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動力來自何方
如果評選人類最偉大的創造之一，很多人會想到車輪火藥這些流傳千百年的科技，也有人會想到電腦，基因工程這些時髦的詞兒，也許少部分人還會想起沃爾瑪，通用電氣，英特爾這些大公司。然而，很少有人想起城市，忘記了所有人類文明史，工業，科技，文化藝術等等代表著人類文明發展的元素，都是在城市當中完成的。甚至，很少有人想起，城市竟然是一個徹徹底底的人造物。生活在城市裡的人類，早就把日夜呼吸，用腳丈量的城市當成自然的一部分。
無數人反對城市生活，嚮往著田園牧歌的生活，然而，城市卻一天天龐大，街道上的人一天天增多。作家們抨擊城市生活的詩歌散文，卻是在城市的印刷廠中排版印刷，在城市恢弘的書城當中出售。《瓦爾登湖》（又譯湖濱散記）通篇都是田園生活的美好，梭羅文筆優美，無數人想夾著這本書沖出城市，回歸到一個自然呼吸，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舒坦的生活中去。但是他們大都忘記了，這些他們奉為圭臬的經典著作，都是在城市中印製和出售的。這不能不說是一種徹底的諷刺。
城市，是一個讓很多人欣喜，又讓很多人厭惡的地方。但不管欣喜還是厭惡，更為重要的是去思考城市為何而生，因何延續，又為何衰落。一座城市的生命力可以很長，幾十代人的出生死亡在城市看來只不過一瞬而已。但城市興起和衰落又可以那麼快速，也許不到一代人，繁榮至極的城市一下子就奄奄一息，房屋破舊、人口凋零，例如底特律。城市的發展規律是什麼，什麼力量在推動城市的擴張衰亡？
探究城市的發展規律，首先得把城市剝離開來，現代的城市和古代城市看起來截然不同，一個高樓大廈鱗次櫛比，區域公路機場連成一片，而另一個卻有著厚實笨重的城牆，僅供馬匹並行的道路，周圍都是荒野。然而，將摩天大樓剝離掉，將城牆除去，看到的本質卻是相同的——城市中來往的人。人創造了城市這個龐大的怪獸，然後又在這個怪獸中不斷進行著細小的改造。無論是古代還是現代，一座城市的規模，衡量標準從來不是占地多少，建築多高，而是人口的多寡。擁擠的人口，是城市繁榮的最重要的標誌。這是因為人可以流動，人可以在城市中不斷進行選擇。除去行政制度下對城市的封鎖，例如戶籍制度強行限制了人的流動之外，古今城市，人的集聚無一例外的推動了城市的發展。
「城」與「市」
那麼，為什麼人要向城市集聚呢？這得從城市的字面意思說起，城市可以拆成兩部分，城和市。城更多的是一種安全保障，厚實的城牆，軍事的護衛，這是抵禦外來城市或者非城市蠻族對城市的破壞。市則更多的是市場，進行商業經濟活動的地方。大量的人口，密集的交易活動。城和市並不一定統一，中國古代有很多城池，但不一定是城市，這是因為很多城池只有一個功能，軍事護衛。而美索不達米亞平原和埃及出現的城，最早也是祭司和法老權威的體現，並沒有市的內涵。
在古代世界，單純為了商業而設計的都市遠遜於為了征服而建造的軍事性城市。科特金（Koel Kotkin）在《全球城市史》（The City: A Global History）當中指出，迦太基人建立的龐大商業城市體系，以城邦的體制來組建行政機構，最終卻在羅馬這個宏偉大帝國的軍事城市面前衰落[1]。進入近代史之前漫長歲月中，市只是城的一個附帶物，美索不達米亞平原出現的早期的城市中，市場已經出現了其雛形，神廟起到的是「購物中心」的作用，為各種各樣的貨物提供了一個開放的交易場所，神廟甚至還擁有自己的工廠來加工衣物和器皿[2]。當商人和手工業者已經積累了可觀的財富之時，權利仍然集中在祭司、軍隊和官僚手中，商人往往只能簡單的作為中間人，為國家或者祭司階層的貿易牽線搭橋[3]。而中國的城市也正如此，例如宋之前中國古代城池設計當中，官衙和宮殿位於城池和都市的中心，市往往被安放在一個狹小、較為偏遠、跟中心有一定距離的地方[4]。而另外一個側面驗證是，中國的城市商人不斷的利用財富使其子女或者自身進入貴族及官宦階層尋找途徑攀越森嚴的等級制度。足見商業活動在當時受到的壓制[5]。
然而，對安全的保護以及宗教、皇權統治可以興起一座城市，但是城市能夠繁榮和長久存在，卻取決於這些被壓抑的經濟活動。戰亂時期，安全強大的城池可能會聚集大量人口。而一旦到了和平時期，商業活動便取而代之成為吸引人口的最主要因素。西元1200年，廣州的人口超過20萬，位列世界第四或者第五大城市。廣州對外貿易遠及近東、印度和東南亞，而宋朝首都開封，由於經濟活動在歷史上首次分散到城市街坊之中而不是集中於偏遠的「市」，以及對商業的傳統限制例如「宵禁」的放開，商業活動蓬勃發展。皇城以外的道路「密如魚鱗」，同林立的店鋪、酒肆和妓院相連接，兩三層高的商業建築出現。
而在近現代，隨著主權國家出現和不斷強大，西方民族國家（nation）取代零散的領地，城的護衛作用繼續被不斷淡化。但這並不意味著城市本身不需要安全保障，而是城的安全保障轉移並由更寬廣的國家來承擔。在安全保障的情況下，市的作用開始變得更為強大。例如近代倫敦的崛起，依靠的是將偉大的首都城市的優勢與荷蘭和義大利城邦的商業才幹相結合的能力。從西元14世紀起，倫敦已經吸引了英國國內更廣大的年輕且有抱負的各個階層的人口湧入從事經濟活動。
集聚經濟
空間經濟學中對集聚經濟有著諸多定義。甚至有著大量的模型來描述這個過程，從一百多年前的杜能圈（Thunen circle）、中心地理論（central place theory），幾十年前艾倫的動力學模型，到近些年克魯曼（Paul Robin Krugman）所類比的跑道經濟模型（racetrack economy），都在試圖回答，為什麼城市中經濟密度會迅速上升，這種集聚的過程是如何發生，如何演進的？直到今天，這些模型的細節仍是繁瑣複雜的，存在諸多爭議的。正如大部分人都同意市場經濟是在互動交易當中形成的，體現著分工合作。但幾乎無人能用一個模型或者一種理論將歷史上市場機制產生、膨脹發展的過程細節描述的一清二楚。
對於深入城市內部發展機理也是如此，關於集聚經濟的事實浩如煙海，說清兩者邏輯已屬不易，對細節的糾纏不是本文所關注的。回看當前全球化時代下的城市，視角比古近代的城市更為清晰。這是因為，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使得主權國家成為了一個虛稱。雖然統計局年鑒仍然以國別進行經濟統計。但資金流、資訊流，已經實實在在的跨越國界，在全球經濟地圖上展開。真正發生經濟活動的主體，是國家內部的一個個企業，但是企業所處的空間位置，必然在城市當中，企業不會處於非城市地區。所以從經濟活動上來看，自由流動的人流、資金流、資訊流，實質上是在一張世界城市的節點網上展開的。世界銀行發展報告《重塑世界經濟地理》指出要用3D（Density, Distance,Division，即密度、距離、分割）的視角看經濟發展在空間上的表現。而城市，則是最好的研究視角。在世界經濟網路中所處的區位，與資訊中心和金融中心的時間距離，決定了一座城市所能獲取資訊資金的便利和豐盈程度。而城市的經濟密度，則決定著其能提供的就業機會、商機和對外界的吸引力。和城市經濟密度，深刻的影響著一座城市的發展。而分割，往往產生與國與國之間的政治界限或者排斥性的對外經濟貿易政策，例如關稅、反傾銷等行為，國界事實上成為了束縛貿易和市場化發展的主要力量。而城市之間行政邊界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阻礙作用，以行政意志主導的地區產業結構設計以及不恰當的行政干預、優惠政策往往很少考慮城市先天資源稟賦和比較優勢，以及區域內已有的分工格局，導致城市之間惡性競爭，區域資源無法最優化投入到生產當中。
對比農村或者說非城市化地區，首先在物理距離上距離資訊和金融中心較遠，由於現代交通的缺乏，時間距離上相較的距離更遠。其次，在經濟密度上處於劣勢，農村以單純依靠自然資源，自給自足封閉式經濟模式滿足所有生活需求的方式為主，無法形成高密度的經濟集聚帶來相應的技術和金錢外部性。最後，在分割方面，政治的影響更為深遠，行政管理體制無法與城市相比。
隨著城市參與全球分工的逐漸深化，單個城市為主的分工協作方式已經不能較好適應全球經濟生產競爭了，以大都市區或者城市圈為主，核心城市與周圍城市組團競爭的模式。值得注意的是，大都市圈的形成並不意味著整個圈內經濟密度的平均化。而是核心城市的集聚作用再一次強化、經濟密度再次增加。這種集聚力量加強在空間上的表現並不是孤立的點，而是大範圍的輻射，將整個可及的區域納入為自身的腹地。中心城市像黑洞一樣吸收著周圍地區所擁有的物質資源和勞動力，並且向其源源不斷的輸出產品，提高自身的經濟產出密度。
城市化的生活
城市化的生活是除經濟之外城市向外擴張的一大動力，這也是科特金所強調的城市三大屬性——神聖性的一部分。事實上，進入城市除了意味著地理上簡單的分離、經濟位置不同之外，也是整個社會關係的重新構造。古代的中國城市在以農業為本的文明框架中展開，持久受到農業的影響，規劃非常精緻的城市周圍往往是擁擠的農村，除了城牆和官員之外，兩者沒有本質的不同。這些城市儘管規模宏大，但是只是形成了更大的農業環境的品質密集版。此外，更為重要的是，中國城市沒對周邊偏遠地區產生輻射和影響，農業地區的需求可以在鄉村得到滿足，基本不需要城市提供產品，大多數的產品也主要是為了本地的消費。城市化生活方式向外滲透在當時是很難實現的，也並沒有太強的吸引力。
現代的工業化城市也可能在城市化生活上存在很大的缺陷。科特金在論及蘇維埃時期留下的城市時指出，蘇維埃城市政策確實在數量上將一個以農村為主的國家完全轉變成為了大部分是城市居民的國家，1939~1959年，蘇聯的城市人口增加了3000萬，而農村人口減少2000萬。到1960年，50%的蘇聯公民是城市居民。莫斯科地鐵和新的電氣化系統也建立了起來。然而，蘇聯一直到解體，也沒有能夠產生一套城市生活標準。生活在蘇聯城市中的人們無法區分城市生活與農村生活有什麼本質上的不同。工業城市往往缺乏自身內在的文化品位。大型工礦用地，繁忙的火車站或者碼頭組成了整個城市的景象，連城市的天際線也極為相似。城市裡是面積更小的住房，也基本沒有商業活動，由於政治的原因，集體的社會活動很少。而城市化的生活，則是城市當中的居民身處城市的經濟網路之中，脫離農村以血緣宗族為核心的人際關係網路，通過職業、經濟文化活動來重新獲得自己的社會關係。在農村當中也無法想像大規模金融活動的開展，更無法想像文化教育活動的開展。如果狹隘地把城市定義為一個居住的地點，這只能說，居住的只是在城市中的農村人。
從美國和西歐國家其百餘年的城市化歷程可以發現，城市化實質上是一個城市的生活方式逐漸的滲透到城市週邊，郊區中的居民進行經濟活動的方式，社會活動和人際交往，基本上是依照相似的方式進行的。這從美國人口普查局和學術界對郊區的定義可以看出，在美國，郊區指處於大都市區範圍內又位於中心城市行政界限之外的，具有某些獨立人口、社會和經濟特徵，在經濟和文化上對中心城市有很大以來關係，而在政治上獨立於中心城市的城市化和半城市化的居民社區。郊區是一個與中心城市相對應的概念。在美國，人口達到2500人即達到城市（urban）的標準，因此郊區可能擁有城市（city）的法人資格，但僅僅只是因為相對於中心城市才成為郊區（sub to the city），被稱之為郊區的城市（suburban city）。
換句話說，城市的經濟特徵和生活方式，並不是只有中心城市所擁有的，已經深刻的影響到了郊區。城市化是沿著「城市化——郊區化——郊區城市化——新的郊區化」的迴圈不斷前進的，牢固不可逆。即使中心城區因為城市病等問題衰落，其遷出的居民仍然會遵照城市生活標準繼續生活，不同的只是居住地而已。而相比中國，之前大規模的城市化過程，只是簡單的把土地的屬性進行了轉變，入城的市民轉換了戶籍身份而已。城市生活標準，並沒有真正向著這些居民滲透。而更為嚴重的是，行政力量主導下，一大批新城湧現，除了產業園區和大批量入住率極低的居民樓之外，空蕩無人，例如鄂爾多斯（內蒙古的一個城市）。這些城市本來就是違背市場經濟規律出現的，更別提自身建立一套與外界不同的生活標準了。
（本文轉載自知乎，作者為cly；原文鏈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