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舉改制｜勿讓猜忌毀了「一國兩制」 香港需成另一個「香港」
「無語問蒼天」，是不少香港人當下的心情寫照。全國人大會議正在如火如荼審議「建立香港特色民主選舉制度」草案，以修改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產生辦法；與此同時，香港法院也在馬不停蹄審理47名因為去年參加「35+初選」而被控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罪名的泛民人士。
大家或會感慨，爭拗多年又停滯不前的政改進程，突然迎來重大變化，但昔日力爭普選的政治人物，可能再也沒法實踐從政理念；有人甚至會消極地斷言，中央收緊力度之猛，香港再也回不去從前。然而，如果「從前」本來就走歪了、走偏了，回去了又有什麼意義？倒不如放下猜忌，重新認識「一國兩制，港人治港」，實事求是推動社經改革，讓香港真正成為香港人安身立命之所！
改制勢在必行 安全系數極高
全國兩會上周四（3月4日）正式召開，翌日全國人大會議開幕，其中提請審議《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關於完善香港特別行政區選舉制度的決定（草案）》。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王晨介紹草案時，表明香港現行選舉機制存在明顯漏洞和缺陷，導致反中亂港勢力和本土激進份子有機可乘，不斷製造社會亂象、挑戰憲制權威、破壞法治秩序；因此，際此香港由亂到治的重大轉折，必須從國家層面修改香港特首和立法會的產生辦法，藉此貫徹並實現「愛國者治港」的原則和標準，方能切實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同時保持香港繁榮穩定。
據王晨所言，是次改革銳意形成一套符合香港實際情況，可謂「香港特色民主選舉制度」。當中將從「優化選舉委員會」的規模和產生着手，包括擴大選委會的均衡參與和廣泛代表、賦權選委會選舉產生更多立法會議員、賦權選委會直接參與提名全部立法會議員候選人等，並建立全流程的「資格審查機制」。王晨又指，中央為了顧及香港特區制度的連續性和穩定性，幾經研究和溝通過後，提出採取「決定加立法」的方式，由全國人大授權全國人大常委會修改香港《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而不涉及修改正文，再由香港特區進行本地修例。
至於具體方案，《香港01》連日引述消息報道，透露選委會將由1,200人增至1,500人，其中四大界別也會增至五個，並取消117個由區議員互選產生的選委議席，由人大、政協及青聯、婦聯等全國社團代表頂上；而立法會議席也會由70席增加至90席，目前流傳「234」和「333」兩種方案，前者直選席位減至20個，功能組別和選舉委員分別佔30和40個，後者則由三大界別各佔30個議席。
拷問從政初衷 為何走出不一樣的路途？
根據上述修改建議，選委的組成的確擴大了政治協商的範疇，而選委會人數和立法會議席的增加，也可理解為民主成份的增加。然而，這種強化選委會角色和職能的做法，可見中央治港的安全系數之高，也即中央對香港的種種和深深不信任，包括從政人選和參政表現，所以必須加大力度「撥亂反正」。不過，在不少香港人的認知習慣中，有關方案可能變成「矯枉過正」，甚至儼如「開民主倒車」，不但限制選民的自由選擇權利，且打壓泛民主派的政治空間和執政想像，大幅提升中央對立法機構乃至特首人選的直接控制，令「港人治港」變了模樣；再者，參照以往人大政協代表比較平庸的從政表現，也確實難以令人信服，當他們在更大程度上參與香港管治工作，就能為香港解難。
這番巨變發生的同時，47名曾揚言推進香港民主、帶領香港向好的泛民人士，正因去年參加打算透過否決《財政預算案》引發憲政危機以威脅特區政府回應「五大訴求」的「35+初選」，而被控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罪，連續四天接受香港法院提堂聆訊，期間有不少人感慨陳詞。曾任公民黨黨魁的大律師楊岳橋提到，五年前的3月2日，在立法會宣誓就任議員，想為香港人奮鬥，但五年後的3月1日，他卻要在法庭上為自己的自由奮鬥，而他也由昔日母親的驕傲，變成今日母親的擔憂；曾任公民黨副主席的飛機師譚文豪提及，自己出身寒微，全靠父親節衣縮食為他提供良好教育，而他之所以從政，就是想助貧苦基層擺脫生活困苦；曾任公民黨執委（政策倡議）的李予信也指自己原本是問題青年，後來修讀社會學，深入認識社會問題，開始熱愛社工工作，從政只為學以致用幫助市民⋯⋯理想很美好，那一句句自白，彷彿是對從政初衷的自我拷問，但無奈的是，他們都走出了不一樣的從政之路。
大家或會感慨，停滯不前的政改進程突然迎來重大變化，但昔日力爭普選的政治人物，可能再也沒法實踐從政理念；有人甚至會消極地斷言中央收緊力度之猛，香港再也回不去從前。然而，如果「從前」本來就已經走歪了，就算能回去恐怕也沒有什麼意義。
猜忌與偏見 一切問題歸咎中央
我們不能不承認，香港確實是走偏了，才會讓反修例風波得以折騰一整年，使得「港獨」和激進主張成為年輕人的主要政治訴求，甚至令不少原本支持「一國兩制」的和理非們曾對危害國家安全和香港利益的根本問題視而不見，而且在旁吶喊助威。若要認真探究一切的根源，除卻因經濟問題惡化而形成愈發突顯的民生困局、又因民生困局加劇而衍生二元對立的政治矛盾，加上基於經濟、民生、政治問題交織而形成的身份認同爭議之外，香港和中央的一切衝突其實都是來自兩地之間的猜忌、偏見和不信任——當中難言誰對誰錯，因為信任的建立和破壞都是雙向的，如果香港人一直對內地缺乏信任，又有什麼理由要求中央給予香港政治信任？同樣的道理，假如中央仍然信不過香港，我們也很難積極往前走。可是，當下的香港和中央，正正陷入這樣的窘況。
若問香港對中央的猜忌、偏見和不信來自何處，除了建國初期的反右運動、大躍進社會生產運動、以及文化大革命等造成的負面印象之外，大概是伴隨殖民背景和回歸議題自然產生的焦慮與擔憂。早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從中英談判到六四事件，這兩種心理情緒已不斷反覆湧現，香港人不是擔心港元貶值、資金外流、樓價暴跌，就是擔心中共打壓、自由倒退、優越不再。直到回歸後，這種焦慮和擔憂更成為政客掛在嘴邊的口頭禪，甚至逢選必勝的必殺技，令基於焦慮和擔憂的「反對政治」，逐漸成為香港政治的主流形式。
偏偏，這種因焦慮和擔憂而形成的猜忌、偏見和不信任，不但影響了我們的政治認識，導致大家未能看清政客如何基於私利刻意扭曲民生怨氣的來源和性質，誘使普羅大眾只懂將矛頭指向中央，從而鞏固已有的猜忌、偏見和不信任，2019年的「反修例風波」甚至把香港推進百年未見的中美變局，意圖改變香港與中央的關係，走上一條與「一國兩制」背道而馳的政治道路，狠狠踐踏「一國」紅線。結果，粗魯的盲動換來的代價不可謂不沉重，中央開始積極行使「全面管治權」，先是去年授權人大常委會制訂《港區國安法》，再是今年主動操刀建立「香港特色民主選舉制度」，港人恍如大鬧天宮過後的孫悟空，被如來佛祖壓在五指山下，萬般無可奈何，而當中絕大部份和理非們就算有感「樹欲靜而風不止」，也只能眼睜睜地「被迫陪葬」。
無知與自大 漠視資本主義結構困局
可以說，因為猜忌、偏見和不信任，我們向來都把資本主義和選舉政治本來就難以解決的結構性問題，簡單且錯誤地歸咎成中央的問題。
「資本主義」的確是促使香港進入現代社會的一大功臣，也是截至目前而言最適合香港的發展模式，能夠極速放大源於生存和自利的動能，激發源源不絕的經濟潛力；不過，當這種動能被無限放縱至走向偏鋒，反會導致社會關係失去「人與人屬性」，異化為純粹利益關係的「物與物屬性」，從而扭曲經濟發展本是為人民打造美好生活的本質，導致基於利益爭奪的社會衝突成為常態。當下香港的社會結構，正正處於這種畸形狀態。
由港英殖民政府釀成的「官商共治」格局，早已導致資源分配長期傾向既得利益群體；直到回歸之後，被政務官員主導的特區政府亦仍囿於自由放任的經濟教條，以及對資本主義發展規律的錯誤認識，從來無法客觀檢視放任無為的施政舉措，更加不敢重新定義政府的經濟角色和積極作用，既未能大舉制訂推動經濟轉型的產業政策，也未能秉承分配正義原則與普羅大眾共享發展成果，令經濟結構固化、產業發展單一、欠缺新增動力、向上流動停滯、貧富懸殊嚴重，使得普羅大眾焦慮不安；即使經過1997年金融風暴和2008年金融海嘯，就算香港經濟明顯惡化、資產泡沫日漸突顯、生活品質急速下降、資源衝突愈發緊張、市民怨氣不斷累積，而且藉由政治問題持續爆發，但一眾精英仍然無視危機，反而繼續迷信「滴漏效應」，鞏固原教旨式的資本主義。
問題是，香港持續深陷「反對政治」漩渦，長年抱持猜忌、偏見和不信任，深信唯有民主普選才能解決經濟民生的不公不義，甚至把矛頭指向中央政府遲遲未能兌現香港普選承諾，大言不慚道貧富懸殊源於官商勾結，官商勾結基於缺乏普選，缺乏普選因為中央拒絕，而中央之所以拒絕則在於中央高層與香港商家形成牢不可破的管治同盟和千絲萬縷的利益結構。然而，這套說詞完全反映不少香港政客對內地政治的認識仍然只停留在過去，甚至因而忽視香港自身本就存在的利益瓜葛，而且早已成為全世界裙帶資本主義最為嚴重的經濟體。
畸型及扭曲 政客迷失「愛國」本質
只是，面對這套論述的深入民心，別說特區政府置之不理，連中央政府也沒有積極進行「解構再重構」，而是採取「河水不犯井水」的消極策略，放之任之。
最為顯而易見的問題是，儘管「一國兩制」構想者、已故中共領導人鄧小平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對「港人治港」的界定和標準，強調必須「以愛國者為主體的港人」來治理香港，並為「愛國者治港」提出基本要求——「尊重自己民族，誠心誠意擁護祖國恢復行使對香港的主權，不損害香港的繁榮和穩定」；然而，必須指出的是，此後中央不曾再為「愛國者治港」釐定明確要求，而「愛國者治港」論述也一度在中共黨代會的報告中缺位，至2007年才被時任中共總書記胡錦濤演繹成「愛國愛港人士」；直到2013年習近平接任國家主席後，翌年政改論戰期間，國務院新聞辦發布的《「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再次出現「愛國者治港」。
「愛國者治港」固然是再正常不過的基本要求，環顧世界也不可能有任何一個政體會允許公職人員忽視國家主權、罔顧國家安全、背棄國家利益。可是，在實踐「一國兩制」的過程中，也正是因為中央從未針對「愛國者治港」制訂清晰標準，亦未曾以此為原則推進「高度自治，港人治港」，才會衍生投機空間，令有些香港從政者在選舉政治當中迷失「愛國」本質。
一些民主派聲稱自己認同「一國兩制」，擁護「祖國統一」，但卻又「政治正確」地強調自己所指的「祖國」是「中華民國」而非「中華人民共和國」、認同的是「文化中國」而非「政治中國」云云，企圖藉否定中國共產黨取得政權的道德性，自欺欺人地否認其在中國執政的合法性，然後冠冕堂皇地以「反共」為由支持激進勢力「攬炒」、呼籲外國政治「制裁」——如果這就是「愛」，那可謂相當畸形的愛。
至於建制派，包括以特首林鄭月娥為首的政治和行政精英，還有五大建制政黨和親中社團組織，雖然總以「愛國愛港」自居，但所謂的「愛」似乎流於口號和表面，不時被人質疑他們「愛」的只是金錢和名利，當中更有部份並非「愛國」的「能者」，不是未能正確理解香港深層次結構矛盾，就是本身也是既得利益的一群，議政論政表現強差人意，且只懂鬥爭、不懂改革，總被市民質疑是「橡皮圖章」或「忠誠廢物」——如果這就是「愛」，那算是非常扭曲的愛。
盲目及教條 無視選舉政治制度缺陷
在猜忌、偏見和不信任因子催化下，兩大陣營似乎都無法把對國家和香港的愛，轉化成良政善治的政治效能，也都不是以「一國兩制」的利益作最大依歸，反而促使香港市民簡單地以看待「一國兩制」、中央政府、特區政府的態度，二元區分政治光譜，根本無法聚焦討論資源分配和經濟發展，而代表他們的建制和泛民在議會內也拿不出像樣的政綱和辯論，結果深層次矛盾從未妥善解決，大眾也不清楚未來發展方向，激進勢力卻愈發崛起，導致議會撕裂。
是以，不少港澳研究學者提倡，必須反思香港選舉政治缺陷，方能突破當下限制。例如上海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院長、國家高端智庫理事會理事張維為指出，香港向來借鑑西方民主，但西方民主存在四個「基因缺陷」，包括認定「人是理性的」、「權利是絕對的」、「程序是萬能的」、「資本是決定性的」，所導致的結果就是資本家得以憑藉強大資本實力左右輿論和選舉，甚至壟斷社會發展，因而造成各種不公。他又認為，西方民主制度以選票為中心，是一種「形式民主」，本質就是「從眾不從賢」，難免選出缺乏執政能力和從政經驗的政治動物，且容易產生短視政治。
可悲的是，全球所有仿傚這套政治體制的國家和地區都陸續出現政治、民生、經濟互相交織的類似問題時，大家仍然深信「西方民主選舉就是一切靈丹妙藥」，香港就是如此。張維為就此建議，香港應深刻反思不同政治制度的優劣，並把比較「民主與專政」的思維，轉化成為「良政與劣政」的思考，從而達致「良政善致」的目的，而非糾纏於教條民主制度。
毒藥定猛藥？ 撥亂反正陸續有來
有理由相信，中央也把香港這套三十年來純粹由意識形態主導的選舉政治視為香港問題的關鍵，所以需要親自出馬堵塞縱容極端勢力滋長的漏洞。
無可否認，從目前已有的方向來看，中央收緊香港選舉力度頗為猛烈，甚至可謂過於嚴苛，難怪有人感嘆這套「香港特色民主選舉制度」可能和《港區國安法》一樣，都是一劑「毒藥」，會令「一國兩制」蕩然無存。即使有分析認為，中央之所以擴大選委組成和權力，是為打破由香港商界主導的既得利益格局，但即使能夠確保將來參與「治港」的都是真誠的「愛國者」，似乎也無法保證他們都是能夠以香港整體利益而非個人私利為依歸的「能者」。
但也有人相信，《港區國安法》也好，「香港特色民主選舉制度」也罷，都是香港這場「顏色政治病」和「選舉政治病」的「猛藥」，能令香港回歸現實和理性，不讓「攬炒」成為自我實現的政治預言。目前仍未知較為溫和的「333」方案能否成為政改最終定案，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香港繼續抱持猜忌、偏見和不信任，並不會令「一國兩制」向好發展。反過頭來想，若中央銳意破壞「一國兩制」，大可宣布取消這套方針，反正在不少人眼中，當下香港也和「一國一制」無異，但中央並沒有採取如此消極的做法，而是積極參與改革香港管治的制度建設。
其中一個主調就是，打破傳統以意識形態主導的政治對壘，即不再以「建制VS泛民」區分政治勢力，藉此重塑務實從政的政治生態，令議會保持能夠促成良政善治的生命力，得以自我解決香港各種管治問題。屆時，有望造就一批能夠與中央保持有效溝通、可以超脫現有既得利益集團、得以實事求是推進公平正義的改革力量的出現，而不只是唯唯諾諾、蕭規曹隨、各懷鬼胎。
而且，值得留意的是，中央去年推出《港區國安法》這顆「超級震撼彈」之前，先是着手整肅港澳體系——在1月4日，國務院宣布任命剛卸任中共山西省委書記一個月、就任全國人大財經委員會副主任僅一星期的駱惠寧接替王志民出任香港中聯辦主任；一個半月後的2月13日，國務院再任命被視為「浙江鐵軍」的全國政協副主席兼秘書長、前浙江省委書記夏寶龍以「副國級」身份空降港澳辦主任一職，而原主任張曉明則與駱惠寧及澳門中聯辦新主任傅自應共同以「正部級」身份出任港澳辦副主任。連串舉措令早被詬病組織架構混亂、管理職能重疊、重鬥爭而輕統戰、教條理解「一國兩制」、與既得利益群體盤根錯節、對香港深層次結構矛盾缺乏認識的港澳體系，出現前所未有的人事調整和組織變革，改善了原有「三頭馬車」治港亂局。
互信需重建 一切由特區政府做起
因此，我們有理由相信，中央早已下定決心解決香港問題，除了《港區國安法》和「香港特色民主選舉制度」，其他撥亂反正措施也許陸續有來，當中包括全面檢討甚至修改《基本法》。中央也相當清楚，當年秉持和平、理性、善意、認真而促成的《基本法》，已不足以應對「一國兩制」實踐過程當中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加上當中本就存在不少制度差異和條文缺陷，再遇上兩地之間的猜忌、偏見和不信任，難免導致中央全面管治權和香港高度自治權在有機結合的過程中，不時出現無謂紛爭，撕扯着「高度自治」和「港人治港」的應有內涵，把「一國兩制」扭曲成今天這副令人嘆息的模樣——所以，中央必須透過對《基本法》的全面修改，重塑中央主導的政治權威和政治倫理。
不過，必須指出的是，當兩地充斥猜忌、偏見和不信任，「一國兩制」的走樣變形固然與選舉制度息息相關，也和《基本法》的未能與時俱進脫不了關係，但我們也不能忽視，其實不少香港經濟和民生問題全是因為以行政長官為首、由40多位政治任命官員和300多名被視為「天之驕子」的政務高官庸碌無能，未能積極作為所致。例如林鄭月娥和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年年行禮如儀發表《施政報告》和《財政預算案》，卻從未正視當今資本主義之扭曲，所以從未拿出精準有效的施政措施，更加無法透過推動「香港特色資本主義制度」的進步、秉承公義重整已被扭曲的分配結構，令人人共享發展成果。
如果在「一次分配」中，特區政府能夠藉着推動經濟轉型為社會創造更多高端好工，並為廣大打工仔建立更加合理的按勞取酬制度，那麼，貧富懸殊的問題又怎會如此嚴重？如果在「二次分配」中，特區政府積極檢討現行稅制、推動累進稅務改革、夯實社會公共資源，再藉此減輕市民在房屋、醫療、交通、教育及其他民生範疇的負擔，同時提升廣大市民的生活品質，那麼，普羅大眾又怎會感受不到更多的獲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如果有如果，如果特區政府本身就能做好「港人治港」，香港市民又怎會因為不信任港府而連帶不信任中央？
《香港01》現階段提出「重建互信」，可能會令人覺得天方夜譚、不切實際；然而，重建互信從來都不是一時三刻的事情，而是需要一段時間讓各方沉澱及消化——對於香港而言，「重建互信」的第一步必須由特區政府做起，包括一眾建制與泛民的從政精英在內，如果能夠秉承「國之大者」的情懷和擔當，好好反省「港人治港」的失敗，跳出意識形態的二元對立，重新認識「一國兩制」、致力推動社經改革，讓香港真正成為香港人安身立命之所，屆時定能向中央重新證明自治能力，以免中央事事關心、處處操勞。
上文節錄自第255期《香港01》周報（2021年3月8日）《勿讓猜忌毀了「一國兩制」 香港需成另一個「香港」》。如欲閱讀全文請按此試閱周報電子刊，瀏覽更多深度報道。
【封面報道】別讓猜忌毀了「一國兩制」 香港需成另一個「香港」
