幾乎一本也賣不掉，作者向他索要了一些派發給別人，而當時年輕、貧窮的讀者更習慣於偷書。詩人與出版人的完美合作因後者也出版一些帕斯主義詩歌而稍稍受損。另一方面，波拉尼奧積極投身社會運動。他再次回到智利支持社會主義運動，並在1973年皮諾切特右翼軍事政變中遭到逮捕，更險些被殺害，有幸逃回墨西哥。隨後他便和同伴，其中尤為矚目的是另一位智利詩人馬里奧・聖地亞哥（Mario Santiago），在墨西哥推動了「現實以下主義」（Infrarealism）文學運動。這些同伴後來或多或少都被波拉尼奧轉化為《荒野偵探》的人物。
波拉尼奧自學成才，非池中之物，總帶著一種讓人覺得他無所不知的高傲姿態，愛憎分明，對文學和思想上的平庸、剽竊與沉默充滿了蔑視，一生無視物質財富，而緊緊盯著非凡的、必須完成的創造事業。自1975年開始醞釀，在1976年，這場後來聲名狼藉的文學運動的發源地是一位智利詩人兼波拉尼奧好友布魯諾・蒙塔內（Bruno Montané）的家。
作為領袖，二十幾歲的波拉尼奧抽著煙，煞有介事地坐在桌前，說著聽眾未必明白的話，周圍聚集了不少人。當晚，大家就認定，現實以下主義運動開始了。他們反對體制的威權，採取遊擊策略，以行動打斷行禮如儀的詩歌朗誦會，然後逃走、躲藏。波拉尼奧後來回憶時，把這場文學運動描繪成一次沒有連貫理論論述、不與任何派系結盟、只想惹惱所有人的作為。總之，在墨西哥遭人徹底排斥及無比痛恨的就是這些現實以下主義者。多年後，他對於那時自己的作品持完全否定的態度，認定運動中只有一位傑出詩人，就是馬里奧・聖地亞哥，自己不過是煽動者。
在1977年，波拉尼奧離開墨西哥前往西班牙便一去不返，同樣離開的還有馬里奧・聖地亞哥，文學運動到了這一年也已趨於崩解。波拉尼奧從歐洲給他的首個出版人寫的信中表達了堅持寫作的決心。而以這次「放逐」為契機，前往歐洲為波拉尼奧提供了完全不同的視角來重新審視自己的作品。儘管「現實以下主義」時期的作品不再被波拉尼奧提及，然而這段文學運動的經歷，特別是青年詩人社群的種種形象，卻成為其小說創作的源泉。也有人認為，這場運動中「倫理標準先於美學標準」的立場（運動並沒有提出具體美學理論），其實始終為波拉尼奧所採納，成為他的小說創作的基調。
抵達歐洲之後，他還遊歷過法國和北非。他在西班牙維繫生計時找到的工作包括洗碗、維護露營地、旅館服務和垃圾收集。1981年，波拉尼奧終於在西班牙海濱小鎮布拉內斯定居、結婚，生育兩個孩子。這段時期，他一直在營生之餘持續寫作，默默無聞。四十歲時，波拉尼奧做出重要決定，改為專注寫作小說，其原因是繼續寫作收入微薄的詩歌已經無法保障家庭未來的經濟狀況。直到1996年之後，波拉尼奧的名字才逐漸為出版市場所認識。2003年7月15日，五十歲的波拉尼奧肝臟功能損壞，未獲器官移植而在巴賽隆拿去世。儘管病人經過了一個身體每況愈下的階段，但朋友們對他的突然離世仍深感意外。而鴻篇巨著《2666》的作者版稅便是他有意留給家人的遺產。
在朋友的記憶中，波拉尼奧就如同一個悶聲賺便宜的傢伙：他總是隨身帶著筆記簿，當朋友談及一些逸聞趣事的時候，他便默不作聲地將其記錄簿中，將來有朝一日這些素材很可能就出現在他的小說裡邊。例如某次有位朋友提及自己參觀法西斯畫家畫展的經歷，後來波拉尼奧便將這個素材轉化為《遙遠的星辰》的重要場景。自早期創作開始，他就習慣於把身邊的人和事寫進小說。例如《護身符》中在學生遭血腥鎮壓的環境下困於廁所的女主人公的原型就是他母親的女友，而短篇小說〈地球上最後的夜晚〉則基於他與父親在一九八〇年代開車遊歷墨西哥南部的事情而寫就。
由此可見，這位小說家形成了獨特的創作方式，總是把自己人生中的親身經歷、所獲訊息以某種轉化過的面貌，吸納到了由他所開拓的別樣宇宙當中。接觸過他的小說的讀者們，或許已經能夠隨手從上文粗略勾勒的波拉尼奧的生平中，篩選、鉤沉出種種小說意象的來源和故事情節的線索。然而，對於波拉尼奧來說，經驗與虛構之間的分別興許不那麼重要。對於這位將藝術創造事業視為人生根本目標的小說家而言，人生與小說已經是同一回事。也許正如他在青年時期為文學運動所撰寫的〈現實以下主義宣言〉所宣稱：「Our ethic is the Revolution, our aesthetic is Life: one-and-the-same」。我們的道德標準即革命，我們的美學即生存：兩者無非是同一件事。將二者清楚劃分的話，便註定要陷入墮落的日常生活當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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