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國的理念:重新崛起還是百廢待興?

撰文:吳冠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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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日子,無意間在圖書館書架上發現這本日文譯著 ─《小国家の理念:歴史的省察》( 原文書標Werner Kaegi: Historische Meditationen)─ 是中央公論社於 1979 年1月發行出版,重新選譯了專治文藝復興的瑞士文化史學家 Werner Kaegi(1901-1979)的《歷史的諸省察》(Historische Meditationen)。

 

《歷史的諸省察》分有兩冊,收錄了 Werner Kaegi 歷經歐陸二戰前後的史論散篇,是由 Fretz & Wasmuth 出版社於瑞士蘇黎世出版:第一冊是在1942年,第二冊則是在四年後(1946年)出版;目前兩冊已絕版,幾近失迭,但或許在古書店還找得著。目前流通的《歷史的諸省察》是於 1994 年由瑞士史學家 René Teuteberg 博士(1914-2006)編輯、Schwabe 出版社於巴塞爾出版,則收錄 Werner Kaegi 於 1947-1969年間的史論散篇。Schwabe也是出版 Werner Kaegi 重要著作《Jacob Burckhardt傳》(Jacob Burckhardt: Eine Biographie)的出版社。

 

日譯本《小国家の理念》除了整理《歷史的諸省察》兩冊外,也收錄 Werner Kaegi 其他的論文。至於為何日譯本採用了《小国家の理念》為主書名?亦專攻西洋近代史,曾經選譯過 Werner Kaegi 其他著作如《世界年代記中世以来の歴史記述の基本形態》(1990年)、《ブルクハルトとヨーロッパ像》(1990年)等的譯者坂井直芳(1909-?)則在跋中解釋來由:壯年的Werner Kaegi 歷經了二戰前中後的危機時期,有了歷史思考上的里程碑、對人文主義的史紀;對他而言,最感觸深刻的是,傳統上小國的命運之課題。對於 Werner Kaegi 來說,也如同 Jacob Burckhardt 與 Johan Huizinga 一樣,小國與其說是政治地緣上的概念,更應該說是文化的理念。[...] 小國、城市、共和般的自由,在文化的土壤中得以保有真正的自由,形成有文化底蘊,而不只是政治上的民族;進而小國的理念在精神上的實存,得以建構出歐陸文化的倫理。[1]

德文原書 Werner Kaegi: Historische Meditationen(資料圖片)

小國之理念作為史學思想體系的中心

 

在《小国家の理念》序中,Werner Kaegi 也肯認了「小國」(Kleinstaat)在其史學思想體系之地位:小國的理念一直是心之所繫的,也是就歷史的省察中最強烈的驅使動機;1933 至 1945 年間,歐陸的小國國民受到嚴重的威脅。當時任教於巴塞爾的他,試著從這些切身感受的課題著眼,在課堂上傳達出去這些小國的理念,希望能夠點亮過去及未來。 [2] 歷襲戰火的摧殘,Werner Kaegi 一直思考家鄉瑞士在歐陸強權環伺的地緣政治下,何以生存的命運。於是乎,他從歐陸近代史開始省察,與同為瑞士同鄉的文化史學家展開思想對話。

人文主義視角下的小國思考

 

任教於瑞士巴塞爾的Werner Kaegi,專治文藝復興的文化史及概念史。在一些史料上,會有將他跟瑞士同鄉的法學家 Werner Kägi (1909-2005)混淆的問題,在檢索也必須注意釐清。Werner Kaegi 的學術貢獻則為巴塞爾同鄉、同樣專治文藝復興藝術文化史的 Jacob Burckhardt(1818-1897)撰寫傳記《Jacob Burckhardt傳》,共陸續出版了七冊。他也翻譯了同樣專治文藝復興的荷蘭萊登文化藝術史學家Johan Huizinga (1872-1945) 的著作為德文,將 Johan Huizinga 的研究引入德語圈。同專治文藝復興史、且崇尚人文主義的 Johan Huizinga 以及 Werner Kaegi,傳襲且奠定了 Jacob Burckhardt 在文藝復興史研究上的地位,也藉由人文主義的反思,來連結起瑞士與荷蘭(Johan Huizinga 亦專治人文主義者 Erasmus von Rotterdam,1466-1536),並且使得史學研究上有「巴塞爾向度」(Baslerische Dimension)[3]。曾任萊登大學校長的Johan Huizinga 也因其人文主義立場而公開反對納粹的極權主義及反猶傾向,但這使得他也面臨納粹針對學術圈的整肅迫害。這三位同樣專治文藝復興的史學家藉由歐陸「文化危機」(Kulturkrise) 到文藝復興,來反思他們所身處當下的「當今危機」(Heutige Krise) 歷史處境、以及未來可能的解決出路。

 

Jacob Burckhardt 在其《世界史的考察》(Weltgeschichte Betrachtungen)(1905)是這麼寫的:[4]

 

小國的存在,是如世界的一斑,而此其歸屬國家的公民在完全意義上達到可能最大分佈為目的 [...] 在強國的強權優勢下,小國唯有實在的自由才能自強自立;每種專制的沉淪都正使得自身背離其根基,僅管自身圍繞著雜音,也從根爛起。

 

出身自瑞士巴塞爾的 Jacob Burckhardt,見證的是歐陸地圖的重新洗牌:法國大革命、民族國家的興起、強人拿破崙的崛起及擴張、到維也納會議對歐陸秩序的重新定調。同時,大國的強權政治也正傾軋著周邊的小國——瑞士、列支敦士登、荷蘭、比利時、盧森堡、波蘭等等——隨時都可能遭到覆滅而在歐陸地圖上被抹去;就 Jacob Burckhardt 的史家觀點,對於歷史現實的發展實在感到悲觀,但又對於某種未來的可能感到一絲希望:於是乎,他回歸到文藝復興史的考察,就像文藝復興的人文主義者是如何去看待希臘城邦的理想國度,進而面對當時的文化危機:小國的存在,對內是種公民文化的展現,對外則是國際和平的穩固。

 

儘管如此,與 Jacob Burckhardt 相隔近一世紀的 Werner Kaegi,則面對的是極權主義的強國威脅;正當歐陸國際政治的遊戲規則重新洗牌時,他對小國的理念,也同樣依循著 Jacob Burckhardt 的史學思想體系。當讀到《歐陸思想中的小國》(Der Kleinstaat im europäischen Denken)、《在受脅迫的歐陸中思考:歷史與當代中的小國》(Der Kleinstaat in Geschichte und Gegenwart: Gedanken in einem bedrohten Europa)時,可知Werner Kaegi 對歷史發展的省察是:國家追求民族主義的興強,最終仍舊導致強權擴張,導致可怖的覆滅災難(Massenkatastrophe);這使得他在戰火中不斷思考小國的可能:一種人文主義的思考。Werner Kaegi 設想的是,受良好教育的公民社群(Bürgergemeinschaft)、直接民主與憲政法治的國家體系、邦聯制及公共領域的所能實現的社會正義等,作為小國興亡的根基;也就是說,正當國際政治所追求的是領土擴張、大國崛起,小國的理念正是回歸到城邦公民所建構出自主自治的公共領域,於此的反思不只是針對一國的內政,也呼應著國家作為世界公民的組成單位。當然,如此人文主義的小國思考,是與現實主義「強權就是道理」的權力政治 (Machtpolitik)所相捍格,但從 Werner Kaegi 等史家省察,強權政治就是不斷重蹈覆轍地踏上戰亂的歷史悲劇,才必須從小國去思考做為大國強權政治的解方(Auflösung) ——或許這樣的人文主義思考乍聽之下實在太過理想,但小國的理念可視為一種檢測:如小國的理念就此覆滅,對內則是民主法治的淪喪,公民社會的文化走向毀敗;對外則是平和盟約的國際秩序遭逢挑戰,走向人與人之間的完全對抗。也正因為如此,這些出身強權臨邊小國的史學家,不斷去論證小國的命運與理念。或許這樣從人文主義出發的小國思考,不斷藉古希臘城邦及文藝復興的政治文化思想,是漫長且艱辛的「The Lilliputian Dream」,但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穩健的公民文化及政治制度,一直才是小國在面對地緣強權夾縫的韌性所在。

附註:

 

[1]       Werner Kaegi: 小国家の理念:歴史的省察 (Über. 坂井直芳). Tokyo: 中央公論社 1979, S.477. (筆者不諳日文,感謝吾友YH協助譯導)。

[2]       EBD., S.3.

[3]       關於「巴塞爾向度」一說,請參照 H. R. Guggisberg: Burckhardt und Huizinga - Zwei Historiker in der Krise ihrer Zeit, in: Johan Huizinga 1872–1972, Berlin: Springer 1973.  關於 Werner Kaegi 等史家就小國的思考整理,請參照Dieter Langewiesche: Der europäische Kleinstaat im 19. Jahrhundert und die frühneuzeitliche Tradition des zusammengesetzten Staates, in:  Kleinstaaten. Verlag der Liechtensteinischen Akademischen Gesellschaft 2007, S. 95-117.

[4]       Jacob Burckhardt: Über das Studium der Geschichte, in: Weltgeschichtlichen Betrachtungen. München 1982, S.2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