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到世界盡頭》：我與自己無法修補的距離

阿圖塞的結論只是從一個幻象轉至另一個幻象的結果。最終，根據阿圖塞的思路，我們極其量只有精神病發的結局：由於沒有了脫離任何機制的先決條件，當意識形態主體打破了絕對等同的自我鏡像後，我們就只得世界分崩離析的恐怖時刻。這不就是阿圖塞本人的終局嗎（他最後精神病發，繼而發生可怕的殺妻事件）？

對阿圖塞意識形態召喚理論的批判

（一）

《愛到世界盡頭》（Juste la fin du monde）一開始，主人翁Louis孤身一人坐在晚間航機的某個角落。然後，他的內心獨白滲透入聽眾耳內，聽起來帶點孤寂、落魄，又帶著一絲莫名的堅定，就像死囚行刑前的遺言：經過十二年多的離家浪蕩，這位天才劇作家Louis打算衝破長久的隔膜，回老家跟家人聚首。Louis的目的不是別的，只想留下一個完美的句號：「成為家人想見到的模樣。」

然而，迎接Louis的不是肥皂劇式的溫情，而是一波又一波的傷害。從家門打開的一瞬間，Louis就被攻擊得體無完膚。所指的不是肉體上的損害，而是家人過份友善、客套的盛裝：老媽那雙濃厚的藍色眼影、妹妹故作成熟的連衣裙，還有言語間的客套。種種一切，連大哥的冷嘲熱諷也被比下去。由此，觀眾得到一個清𥇦的意念：Louis和這班人曾經是一家，現在卻淪為陌路。

更令人痛心的是，姪子的姓名——大哥Antoine的兒子也是叫Louis，在主人翁眼前的陌路人暗示，因為這個剛出世不久的小生命比主人翁更適合當Louis。看來經過十二年的歲月，Louis不僅失去了一班家人，還失去了作為Louis的資格。家族所賦予的，並非一個姓名那般單純，還有家人對你期望，你必須要達成的任務。由於Louis是一位同性戀者，所以在這個家庭裡，他不再有當Louis的資格，傳宗接代的重任被交給了小Louis。就好像真正的Louis才剛出世，十二年前離家遠去的人不過是偷去Louis此名的盜賊，現在終於物歸原主了。總言之，Louis被家人狠狠地排除出去，也就是從原來的身份符號網絡中痛失位置了。然而，我們的主人翁沒有精神崩潰，理由很簡單，每個人都是自己的復製品，我們總是跟自己有一段無法修補的距離。也就是說，每個人都努力地按照自己的模樣，扮演著自己，包括Louis亦然。這裡涉及的是身份符號的問題。

（二）

也許我們要提起另一位Louis——這裡涉及阿圖塞（Louis Althusser）與拉岡（Jacques Lacan）的理論之別，根據那篇久負盛名的《意識形態與意識形態國家機器》，阿圖塞提出了意識形態主體召喚理論，他運用警察的比喻，生動地描述主體的召喚過程：本來你在街上遊蕩，忽然間，有一位警察從你身後叫出一聲，那是跟你最親切的文字，也就是你自出生之日起就背負的名字。比方說，你的名字就是「路易斯」，當你一聽見這個名字，你就被召喚成一位承擔起社會網絡意義的主體：你就是路易斯——出生於一九九四年十二月的第二個夜晚、老木匠雅各和農家女偷偷生下來的兒子、路易斯這名字是取自皇族、第33旅童軍的副隊長、某某大學的學生會成員、某啦啦隊性感女成員的男友等等——這個人就是你。你就跟這個被稱為路易斯的客體，還有它承擔的一切意義無縫地接合一起。問題在於，阿圖塞忽略了作為能思的主體與作為被思考的主體之間不可分割的裂縫。

拉岡曾說：「我思，故我不在；故我在我不思之處。」，這句顛覆了笛卡兒經典金句（我思我在）的話，很好地說明了我思（作為能思的主體）跟我在（作為被思考的主體）之間存在的可怕鴻溝：我們永遠只能反思上一刻的自己，下一刻的自己要先被延後成上一刻的自己——將自己對象化——才能被思及，故此我思與我在之間有著裂縫。

這道裂縫至關重要，它與作為能思的主體之微妙關係，以另一個模樣出現於黑格爾《邏輯學》的〈本質論〉中：黑格爾談論反思時提到的「本質的反思運動」，乃是一種「從無到無並從而回到自己本身的運動」。儘管〈本質論〉中映象到反思的過渡和〈存在論〉裡無到有的過渡，從表面來看有著相似的程序：它們的內容有所不同，但都是同一種辯證過程的產物。然而，細看之下，我們便可發現一個重大的分別。我們不妨——參考海德格在〈黑格爾與古希臘人〉中獻出的灼見——把〈存在論〉視為古希臘哲學的發展邏輯，它包括了樸素的辯證法元素，但遠不如〈本質論〉那樣成熟；〈本質論〉則是自笛卡兒哲學至德國觀念論以來的邏輯發展，將〈存在論〉埋藏的辯證種子予以發酵。重點在於，〈本質論〉的映象並沒有像〈存在論〉的「無」一般，立即過渡到它的對立面「有」，否則我們只會陷入前現代的古希臘存在論，跟自然混成一體。〈本質論〉裡的反思（的主體）誕生自從無到無的運動，這也是〈本質論〉沒有倒退到〈存在論〉的關鍵原因。

我們要注意的是，所謂「從無到無」，絕非毫無意義的同義反覆，而是一個反思程序的兩個步驟，它包含了兩次的否定：1.  主體否定一切規定性，得出了空無 2. 主體必須先認同於此一空無本身，繼而再否定它，那麼我們就得到「作為否定的否定」，而非斯賓諾沙式的「作為肯定的否定」（否定即肯定），因為這是一個指向否定性內容的否定，也就是一個純粹的否定。然後，情況就正如黑格爾說的「否定只是作為自己與自己相關的否定時，才具有一個有」，此時主體更可墮落至〈存在論〉的世界：化成明確的存有內容 。結果，恰如黑格爾提出的結論：「直接性就是［從無到無的］運動本身」，這句話須加以辯證的思考，所謂的「直接性」不再是〈存在論〉那種從無到有過渡的直接性；作為能思的主體和作為被思考的主體之間的接合，必須經過上述的雙重否定步驟才能完成，故此，所謂的「直接性」已經變成複雜的邏輯程序：真正的反思性主體就是從無到無這一運動本身。也就是說，〈存在論〉中從無到有的過渡和〈本質論〉中從映象到反思的過渡之間的最大差別，就是多了這個「作為否定的否定」——反思性主體本身。

換句話說，〈存在論〉和〈本質論〉不只可視為歷時結構，即概念從「有」開始不斷擴大伸展的邏輯發展過程，更可視為共時結構，一邊是古希臘哲學式的存在論結構，另一邊是添置了否定性主體的現代化本體論，最後〈概念論〉就是描述前兩部書的概念運動的更抽象版本。當然，我們可以在拉岡的精神分析理論中，找到跟二重否定步驟相應的概念：母親的慾望與父之名。毋寧說，拉岡是用現代家庭倫理的敘事形式，為黑格爾編寫故事的後續發展。在此，我們認同的是——追隨齊澤克的理論策略——作為黑格爾主義者的拉岡：我們都知道母親的慾望是一種欠缺（Lack），欠缺並非明確的無，而是一道裂縫，它遠非無內容（無內容也是一種內容），而是一個模糊不定的空位，嬰兒必須儘快通過第三方——父之名——的介入才能擺脫困境。也就是說，她／他要將母親的欠缺擠進正常的語言秩序，把欠缺命名為一個明確的無（一個沒有內容的內容），繼而再填入其他具體的內容，母親的慾望之謎團才能解開。此一意識到欠缺本身，然後把欠缺擠進正常語言秩序的運動過程，就是主軆性乍現的時刻——它是嚴格意義上之自由的主體——它創造出自己的存在，成為了自己得以存在的第一因。

（四）

最後，作為本文的結論，我們要提出一條康德式的問題：阿圖塞的願景——從意識形態敘事結構中脫離，成為科學話語的主體——是如何可能？答案是顯然易見，幾乎是不可能的。首先，由於阿圖塞沒有保留裂縫的存在，甚至刻意地將之漠視，所以意識形態機器的主體（運作齒輪）壓根沒有脫序的可能。從阿圖塞的字裡行間，不論是有意或無意，我們看見作者本人忽略的理論困境，他認為主體理應歸為意識形態的一邊：即通過認同和隨即的行動機制，掩蓋實際生產關係的意識形態機器得以運作，繼而把既有的生產關係不停地再生產；而非意識形態的科學話語——忠於阿圖塞的原文——是無主體的。

換言之，為了打敗強硬對手沙特的存在主義理論，他輕率地將我思和我在一併打入幻象維度，然而，卻忽略了——正如我們已經提出的——黑格爾所指的反思性主體。這無怪乎是一種務求與當前的存在論完全脫離的絕望進路，故此，我們可粗糙地將阿圖塞的取態視為一種泛涅槃主義：像僧人一樣追求一種對現世完全顛倒的彼岸境界。但基於他無視我思與我在之間的裂縫，也就是主體得以脫離甚至認同其他機制的前提，在阿圖塞的理論困局底下，根本沒有人可以逃離可怕的意識形態機器，結果只能以悲劇收場。就此，基於這種不能脫離現狀的絕望情況，難道他所構想的非意識形態狀態不也是一種意識型態幻覺嗎？這是對自己的理論困局附加的一個加倍（Doubling）的設備——一個設置為非意識形態的意識形態幻覺，讓他的整個理論看似相當順暢地產生出來。

我們再系統一點闡釋這個難題，根據阿圖塞設想的世界觀，可粗略地分為三層次：1. 作為支撐意識形態機器的主體 2. 第1點的另一面：不斷被再生產出來的意識形態機器 3. 非意識形態的科學境界。然而，所謂的第3層境界，即第2層面的顛倒物，難道不是一個現世的重影嗎？換言之，第2和第3層次不過是同一個層次的東西，這一顛倒的重影幫助意識形態機器無止境地運作下去。故此，一切都是二元維度底下的重疊鏡像，就像兩塊對照的鏡面產生的幻影，並一直無限延伸出去（澄清一點，這裡的鏡像只是文學修辭，跟拉岡的鏡像理論無關。後者的原則就是Ego-Ideal和Ideal-ego）。換言之，阿圖塞的結論只是從一個幻象轉至另一個幻象的結果。最終，根據阿圖塞的思路，我們極其量只有精神病發的結局：由於沒有脫離任何機制的先決條件，當意識形態主體打破了絕對等同的自我鏡像後，我們就只剩下世界分崩離析的恐怖時刻。這不就是阿圖塞本人的終局嗎（他最後精神病發，繼而發生可怕的殺妻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